李家忠

2015年1月18日是中国与越南建交65周年。半个多世纪来，中越关系经历了不平坦的岁月，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全力支援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基本上是大后方与前线的关系。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由于多方面原因，两国关系出现分歧和矛盾，直至彻底破裂。1991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至今。三个阶段相比，最令人怀念的还是新中国初期的那段时间，双方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员，没有边界领土争议，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可以称为中越关系的黄金时期。本文谨从几个侧面对这一时期的中越关系做一简要回顾。

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一年后，法国殖民者便对越南发动了武装入侵。越南中央领导机关被迫从首都河内转移到越北战区，领导军民进行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同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1950年1月14日，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发表文告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越南全体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为了人民的普遍利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准备与任何愿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的基础上一致合作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第二天，即1月15日，越南外长黄明鉴便照会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与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增进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交换大使。”

中方对胡志明主席的文告和越南外长的照会十分重视，正在苏联的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周恩来致越南外长的复照。照会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长黄明鉴先生：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交，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特此电复并希察照为幸。”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亲自为1950年1月19日的《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指出，“中越邦交的建立，对于东南亚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不能不是一个新的重要的鼓舞。我们深信日益密切的中越友谊，必能对中越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及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作有力的贡献。”毛主席亲自为我国同某一国家建交撰写社论，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就这样，中国成为第一个同越南建交的国家。为此，越南政府决定把1月18日定为越南的外交胜利日。

中越建交后，胡志明主席任命黄文欢为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常驻中国的代表，着手筹建大使馆。黄文欢生于1905年，早年即追随胡志明投身革命，1945年就已经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但对于如何搞外交却没有经验。当时新中国正从部队抽调一批将军级的干部，如姬鹏飞、耿飚、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准备派去担任驻外大使，并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培训班。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中方安排黄文欢也参加了这个培训班，公开的身份就说是归国华侨，化名“老蔡”。对于黄文欢的身份，中国外交部只有李克农副部长一个人知道。说到“老蔡”，还有一个插曲。1969年夏，王幼平在担任了驻挪威、罗马尼亚、柬埔寨和古巴大使之后，又出任驻越南大使，此时黄文欢已是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副主席。王大使前往拜会黄文欢时，才知道他就是当年培训班里那位归国华侨学员，故第一句话便说：“你不就是老蔡吗？”两位老战友热烈拥抱，谈得十分亲切。

学习班结束后，黄文欢住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即现在的华凤宾馆。中国外交部官员和黄文欢一起，在史家胡同物色到一个美国学校的旧址，作为越南大使馆的馆舍。有关工作人员如厨师、锅炉工、勤杂工等，全部由中国外交部代为配备，直到越方陆续从国内将有关人员配齐。按照礼宾常规，只有特命全权大使才需向国家主席呈递国书，政府代表只向外交部递交委任书就可以了。但鉴于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中方仍按照递交国书的礼仪，安排黄文欢向毛主席呈递了委任书。之后，中国外交部又帮助黄文欢同苏联和捷克驻华大使以及北京市有关部门取得了联系。

黄文欢在同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节接触时，他们多次询问为什么越南不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为什么不同中国互派大使。这使黄文欢意识到政府代表与特命全权大使的区别，他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国内。这样，1950年12月20日，国内任命黄文欢为越南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兼任驻朝鲜和蒙古大使。中方再次为他举行仪式，向毛主席呈递国书。当时越南正处于抗法战争的关键时刻，对外关系尚未打开，国内各部门同国外的联系，都通过驻华使馆办理，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黄文欢实际上成为越南驻国外的总代表。

这一年5月，越南国内指示黄文欢前去出席苏联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和5月9日捷克国庆活动。对于参加捷克国庆活动，黄文欢没有经验，便去莫斯科中国驻苏使馆要求会见王稼祥大使，请中国同志帮助介绍一些有关礼宾方面的注意事项。黄文欢对王稼祥说，据了解各国代表都要宣读贺词，为此他准备了一份贺词，并已翻译成了中文，希望中国同志帮助做些修改，并代为翻译成法文，待他到捷克后交给捷方庆祝活动筹备处。王稼祥看了黄文欢提供的中文贺词后说，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做什么修改。又说，中国大使馆没有法文特别好的干部，但可以帮助翻译成法文，打好字，让黄文欢带给捷克同志。王稼祥还请黄文欢给大使馆的主要干部做了一次报告，介绍越南形势和抗法斗争。之后又设宴款待了黄文欢。启程去捷克时，中国大使馆还派人把他送到机场。

就在中越两国建交的同时，胡志明于1950年1月30日秘密来到北京。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苏联，刘少奇便安排胡志明住在中南海。胡志明表示要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刘少奇便安排他于2月3日乘火车前往莫斯科。经过中苏越三方会谈，达成的一致意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负责援助越南的抗法斗争。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一道离开莫斯科返回北京。途中胡志明向毛泽东提起援越问题，并希望中国向越南派出顾问。毛泽东建议越方提出一个具体方案，待中方研究后做出最后决定。

中共中央研究后认为，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有责任给予支援和帮助。这也是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包围所需要的。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向越南提供无偿和无私的援助。毛泽东说：“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偿的，没有任何条件。我看凡是越南需要，就尽力提供，物资要给，军事顾问也要派。”作为援助越南的一个重要步骤，刘少奇亲自挑选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罗贵波说：“中央经过仔细考虑，并报告了毛主席，都同意让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担任我党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时间大体三个月左右。”就这样，罗贵波一行于3月9日抵达越北战区越南党中央所在地。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加紧组建援越军事顾问团，选调三野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为军事顾问团团长。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成立。79名顾问、250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率领下，于8月9日从南宁启程赴越南，12日抵达越军总部所在地高平省广渊。

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开通与中国的交通，越南党中央决定发动一场边界战役。为此，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并希望中方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和指挥。中共中央选调西南军区副司令陈赓赴越南，实地帮助越方组织和实施边界战役。陈赓于7月7日离开昆明前往越南，7月27日抵达越北越南党中央驻地会见胡志明主席。20世纪20年代，陈赓是广州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那时胡志明也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两人早已相识，这次老朋友重逢，彼此都格外高兴。9月9日，胡志明前来看望陈赓和刚刚到达越南的韦国清等军事顾问。胡志明对陈赓说：“我不是军事家，不长于此，你看准了做就行。”又说：“你放手指挥，包下这一战斗的胜利。”陈赓说：“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过打胜仗主要还靠越南的军队和人民。”战役于9月16日打响，历经一个多月，歼敌8000多人，打通了中越边界700多公里的交通线，打破了越南解放区被包围的态势。陈赓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胡志明亲自到陈赓的住地就如何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进行了长谈。陈赓提出了许多有关越军建军和作战的意见，又写了《战役胜利后的工作意见》，交给胡志明。他还应越方要求，为越军营级以上干部做了四天的战役总结报告。韦国清也就怎样打歼灭战做了长篇发言。

在准备边界战役期间，中央于9月初召罗贵波回国汇报工作。在向胡志明辞行时，胡志明再三表示希望罗贵波继续留在越南工作。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对罗贵波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周总理告诉他：“中央已经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毛主席又说：“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罗贵波于1950年12月重返越北抗法战区。

1951年2月，越南党在越北战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罗贵波和韦国清在大会主席台就座。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由印度支那共产党改为越南劳动党。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越南劳动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一切行动的指南。”不久，胡志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今后罗贵波同志作为正式成员之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此，罗贵波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答复说：“他们要你参加就参加。”此后，越南党中央政治局每周一次的例会都邀请罗贵波参加，发给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文件，也都发给罗贵波一份。如讨论军事问题，也邀请韦国清参加。罗贵波认为，这不是对他个人的信任，而是越南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因此对工作十分谨慎，每次发言都事先写好提纲，避免出现任何差错。在完成各项工作的过程中，胡志明同罗贵波、韦国清的关系非常融洽，个人感情也十分亲密。胡志明多次强调：“我们绝对信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也绝对信任中国共产党派来帮助我们的顾问同志。”1953年9月2日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的日子，越南政府决定向中国顾问团授勋。罗贵波和韦国清被授予越南的最高勋章——胡志明勋章。其他顾问也被授予不同级别的勋章。

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停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后，中共中央考虑到越南业已恢复和平的具体情况，便向越方提出，以后不再向越南派出顾问，而改为视越方的要求派遣技术专家。越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1956年4月，中国政治顾问团改为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中共中央派财政部副部长方毅为经济代表。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法军于三个月内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撤走。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罗贵波为中国首任驻越南特命全权大使，接下来在越南建立大使馆的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周总理召见罗贵波进行商讨。罗贵波向周总理请示：现在越南还没有首都，中央机关还在山沟里，是现在就去，还是等进河内后再去建立大使馆？周总理说：我们要先去建馆，没有进河内没有关系，就在山沟里建馆。这样更表示我们支持越南。罗贵波问：现在越方还没有房子，住在草棚里，怎么递交国书、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总理说，就在草棚里递交国书，举行国庆招待会，有什么不好？这样更是表示支持嘛。苏联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等进了河内以后才去建立大使馆，我们就是要在解放河内以前去。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罗贵波率大使馆班子迅速赶往越北解放区，于9月11日骑着马前往越北战区越南中央小礼堂，向胡志明主席递交了国书。越方在场的有副总理兼外长范文同、越军总司令武元甲等。罗贵波在致辞中表示：“我将尽一切力量致力于巩固和加强两国人民间兄弟般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友好，并使我们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关系日益发展。”胡志明主席在答词中说：“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定尽其所能以帮助您完成这光荣的任务。”10月1日，中国大使馆在驻地小山头上的草棚里举行了国庆招待会，胡志明主席亲临出席，气氛十分热烈友好，洋溢着中越两国之间的战斗情谊。

一周后，罗贵波大使和夫人带领大使馆人员进入河内。为了安全起见，越方安排罗大使一行与越南党中央机关一起，暂时住在原法军的一家医院。胡志明主席前来看望时用中文说：“欢迎大使同志和夫人，这里还不错。”越南外交部礼宾司曾准备将河内一家以原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阿贝萨露（Abert Sarrant）的名字命名的中学作为中国大使馆的馆舍，这所学校建筑很气派，设备也比较齐全，但罗贵波大使认为大使馆不宜占用越南的教育机构，没有接受。后来，越方又物色到法属时期阮氏王朝驻北部大臣黄仲夫的官邸，经过胡志明主席点头同意，作为中国大使馆，一直沿用至今。

过去在越北战区，越南中央领导人和中国顾问团的同志朝夕相处，又处于战争环境，彼此都不太讲究什么外交礼仪。如今进了城，建立了大使馆，一切都要逐渐步入正轨。起初双方都有些不太适应。一次，罗大使在大使馆宴请越南领导人，但当胡志明主席和长征、范文同等步行来到大使馆门前时，彼此你推我，我让你，谁都不肯走在最前面。最后是三人一起走进大使馆。

1955年的一个黄昏，胡志明的秘书武期突然从大使馆的旁门走了进来，对正在散步的大使馆同志说：“胡伯伯来了。”人们赶忙去报告罗贵波大使。胡志明则说：“没什么事，只是出来散散步，顺便看看同志们。”罗大使表示，由于河内刚刚解放，情况还比较复杂，希望胡主席多加注意，如有什么事，大使可以随时前往。胡志明说：“没有关系。”说着便和大家告别，并不肯让大使馆派车送他回主席府。

还有一次，中国第二任驻越大使何伟在大使馆宴请胡志明。餐桌上胡志明吃饭较快，不一会儿便放下了筷子，表示要到院子里走走。何伟大使马上起立，要陪同胡志明一道去院子里。但胡志明坚持要一个人去，何大使只好尊重胡志明的意见。但没过多会儿，胡志明发现脚上只穿了一只拖鞋，便又返回餐厅。大家正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胡志明走到自己的座位前，弯下腰从桌子底下取出了另一只拖鞋。虽是一件小事，却反映出当时两国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北纬17度以北的半壁江山暂时恢复了和平，人民得以在比较安稳的环境下医治战争创伤，开始新的生活。中国政府派方毅作为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代表，越方表示热烈欢迎。胡志明说，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抗法战争，越南北方完全解放。和平恢复以后，从战争转向和平时期，要做什么，怎样把越南建设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有一个正式的政府规模，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方毅同志多年从事财政经济工作，有很多好的经验，一定会毫无保留地给我们介绍中国的经验，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方毅表示，他和顾问团的同志一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胡主席领导下，尽职尽责地把工作做好，为越南的恢复和建设尽最大的努力。

方毅考虑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北方建设项目的安排顺序应当是“农、轻、重”，就是要首先抓紧农业生产的恢复并建设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轻工业。胡志明赞成这一方针，认为这切合越南的实际，便责成越南职能部门制定一个三年恢复经济计划（1955年至1958年）。

当时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要迅速修复河内至睦南关（今友谊关）的铁路。这段铁路全长176公里，原来的一米窄轨在战争期间已遭严重破坏，而中国不生产窄轨，但中方急越南之所急，便将山西省境内大同至蒲口段的铁轨全拆下来，连同机车、车辆等设备统统运到越南，并派去全套技术人员，带着帐篷、粮食、蔬菜等食品，紧张投入修复工作，仅用了四个月便于1955年2月28日将铁路全线铺通。

从1955年至1960年，中国派遣到越南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达3000多人，援建的项目200多项，如发电厂、针织厂、火柴厂、橡胶厂、碾米厂、文具厂、灯泡暖水瓶厂、卷烟厂、搪瓷厂、肥皂牙膏厂、印刷厂等，使北方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得到初步保障，摆脱了殖民统治时代只能充当外国商品市场的状态。1956年11月周恩来访问越南时，越南总理范文同在欢迎大会上说：“在和平恢复以后建设国家的事业中，越南人民不断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两年多来，中国专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勤勉地帮助越南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和发展文化。中国人民的慷慨无私和崇高的热情，使越南人民无限感激，并有力地鼓舞了正在完成革命任务的越南人民。”1963年5月刘少奇访问越南时，胡志明在河内机场致欢迎词中用四句诗来赞美当时的中越友谊：

如今方知晓，

心已早相系，

越中情谊深，

同志加兄弟。

如上所述，新中国初期的十多年是中越关系的黄金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彼此的高度信赖。时隔半个多世纪，无论是世界和地区形势，还是各自国家的情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当前中越关系总的说来仍能维持总体睦邻友好的局面，但也存在某些分歧和不稳定因素。

尽管如此，稳定周边仍然是中国总体外交中的重要战略方针。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会谈时指出：“中越互为重要邻邦和合作伙伴，两国关系60多年走过的历程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不管遇到任何问题和干扰，中越双方要朝着友好合作的道路坚定不移往前走。”

人们不会奢望中越关系再回到20世纪50年代，但期盼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共识，使中越关系得以总体稳定，不再出现大的起伏，这样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编辑 杨 琳）

（作者是中国前驻越南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