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月兰 袁武振

1978年5月，粉碎“四人帮”近两年，经过政治上批判和组织上清理，社会政治形势逐步稳定之后，现实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是继续沿着“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前进，还是在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发展道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一方面在逐步谨慎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一方面又难以摆脱毛泽东晚年的模式与影响。特别是关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提法，影响了正常政治生活的恢复。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的强烈反对。

中国社会发展处在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两种主张的激烈交锋最终引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初夏，在胡耀邦的组织下，先于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揭开了催生新时期发展的大讨论的序幕。

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后16年磨难的习仲勋，虽然对毛泽东充满崇敬，但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义无反顾地坚定站在真理的一边，是全国最早一批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的省级领导人。

《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的文章发表后，《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于12日和13日予以转载。对这篇文章，各方面存在着不同认识和意见分歧。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有的认为文章非常好，切中时弊；有的则认为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由此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种党内思想极不统一的情况下，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2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从理论上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和疑问，堪称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姊妹篇。

习仲勋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深刻地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切关注着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展情况。6月30日，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指出：“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读，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习仲勋说的确实如此，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早已论述清楚的问题。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使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当时关系全局发展的大问题，不认真对待，正确解决，许多事情都无法继续向前迈进。当时正在召开的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就遇到这种情况。

1978年6月底7月初，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批判教育战线上“左”的错误，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经验”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个从1974年开始在广东省总结推广的教育革命经验，自觉不自觉地坚持“左”的思路，提出要学生“读书务农”，要“把学校办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从而抹杀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尤其是提出“一批二干出人才”的错误观点，所谓“批”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路线；“干”就是大办农场，搞劳动，其实质是以“两个估计”（即1971年中央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一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二是在教育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出发点，曲解毛泽东关于主学与兼学的关系，与党历来提倡的教育方针是相悖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经毛泽东圈阅过的，由“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就无法改正，屯昌经验仍然只能说是“正确”的。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执不下。7月4日，习仲勋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他客观分析了“屯昌教育经验”，指出这是“左”的错误思想的产物，同时认为屯昌经验与“四人帮”搞的“朝农经验”不同，不能说是黑样板，但其实质是以“两个估计”为出发点的，所以是错误的。不是说今后学校一点劳动都不搞，必要的时候也要到农村、工厂去劳动，但不能把学校搞成农场，搞成生产队。那样，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就学不好，就会影响人才的培养，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他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推广屯昌经验的后果来看，也是不好的。”同时，他明确指出，“屯昌教育革命经验是省委总结、推广的，责任在省委，不在屯昌的同志。”习仲勋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分清是非又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后来，习仲勋在1979年8月21日广东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回顾这一段工作时说，1978年“七月开展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当时没有部署基层也开展讨论，但对省委领导来说，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用实践来检验，使我们在重大决策、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等方面，都有了进步，作用是很大的”。

1978年9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在广州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习仲勋在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马列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都有过明确论述。现在，弄清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对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对于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习仲勋和与会者一起，联系广东的实际，用实践标准总结新中国成立29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前，广东农业发展比较快，粮食增长速度和人均粮食产量都比较高，鱼肉禽蛋、水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比较充裕，主要是坚持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保留少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工副业，注重关心群众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动辄给干部群众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鼓吹要“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甚至将广大农民当作“小生产者”对待，肆意侵犯和损害农民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广东农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倒退现象。

这次学习讨论会，带动全省陆续开展了讨论，对解放全省干部、群众思想，实事求是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9月20日，《人民日报》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进步伐”为题，报道了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这次学习会。导语说，广东召开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会，联系实际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要实践意义的问题。这是见诸报端的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第三位省级领导人。

这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不太明朗”，《红旗》杂志迟迟没有表态。后来，习仲勋在1979年3月12日广东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我表态早点，我们也进行了讨论，当时也发了通知，要下面讨论，但这个讨论没展开，搞得不好。就算这样也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跟‘两个凡是’对着干的。党内有同志讲，凡是毛主席决定了的，凡是毛主席说了的，或者毛主席画了圈圈的，今后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不能改动，这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发展了。毛主席健在的时候经常教育我们，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按‘两个凡是’办，毛泽东思想不就停止了吗？就像林彪所说的到了‘顶峰’了吗？没有的，还是要发展的。如果不发展毛泽东思想，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那我们就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

习仲勋这段话，说明了当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之时，尽管当时习仲勋复出不久，但他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在原则问题上勇敢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直言不讳，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气概。

这次学习会后，习仲勋要求广东各地联系实际，广泛开展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随即召开理论学习座谈会，部署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0月，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广东省委党校先后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加以报道。10月5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十分重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冲破禁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也打不好，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就肃清不了，更谈不上探讨新的问题，也谈不上安定团结，大干快上。”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由理论界扩大到地、市、县领导机关。各级领导班子结合整风，联系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习仲勋在1979年3月12日广东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上讲话，总结真理标准讨论时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表态早点，不但表态，而且组织大家讨论，不仅省委讨论、省委常委讨论，而且下面的干部、群众也参加讨论。”这样，在广东就较好地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出现了思想比较活跃的局面。

中山县委1978年10月召开了两天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会，县委常委和部、委、办、公社、镇党委的60余位负责人参加。县委常委带头发言，与会者思想活跃。会后，这种讨论会很快推广到公社及生产大队，到1979年2月，全县共开各种讨论会598次，有近6万人参加。通过讨论，干部解放了思想，不但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的框框，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大胆推行承包责任制。同时，还为60多个被批判的所谓“暴发户”、“庄园主”和“黑旗手”平了反，实际上支持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在广东，像中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然而，学习讨论的发展也不完全平衡。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有少数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模糊认识，个别人甚至有抵触情绪，表示怀疑和不理解。也有些单位对这个讨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与己无关，没有用处。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1979年6月10日在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明确提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许多地方还要补上这一课。”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深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不仅领导机关要搞，基层也要搞，讨论一定要强调结合实际，不要泛泛而谈，才能讨论得生动、深入，真正有所收获。他还指示《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海南日报》等党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或社论，阐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管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于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这样，我们才能敢于独立思考，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敢想、敢说、敢做，才能生气勃勃。

之后，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精神，《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基层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很有必要》和社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定要深入下去》，《广州日报》发表社论《端正思想路线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保证》和评论员文章《解放思想立志改革》，《海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等等。

这次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活动，取得了很好成效。习仲勋还领导广东省委把这一活动引入到全省的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和全省农田基本建设等会议中，要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他还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必须和深入实践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意见。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光在机关、会议上争论，是不能真正统一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在实践中辨明是非，统一认识。”

这场学习讨论和补课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习仲勋后来在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和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分别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我们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解决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使我们各项工作重新走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是一场意义极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我们端正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对于促进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习仲勋当年领导广东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印象十分深刻。后来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在《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一文中说，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广东省经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摆脱了长期受“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解放了思想，分清了路线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编辑 王 兵）

（作者分别是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西安邮电大学教授、党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