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莹

孤儿有爸妈吗？

废话！有爸妈的孩子还能被称为孤儿吗？

那么这些孩子有家吗？

这个……他们的家应该就是福利院吧？

上述对话是不是很具有代表性？在常人眼里，“孤儿”就是没有父母以孤儿院或者福利院为生活圈的孩子。

如果我此时告诉您，其实，这个理解并不一定对，您会不会跟我急眼：“什么？孤儿哪会有家有父母？你给我找个活例子。”

别急，还真有，他们的“家”，在北京顺义区后沙峪的一个居民小区内。

一

阳春三月的北京虽然阳光明媚，但也乍暖还寒。笔者陪同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到顺义区一个普通小区一户居民家中。敲开门，一名微胖的中年妇女正系着围裙在厨房洗菜切菜。

这是一个普通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家具陈设很简单，但也够温馨。地上一排五颜六色的大小鞋子，墙角还有两只书包和一些儿童玩具。

“你们给请的阿姨（保姆）？” 笔者小声问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哪有，就是这些孩子的母亲。”同行的工作人员拉了一下笔者的衣袖，轻声道。

“那，孩子他爹呢？”可能是惊讶了，笔者的声音不由的高了几度。

“去接孩子们放学，这点儿也快回来了。”中年妇女估计是听见我们的声音了，用夹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回答我们。

坐下来歇了会儿，门被哧啦一声推开了，一阵喧闹的声音伴随着几个高矮不一的孩子一起涌进客厅。原来，爸爸带着孩子们回来了。

9岁的志君上小学二年级，下身瘫痪的他借助一把几公斤重的扶手椅，噌地扶稳站了起来。用他塌陷的吃不住力的脚，一点点朝卧室挪去。3岁的小妹小洁看到党志君回家，叽叽喳喳走过去，帮哥哥拿书包，她的小碎步比哥哥快，几步到了卧室。

“哇！好香啊！”“妈妈，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几个孩子跑向厨房，围着“妈妈”叽喳开了。

“好吃的猪肉炖粉条哦，这是妈妈最拿手的。”

下午6时，天刚擦黑，夫妻俩做好一桌饭菜，五个孩子排着队去卫生间洗手，然后端坐在餐桌旁等爸爸妈妈吃饭。

饭后，爸爸宋维良将孩子们哄到房间讲故事做游戏，妈妈于淑香边收拾桌子边和笔者聊起来。她和宋维良是结发夫妻，但这些孩子，无一是她亲生的，她的亲生儿子在东北老家上班。

2006年夏，在黑龙江大庆一家饭店做面点师的于淑香听到亲友说，北京有孤儿需要照顾，要招几个全职爸妈。向来疼爱孩子的于淑香与丈夫商量后，决定来北京试试。

当年10月，他们将读高二的儿子托付给奶奶照顾，坐火车来到北京。

于淑香夫妇来到北京顺义一小区。

夫妻俩到小区后，三个大小便失禁、不能走路的孤儿向他们仰起稚嫩的小脸。“多好的孩子，我想照顾他们。”于淑香了丈夫的衣角。

夫妻俩经过面试，顺利成为三个孤儿的爸爸妈妈。

二

其实那时候，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尚未成立，前身是一个帮助全国范围的残障孤儿治疗、康复和社会融入训练的护养机构。

这种寄宿家庭模式有个响亮的名字“给孤儿一个家”。基金会的初衷也很简单：通过社会化的方式，解决3岁以上的病残孤儿融入家庭和社会的难题，这是机构的使命和终极目标。

现任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称，“给孤儿一个家”（教育寄宿家庭模式）是春苗基金会的一个重要项目。“针对3岁以下的孤儿，我们设置了‘小婴儿之家，护工全天候照顾孩子;但是3岁以上的孩子有心理和情感需要，为融入社会打基础，于是我们设置了教育寄宿家庭模式，设置了学习中心……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社会中生活，为走进真正的家庭作准备。”

为增强孤儿们融入社会的能力，春苗设计了到消防局上消防课、超市购物等体验活动。而随着项目的深入，一些商场、旅游景区、度假区也加入到志愿行列中，他们用提供场地、派员工志愿服务等方式，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3月21日，春苗护养的30多名孤儿在爸妈和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北京怀柔区雁栖湖风景度假区的顶秀美泉小镇，开始愉快的户外嬉戏活动。

“给孤儿一个家”项目负责人金涛说，由于条件限制，这些家庭的孩子一般很少能够参加这样集体的户外嬉戏活动，他们有的靠轮椅代步，有的只能抱着，剩下的就算是胳膊腿都齐全，但身体有其他缺陷，因此很少走出去，跟其他同龄孩子一起玩耍。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走进大自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奢望。

“他们就像是个大家庭。”

在接下来短短两个半小时的活动中，笔者算是真正体验到“大家庭”的氛围了。现场6个家庭、30个孩子和6对父母，还有十多名志愿者，以及度假区的工作人员，几十个男女老少在雁栖湖畔参观游览，欢笑声此起彼伏。

“你如果走进这些孩子们会发现，他们一点儿也不像孤儿。”金涛说。确实，现场的每个家庭都将“互帮互助”“奋勇当先”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坐观光小火车游览度假区时，上车下车都是大孩子帮着父母搀抱小孩子，腿脚灵便的帮助坐轮椅的兄弟姐妹上下车。孩子们手持度假区的“护照”，一个个争先恐后跟着父母们去指定地点盖章，还相互比拼谁盖的章最多……

放风筝的环节更是乐趣多多，除了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的孩子外，其他孩子都是和志愿者“争先恐后”比赛谁的风筝放得高、没挂树上或栽到河里。呼啦——笔者眼前掠过一道灰影，定睛一看，唇腭裂患儿小伟正一边奔跑一边快速放线，将一只老鹰的风筝放上天空;而另一边，因患病而导致下肢弯曲的小玲，奋力拄着双拐，一步三“跨”摇摇晃晃地追着摇摇欲坠的风筝。志愿者小陈小跑着上前欲帮忙，被小玲笑着拒绝了：“阿姨，我能行。”

崔澜馨介绍，截至目前，项目组在顺义某小区共设置6个家庭，每个家庭所聘用的爸爸妈妈养4-6个孩子。“我们每月支付爸爸妈妈共2600元补助，孩子吃喝拉撒租房等等由基金会承担。为了更接近现实生活，我们鼓励爸爸妈妈中的一人外出工作，但不能长期离家，要让孩子从小知道父母的角色，要赚钱养家，用劳动创造价值是一份责任。”

三

金涛告诉笔者，别看目前有6个家庭，当初来基金会应聘父母的不下30人，但最终也只录取了6对。说起要求，还真有点高：首先必须是正式夫妻，小情侣等没领结婚证的不行，离婚单身的也不行，这主要考虑到要照顾到夫妻双方的感情和伦理，哪个做丈夫做妻子的也不愿意另一半因为职业原因，与一个不相识的异性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吧？其次是需要有育儿经验的，就是要生过孩子、亲手抚养过孩子的，长期在外打工将子女留守家中的不予考虑：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关心，谁相信他们会关心照顾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病残孩子？另外身体健康、年龄等等也是考虑要素。

不过金涛话锋一转，说道：“上面这些条件看似苛刻，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爱心，爱孩子们。这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有爱的职业。职业的专业性是相对机械的，稍加培训都能做到专业，但是爱心是无法培训的，这是一种先天情感。”

是的，整天面对着几个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行动不便等各种缺陷的孩子，若是没有爱心和耐心，很难将这份工作坚持下去的。每月2600元的“工资”，在北京这座高物价的城市根本不算什么，靠这工资挣钱几乎是做白日梦。

当然，与照顾孩子的苦乐甘甜相比，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几乎没有，不被理解也是正常的。

2009年，于淑香唯一的亲生儿子在东北老家结婚了。放下儿子的电话，于淑香夫妇一直合计，“咱俩要照顾5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儿子结婚是要回去，但这些孩子咋办呢？”

最后俩人决定，于淑香一人回家参加儿子的婚礼。

东北老家的婚礼上，儿子媳妇拜父母时，于淑香慌了神。这让不明情况的亲友不理解，“亲儿子结婚，他爸都不回来，还是爹吗？他爹咋能这样啊。”

好半天，她当着全场，说出一句话，“不是爸爸不回来参加儿子的婚礼……是爸爸回不来，爸爸要照顾5个孩子，孩子们需要爸爸。”

于淑香掏出一张全家福。全家福是于淑香夫妇与5个孤儿的合照，7个人紧紧地凑在一起，对着镜头直乐。

全场安静了。

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是快乐的，这些年来，再苦再累，她都没掉过眼泪，但是，在与7岁的“女儿”小娜挥手告别的那一天，坚强的她哭成了泪人。

2011年7月3日，党依娜被美国夫妇抱养。

于淑香得知消息后“天要塌了”，“那是我的女儿啊，就这样飞了……”小娜被送走后，于淑香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茶饭不思，很快病倒住院了。

与于淑香类似“遭遇”的还有她的老乡桓青香，那次打击差点让她“辞职”。

2013年1月，桓青香三岁的“儿子”小布丁因先天性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了。

桓青香看着小布丁的遗体被盖上白布推出抢救室，脑子一片空白，整个人瘫坐在走廊上。“凭什么呀？这么可爱乖巧黏人的孩子，凭什么就‘走了呢……”

“我不干了！”回到家，桓青香哭着撂下一句话。丈夫刘峰劝她，要是就这么辞职了，这些孩子们咋办？这才把妻子劝住了。

“爸爸妈妈照顾孤儿，倾注了他们大量心血。”崔澜馨说，对于孤儿家庭的爸爸妈妈来说，最难受的就是“和孩子分别”的时候，“好多家长明知道孩子被社会领养是好事儿，但照顾几年，毕竟有感情了。”

针对孤儿家庭爸爸妈妈可能面临的情绪等心理问题，基金会派心理咨询师定期给爸爸妈妈们进行心理疏导。

“离别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也是不小的痛苦吧？有没有心理咨询师定期给孩子进行心理疏导？”笔者问。

“其实离开‘家庭进入到正式的收养家庭，这些孩子一般不需要进行太多的心理疏导。因为我们会在这些孩子懂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些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也不是你的亲生兄弟姐妹，将来你们要进入一个和这儿一样温暖的家庭，同样爱你们的养父母。等于说，孩子从小就知道了自己孤儿的身份，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不舍。”金涛说。

这么做会不会对孩子们来说“残忍”了点？就笔者知道的而言，大多数家庭为了避免收养的孤儿因身份问题敏感自卑，都选择避而不谈。以“爱”为宗旨的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为何要对这些孤儿身份如此坦诚相告？

“你现在告诉他，不是伤害他，而是在帮他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周围的社会，而会不因为将来有一天知道真相，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和不适应。一般来说，年龄小的时候接受能力都比较强，而年龄稍大些，比如十几岁二十几岁，可能会因为对社会的认知，导致无法接受自己是孤儿身份的事实，可能会长期陷入自卑敏感对抗等消极情绪，不能自拔，最后很容易走极端引发悲剧。打个比方，接种疫苗打针的时候疼不疼？疼，但那只是小疼痛。如果为了不接受这点小疼痛，将来发病了，天天打针输液甚至动手术，哪个更疼？”金涛侧着脑袋问笔者。

原来，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

十多年来，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与河南、内蒙古、山西、河北等40多个福利院合作，一共助养了超过1900名孤残儿童。“我们希望推动‘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希望社会有更多的关注孤残儿童的社会救助项目，通过民间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崔澜馨说，如果未来社会福利真的实现社会化了，春苗基金会将承担“技术输出”角色，“我们可以为福利院，以及儿童福利机构提供专业技术培训，真正从孩子需求出发，让孩子们更容易融入社会。”

（文中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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