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融

我们从十八梯的半中腰转入一条狭窄得像隧道的街路，清真寺巷，二十年前所见的陈古而冷静的重庆又呈现在我的面前了。走不数分钟，对面横着一道砖墙，墙右凿着一道矮矮的，只可容两个人并肩进去的小门，门额上有四个黯黑而已就剥落的金字：“清真古寺”。进门越过一个小天井，便是一道门楼式样很古的二门。二门以内是一所大院落，大殿就在正对面，两边有配房。我们刚一跨上大殿阶沿，便遇着丁老阿訇率领着几个青年的阿訇拜毕下殿。我们略与招呼一下，就冲向殿左一道半掩的房门。泽民兄走在前面，他把门推开往里一看，便即告诉我道：“在礼拜呢。”于是我就住了脚，等候不到一二分钟，门里即显出了王阿訇笑容可掬的脸。

“请进来，请进来，里边儿坐。”他用很悦耳的北方口音说。

进门是一个斗室，只有一张小条桌，地下炉子上正炖着一锅牛肉。另外一道门上挂着门帘，王阿訇揭着门帘让我们进去。这是一间长狭的屋子，左边靠墙放着一张大旧式床，床后沿壁都是用篦笆护着的。右边靠壁安了一张长桌，光线是从桌旁一堵新开的小玻窗射进的，桌上摊着两三本阿拉伯文的《可兰经》，铺着一张还未写完的稿纸，上面是钢笔写的密密的蝇头细字。这桌与床之间，只能容得一把小靠椅——这就是王阿訇从事他那成千累万人期待着的译经工作的工作室和寝室。

王阿訇我是见过一面的，只不曾仔细打量过他，也未和他交谈过。这天是经白泽民兄先向我约略介绍过一下他的生平，所以我来时就怀着一番敬意，同时也杂着一点好奇心;因而也就特别注意到他的举止和言说。

他生着一张狭长而肥胖的脸，脑部特别发达，前脑部隆起，形成一个宽广的额头，很像画里的寿星，由此可见他有过人的聪明。两耳虽不算十分肥大，鼻准却生得很丰隆，上唇微须已显着苍白，短发也是疏疏的。躯干不高，却雄健而壮大，一望就可断言其为北方人。他面目的黧黑，告诉了我们他的饱经风霜与变故。从言谈上觉得他相当幽默，从神采上看出他颇富奇傲之气。

他的译经工作是按着定程进行的。每四日必须完成一卷，日中若遇耽搁，夜间即工作到中夜也要完结他一日所预定的程限。这种工作精神我实在自愧不及。

“我明天请客，我请客总是早早儿准备的。”他觉得我们在留意他那炖牛肉的锅，便这样解说。

“你请客既不是今天，那我们可以一道出去吃小馆儿吧？”泽民不肯放过机会，立即向他这样邀约。

“好吧，我们小人物就吃小馆儿去！”

于是我们就一同步行到天官街国武饭店去晚餐。途间我就把我们想提议组织“西北旅行剧团”的意思告诉他，他感到很兴奋，他觉得在这民族抗战的大时代里，每个国民都应该尽他的本分，除了答应我们在教义上可作我们的顾问外，还可提供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有关教义的种种材料。泽民趁着高兴请他在次日欢迎唐柯三先生席上作一演说。他慨然应允。我们在饭后又谈了好久才散。临行并约定次日开会前与宋之的及王苹两先生见面，谈编演戏剧时应注意的各点。

王阿訇静斋是天津人，曾在东四省及平津一带掌教多年。又曾本苦学精神，历游埃及、土耳其、阿拉伯、印度各国，于阿拉伯文及波斯文都有深湛的研究，丝毫不自满，时时以精进所学为念。曾以普通文言翻译《可兰经》行世，但自以因迁就原文，语多不畅为病，现又用白话从事重译，以期人人都能懂得。并拟另外翻译两种，一用文言，一用历来各掌教所用的文体，名经堂语，期用各本参证，以得真义。其用心可谓坚苦之极。

因为他在北方的名望就很好，曾惹起日本人的注意。但是，势诱威胁都不能使他动摇，他就辗转逃到郑州，和时子周先生等发起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的组织，又经许多艰难，才逃到了四川。他办的《伊光》杂志，除发扬教义外，同时也宣传抗战，连在重庆复刊各期已出到将近百期，也足以见他坚忍不拔毅力。

他在欢迎唐柯三先生大会上所作的演说，颇足表现出他的风趣。现在把来略记于此，以为这篇印象记的结束：

“说起爱教与爱国须并重的问题，”王阿訇从容不迫地说，“使我回忆到十余年前的事。当我和一个同伴到了波赛的时候，当地警察就来告知我们，说每人须备有二十金镑才许上岸。我们两个精穷的人，身边那时一共却只有一十四镑，当即动以回教之谊，请他们通融。他们说：‘你们是回教人，不错，我们很欢迎，可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却规定着非有二十镑钱不准上岸。我们又再三央求他们去向他们的上司商量，侥幸终于得到了登岸的许可。在埃及住了一年后，我们又旅行到土耳其，在土国住了一个短时期后，又复回到埃及;这次我是一个人，而且身边只余存四镑钱，不特没有被准许上岸，并且还被派警察严密地监视着，那怕我们礼拜时还是共同在一处礼拜，而且我有时也还领拜。如此地被禁在船上，整有五天之久。到处都有慈良的人，这点是我们足以安慰的，竟有人出了二十金镑，以使我恢复自由并得在埃及登岸。

诸位，你们看，埃及是回教人统治着的国家，我们仅仅拿回教人的资格到那里，就享受不到他们国民所应享受的权利;可是，在我们出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毫不留难地给我们的护照和给予了我们以许多旅行上的便利：这可见我们的宗教是应当爱的，然而，我们的祖国也一样地应当爱护啊。”

二八·三·廿五，于北碚

（原载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第612期，1939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