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莎

（云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鲜切花是指从植物体上剪取的具有观赏价值并带有一定长度茎枝的花朵。云南省超过60%的鲜切花产量来源于分散经营的花农，花农选择的鲜切花品种十分集中，以种植月季的花农为例，其选择的品种高度集中在卡罗拉、黑魔术与影星3 个品种。虽然与老品种相比，新品种的市场竞争较小、市场价格也较高，但是大多数云南花农不愿意引进新品种，不少花农几乎没有改变或更新过鲜切花品种。张媛等[1]指出，云南省鲜切花品种普遍都为国外已过保护期而不需交纳任何费用的品种，个别花卉企业虽然积极推广新品种，但因新品种的市场风险较高，推广面积非常有限。虽然一定程度的品种趋同可以减少经营风险与成本、有利于扩大种植规模，但是过度的品种集中会导致同类商品之间的过度竞争，也容易导致市场供给与需求失衡，增加市场价格风险，进而提高花农的生产经营风险，在整体上也制约了云南鲜切花产业的稳定性与长期发展。因此，探索影响云南花农鲜切花品种选择的因素，对于优化鲜切花种植的品种结构，进而促进云南鲜切花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许多研究[2]都认为，农户资源禀赋是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程杰和武拉平[3]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云南和广东两省花农种植行为后发现，户主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收入水平以及种植业投入是影响农户花卉种植的重要因素。基于现有研究，笔者从农户资源禀赋角度，运用对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晋宁县与通海县的调研数据，构建花农选择鲜切花品种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农户资源禀赋对云南花农选择鲜切花品种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晋宁县与通海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经营主体以分散的花农为主。笔者于2013年1月对这2个县进行实地调研。调研采用分层抽样法，晋宁县选取昆阳镇、新街乡与上蒜乡，通海县选取四街镇、杨广镇与河西镇，这3个乡镇的鲜切花产量占通海县鲜切花产量的50%以上；每个镇分别选取3个村，其鲜切花产量占各镇鲜切花产量的20%以上；共调查540户花农，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523份（通海县问卷264份，晋宁县问卷259份），有效问卷比例为96.85%。

1.2 变量选择

借鉴胡初枝等[4]对农户资源禀赋的界定，笔者将农户资源禀赋定义为农户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所拥有的、包括了天然所有的及其后天所获得的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要素、能力和条件。根据资源的属性特征与相关研究，将农户资源禀赋划分为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资源、社会网络资源及家庭财富资源5个部分，并分别选择相应的指标作为分析模型的解释变量（表1）。

1）自然资源。由于云南鲜花主产区各县的气候都比较相近，适宜鲜花生产且都为传统农业生产大县，农业生产供水设施也都比较完善，因此没有将农业生产灌溉条件与气候作为考察指标。同时，由于花农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积存在较大差异，因而选择土地面积作为自然资源考察指标，具体指花农实际种植鲜切花的土地面积，包括其承包和租赁的土地。此外，自然环境决定了农户种植鲜切花的区域位置，而种植区到专业市场的距离是影响鲜花运输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将种植地到专业市场的距离也作为自然资源的考察指标。

2）劳动力资源。主要是指参与鲜花生产经营的花农家庭劳动力，不包括花农家庭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也不包括花农雇佣的从事鲜花生产的劳动力，其考察指标为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其平均年龄。

3）人力资本资源。其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户主是花农生产经营的主要决策者与组织者，而教育程度是影响其知识与技能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采用户主（组织者）的年龄、教育年限与健康状况来衡量花农家庭具有的人力资本资源。

4）人际网络资源。由于人际网络主要是依靠与亲戚和朋友的关系构建，而我国农户生产经营中存在明显的熟人效应，因此，以种植同一品种的亲朋好友人数衡量花农的人际网络资源。同时，由于具有自行销售经验的农户在销售过程中认识更多的鲜花经纪人与花卉批发企业，人际网络资源更丰富，因此将自行销售经验作为考察人际网络资源的指标。此外，种植鲜切花年限越长，花农积累的人际网络资源就越多，因此将花农种植鲜切花年限也作为考察指标。

5）家庭财富资源。家庭财富资源是花农资金的来源，反映了花农在资金投入能力上的差异性。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主要指农业生产的硬件设施及农机设备，其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不仅反映了花农的生产条件与技术水平，也反映了花农的财富水平。因此，选择花农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来衡量花农的家庭财富资源。

对于模型的因变量选择，基于云南花农鲜切花品种的层次关系确定。第一个层次为大品种，主要为月季、非洲菊、百合、康乃馨及洋桔梗；第二个层次为大品种下的小品种，如月季的小品种卡罗拉、黑魔术、影星、假日公主、玛丽亚、秀山红等。由于月季的种植面积超过了云南鲜切花种植总面积的40%，因此选择月季作为花农选择的大品种，分析时将月季品种划分为老三样（卡罗拉、黑魔术与影星）、新四样（维西利亚、假日公主、玛丽亚和芬得拉）、国产新品种和其他品种4类。

表1 花农选择鲜切花品种的影响因素模型变量Table 1 Variables of fresh cut flower variety selection of flower farmers

1.3 模型构建

定义为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其表达式为：

式中，xi为花农选择鲜切花品种的影响因素变量，β为待估计参数，μ＊i为随机变量。以yi表示花农对鲜切花品种的选择结果，其可能的取值分别为1、2、3、4，则有：

式中，C1、C2、C3和C4分别为待估计的y＊i临界值。设μ＊i的分布函数为F（x），可以得到yi取不同值的概率分别为：

对上式进行回归，即可得到（1）式中的β，进而实现对（1）式的估计。

2 结果与分析

采用极大似然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表2）得出，花农选择鲜切花品种影响因素模型的LR 指数概率为0.003 5，在5%水平显著，表明回归模型总体显著。从表2看出，对于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按照显著性程度从大到小（检验概率从小到大）排序依次为种植面积（x1）、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x11）、组织者的教育年限（x6）、组织者健康状况（x7）、组织者年龄（x5）。

表2 花农选择鲜切花品种的影响因素模型估计Table 2 Model estimation of factors to influence flower farmers’choice of fresh cut flower variety

各变量对花农选择鲜切花品种的影响如下。

1）种植面积。该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说明，种植面积越大，花农选择新品种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花农种植面积的扩大有利于鲜切花品种的改变与更新。究其原因，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大，花农的生产经营风险也不断增大，为了分散生产经营风险，花农可能通过种植多品种来分散风险，因而种植面积大的花农选择新品种的可能性更大。

2）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该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说明，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越大，花农选择新品种的可能性越小。该结果与预期相悖，理论上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越大，花农的生产经营能力与抗风险能力越强，追求利润的意愿越强，进而引进新品种的意愿也就越强。对此，可能的原因在于，当花农种植多个鲜切花品种时，分析时以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界定花农选择的品种类型，因此，这一结果仅能说明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大的花农倾向于选择老品种，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老品种类型的销售渠道与市场需求量更稳定，种植一定面积的老品种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风险。

3）组织者（户主）。组织者的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与年龄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与花农选择新品种的倾向均呈负相关。教育年限长、健康状况好的组织者在生产经营中具有比较优势，但其收入主要来源于鲜切花种植，对种植收益具有更高的依赖性，因而对风险更加敏感，引进新品种的意愿反而更弱。这也间接表明，老品种较稳定的销售渠道与营销网络对花农选择新品种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对于没有种植经验的花农，其很难评估新品种的生产经营风险，结合现实情况看，大多数云南花农属于风险规避型农户，并不愿意尝试改种新品种。此外，年龄较大的花农倾向于种植老品种，说明此类花农倾向于选择自身已经具有种植与销售经验的老品种，防范风险的意识较强。

3 结论与建议

农户资源禀赋是云南花农选择鲜切花品种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种植面积越大，花农选择鲜切花新品种的可能性越大；花农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越大，其选择新品种的可能性越小；组织者（户主）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其选择新品种的可能性越小；组织者健康状况越好，其选择新品种的可能性越小；组织者年龄越大，其选择新品种的可能性越小。基于此，从农户资源禀赋角度构建优化云南花农鲜切花种植品种结构的有效路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加强土地流转，为云南花农创造更好的土地租赁条件，不仅有利于促进云南花农扩大鲜切花种植规模，而且有利于花农鲜切花种植的品种结构优化。2）提高云南花农防范与抵御生产经营风险的能力、降低新品种的生产经营风险并建立和完善新品种的销售渠道，有利于云南花农引进新品种，进而优化鲜切花种植的品种结构。3）在鲜切花新品种推广中高度重视组织者（户主），加强对组织者的宣传，提高组织者对新品种的认知，加强与组织者的交流沟通，及时全面地了解组织者对引进新品种的顾虑与困难，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推广和扶持措施，积极促进云南花农鲜切花种植的品种结构优化。

[1]张 媛，支 玲，许守任，等.云南省花农花卉新品种种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林业调查规划，2012（4）：128－131.

[2]蔡 键，唐 忠.要素流动、农户资源禀赋与农业技术采纳：文献回顾与理论解释[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4）：19－22.

[3]程 杰，武拉平.花卉生产状况及花农行为决策分析——来自云南、广东两省的调查[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31－37.

[4]胡初枝，黄贤金，万 鹏，等.农户资源禀赋对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农户调查的分析[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