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 肖鹏飞

摘要   宋代文人治国，兼容佛、道的儒家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想，书法等文学艺术思想也明显受其影响，宋人论书往往“论述及人”、重“书卷气”，以“平淡美”为旨归。米芾与苏轼、黄庭坚同为宋代尚意书风的领军人物，但米芾的书学思想却与时代多有不合之处，只有从书法艺术的自身发展规律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米芾的书学思想，我们才能寻找到它的合规律性。

关键词：米芾  书学思想  主流性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尚态”，每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都会留下时代的印记，就北宋书法的主体特征而言，尚意书风是主流，也是宋代书法在书法史中的标志。尚意书风及其思想的主旨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代表人物主要有苏轼、黄庭坚、米芾三家，他们以意为书、以韵为美，在尚意书风中引领潮流，他们的书学思想也影响到了北宋的中后期及整个南宋时期。

虽然同为宋代尚意书风的领军人物，但米芾的书学思想却与苏轼、黄庭坚以及同时代的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社会文化生活角度来考察，苏、黄等人站在了主流一面，而米芾却有些不合时流;从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角度来考察，米芾的书学思想有其符合规律性，但书法毕竟是文化的产物，不能脱离时代和文化而孤立地存在着。

一  北宋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主流书学思想

在文人化的宋代社会，兼容了道、佛的儒家思想是当时社会的正统文化思想，以儒家美学思想为核心的宋代文艺思想，构成了宋代书学思想的主流。

1  书法批评的“论述及人”与“书卷气”

“论述及人”。“古之人率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书之“传”与“不传”关键决定于书家的品德，欧阳修在书法批评中很早就开始关注书品与人品关系问题。苏轼、黄庭坚基本继承了欧阳修的书法批评思想，苏轼认为“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即如是。

“书卷气”。黄庭坚的书法批评十分强调书家的学问与修养问题，《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芋芋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书卷气”指向的是书家的学问修养和精神气格，与此同时，还指向书家的胸次。黄庭坚《书缯卷后》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

很显然，“论书及人”“书卷气”的思想根源在儒家，批评的内容已经撇开了具体的书写技巧，而指向书家的品德和学养。这两种批评方式在书法史中都已演化成为书法批评的传统方式。

2  北宋书学的思想方法表现为儒、释、道互释模式

宋代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儒、道、释思想都能得到充分地发展的空间，在思想方法上、在对待人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上，具有儒、释、道互释的特点，所以，宋代论书或崇尚道家的自然，或运用禅家的比喻，或尊崇儒家的正脈，亦或兼容之，都随各自的人生境遇、志趣爱好而为之。

北宋的主流书学思想在理论上可导源于欧阳修，在对待书法的态度上，欧阳修提倡“学书为乐”，在书法的批评问题上，欧阳修主张“评述及人”，两种主张在思想上一个比较贴近佛家和道家思想，另一个则是对儒家艺术观的继承与发扬。应该说，宋代书学思想“进儒退道，日用为禅”的构建模式始自欧阳修。欧阳修的书学思想表现为儒道结合模式，倡导修身与闲适;苏轼与乃师欧阳修类似，儒道并用，追求平淡与超然;黄庭坚则内儒外禅，执着于士人精神和情操。北宋文人的书学思想在共同秉承儒学审美思想的框架基础上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或道家、或禅学的思想，这正体现了北宋时期儒学发展的新特点。

二  米芾书学思想非主流性的表现

米芾的书学虽然深受苏、黄二家的影响，但还没有真正形成缜密的、成体系的思想，将其放在宋代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大环境中来考察，他的书学思想是不合时流了。

1  对待书法的态度

欧阳修《六一题跋》中所说：“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儒学称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间寂寥者久之。”原因是宋初文人的志向精力都在强国兴邦上面，所以，欧阳修是反对“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业”的做法的，这种观点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间具有代表性。而米芾有诗写道“与身俱生无术治，又染膏肓刘巨济。”他对艺术的爱好是与生俱来的。米芾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的鼎盛时期，有条件从事纯粹的艺术活动，但是，这种对待书法的态度是为“德成而上，已成而下”的正统文人士大夫所不取的。

2  书法批评的关注点

《海岳名言》有这样一段话，“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柳公权以“心正则笔正”进行笔谏而彪炳书史，说柳书为“丑怪恶札之祖”实不是以“人”的标准来进行评判的，这与欧阳修等人截然不同。从留下来的书迹来考察，米芾对书法技法具有超一流的掌控能力，他关于书法批评的关注点也多是在技术性问题上。

3  书学思想的根源

米芾斋号为“宝晋斋”，极力追慕晋人书法之萧散、平淡之美，但黄庭坚确认为其未得晋人三昧，《跋米元章书》：“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黄庭坚批评米芾的书法情感宣泻过头了，这与宋代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平淡美”是背道而驰了。米芾侍佛，禅宗思想对其书学思想和艺术行为影响较大。米芾抒写主观性灵，形成了自然天真的艺术风格与禅宗“直指本心”、“自由自在”的宗旨有关。

米芾的思想方法和艺术行为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是有限的。

三  米芾书学思想非主流性的成因比较复杂

1  出身“冗浊”

宋代以文人治国，文人士大夫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很高，若想取得社会认可的文人资格就得参加正规的科举考试。米芾因其母阎氏曾“侍宣仁皇后藩邸，出入禁中”，侥幸得迁，由于没有参加过正规的科举考试而被认为“出身冗浊”，屡遭诟病，在任礼部员外郎时被御史弹劾为“倾邪险怪，诡诈不情……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出身冗浊”一事对米芾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应该说影响到了他的仕途、性格、处世方式，以及艺术思想和艺术行为。

仕途的失意，客观上促使米芾的生活远离政治，逐渐走向艺术。米芾具备纯粹的艺术性格，其交友唯艺不为党，新旧两党皆有结交，如蔡京、苏轼、王安石等皆可为挚友;唯艺不重德，如结交蔡京，跑官、要官;唯艺不建功，如连水军使任上顽石成瘾，荒芜政事;唯艺不顾仪，为换得《王略帖》，不惜以投江相威胁;唯艺不治学，虽有诗才，学术修养与当时文人相比相去甚远。米芾的信仰、性情、爱好既出于本性，也是出于对世俗的无奈和抗争，仕途上的失意促使他的思想更愿意接受禅学思想的影响，也使得它的日常行为趋向艺术化（“癫狂”），在艺术观念上也就很少受到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的影响和限制。

2  缺乏士人精神

整个社会对文人的重视，大大激发了宋代文人的家国情怀、社会担当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等，以儒家思想价值观为核心的士人精神因此也得以真实地建立起来。对这种士人精神的认同在书法批评中也有反映，如黄庭坚“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的议论就是如此，而这一议论也正好切中了米芾的要害。

其表现已有三。其一，乏“圣哲之学”。以知识结构来衡量，米芾不具备进入北宋标准知识分子行列的条件，有实例证明，米芾甚至连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文人士大夫行列的基本学识也不具备。其二，“胸中无道义”。在米芾身上缺乏传统封建士人所具有的那种社会担当和历史责任感，这一点他不如欧阳修、苏轼，更不如黄庭坚，在任上的荒政，显然是一种颓废的表现，除了自己的艺术和爱好，不会有任何担当和作为。其三，生活得现实。艺术生活中的米芾和现实生活中的米芾是两回事，米芾的处事原则很现实：“庖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能书善鉴的米芾在新旧两党之间游刃有余，与王安石、苏轼、蔡京等人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也可以为目不识丁的高后之侄群牧都督高公绘作《天马赋》，甚至可以向权臣蔡京索官。

3  艺术家的天赋秉性和志趣爱好

米芾在诗中这样评价自己对书画艺术的喜爱之情，“与身俱生无术治，又染膏肓刘巨济”，这种喜爱是与生俱来的，在这方面他也极具天分。米芾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很高，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十八《米元晖云山图》：“书法画法，至元章、元晖而变。盖其书以放易庄，画以简代密。然于放而得妍，简而不失工，则二子之所长也。”的确，书法到了米芾这里，才算放旷起来，画法到了米芾这里，才算真正简易起来。另外，鉴藏领域米芾在北宋中后期也是一座高峰，在鑒定知识与方法方面上承晋唐下启宋元明清;在诗文方面米芾也有很深的造诣，诗文“语无蹈袭”、“奇情险句”、“清雅绝俗”。

米芾性格疏狂、行为乖张，有“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之誉，故人称“米颠”。“颠”是米芾艺术化的生活形象，与其书法艺术形象相一致，米芾崇佛，以禅悦为乐，这也是禅宗强调的自由精神在米芾的日常生活和书法艺术中一种淋漓尽致的表现，实有散僧入圣的味道。

四  米芾的书学思想虽不合时流却有其合规律性

丛文俊先生在《书法史鉴》中谈到过一个观点，即书法艺术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文字的应用性决定书法艺术总是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发展;而书法作为艺术它本身也有自己的特定规律。也就是说，在书法史中考察一个具体问题时我们可以有两条线索，一是文化的，一是书法的。对待米芾的书学思想也是如此，如果站在文化发展的立场来考察，通过前面的论述得出的结论它是“非主流性”的，如果站在书法发展的立场来考察，又会得出其“合规律性”的一面，这是由艺术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性决定的。

1  书风取向的合时代性

宋人尚意书风发轫于苏轼，“吾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是一则宣言式主张，米芾则有“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与之相呼应。在创作理念上米芾追求自然天成、任性而为，在目标理念上不薄古人、大胆创新，米芾的艺术追求与苏轼是趋同的。米芾的艺术天份极高，不但接受了“尚意”理念，敏锐地把握住了书法艺术发展的时代脉搏，而且还成为“尚意”书风的主力军。

2  学书方法和艺术追求的合规律性

米芾早期学书曾有过“集古字”阶段，米芾对古代法帖的临摹可达到乱真的地步，这一点，有多个实例可以证实，如乾隆“三希堂”三希之一的王献之《中秋帖》就出自米芾之手。临习古帖是书法学习区别于其他艺术学习的特殊之处，米芾为后人作出了榜样。对古帖的临习，除了锤炼技法对书格的追求更为重要，米芾在《论草书》中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对晋人书格的追慕早已被习书人证实是非常正确的。米芾“集古字”和“尚晋”应该是接受了欧阳修的“尚古”思想。

米芾生于1051年，小欧阳修44岁、小苏轼14岁、小黄庭坚6岁，在他步入北宋书坛的时候，具有宋代特点的书风、思想已然成形，如“尚古”“尚意”“书卷气”等，关于书法发展方向等问题已经不需要再去思考，只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选择性地接受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为米芾书学思想的不合时流找一个接口的话，我们只能说米芾只是一个艺术家，甚或是天才的艺术家。

注：本文系辽宁省锦州市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项目。

参考文献：

[1] 陈方既：《中国书法思想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等，2009年版。

[2]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张俊，渤海大学院书法教授;肖鹏飞，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