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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战争小说中情爱叙事研究

2015-06-30王学志郑印乐

作家·下半月 2015年9期
关键词:文学

王学志 郑印乐

摘要 战争和情爱作为人类的两种生存境遇,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表达主题,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是社会文化心理和人类生命意识的深层表达,体现了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性,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本文以描述中国当代辛亥革命、三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等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的现代战争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对新时期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进行了研究,并以中国式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美学为核心,探索了战争小说中情爱叙事的审美话语表达,以特定的历史时域的文学文本展现了战争宏大的现代性和抽象的人性。

关键词:新时期战争小说  情爱叙事  道德审美  文学

战争和情爱作为人类的两种生存境遇,是文學作品永恒的表达主题,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是社会文化心理和人类生命意识的深层表达,体现了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性,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战争和情爱在这两种境遇深刻反映了人的理性、非理性以及劣根性的状态,让人在战争中体会到人性和个体生命的美丽与阴霾,在动荡的社会中反思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人性深层的内核和繁复的内涵,营构出了极为丰富、深邃的叙事形态和诗意的审美世界。

一  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模式解读

(一)革命/战争伴侣式情爱叙事模式

1  伙伴/同学→革命/战争伴侣型情爱叙事

这一类型的战争伴侣情爱叙事的作品有很多,如:《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和杨小梅,《红旗谱》中的运涛和春兰,《苦菜花》中的德强和杏莉、《三千里江山》中的姚志兰和吴天宝等等。在这个模式中,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生存境遇平静而安宁,他们按部就班地生活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双方相互萌生情爱后,在心理上达成默契和共识。随后战争的风暴打破了生活的宁静,也使他们陷入了无力改变的痛苦境遇中。在这一模式的文本叙事逻辑中,男女主人公的情爱被动而不稳定,窘迫的经济状况、双方思想的分歧以及来自战争的威胁等一些生存境遇中的波折足以摧毁双方所建立的情爱关系。如战争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中,男主人公牛大水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女主人公杨小梅是一个美丽善良又心灵手巧的农村姑娘,两人在故事的开始就互生爱慕之情。但贫穷却改变了原本相爱的两个人的生存境况,在窘境中挣扎着求生存的两个人妥协于命运的安排,小梅被迫嫁给了富户张金龙,大水作为一个蒙昧状态中的农民,虽然难过但却无力改变这种现实中痛苦的境遇,最终他在心理上承认了这种婚姻的现实合理性和伦理合法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缺乏实现自身情爱理想所凭藉的理论武器和思想资源。在这部小说的情爱叙事模式中,情爱双方是缺乏现代政治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主体,他们空有美好的意愿而不具备现实的行动力。当生存境遇发生转折时,受客观条件阻挠而难以实现的情爱关系重新焕发了生机,赋予了原来被阻挠和破坏的情爱存在的合法性的阶级本质观的战争叙事话语,承认了情爱双方的合理性并通过情爱双方参加战争实现了双方的情爱意愿,并使他们在战火的淬炼中成长为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现代自我意识的情爱主体,使男女双方的情爱模式由朴素的伙伴型转化为现代战争伴侣型。

2  战友→革命/战争伴侣型情爱叙事

这一情爱叙事模式中的情爱行为者一般为各种类型战斗队伍中的男军人和地方政权女干部,女医生、文艺工作者等。他们都是同一战斗阵营中的战斗参加者。这种主导性的情爱模式之中的异性男女关系在战争状态之中萌生情爱,他们之间的情爱发展变化和转折以及结局受战争的影响展现出血与火的烙印,这种战友型主导情爱模式体现了战争情爱叙事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叙事策略,他们在文本叙事中通常是男女双方在战争中相识,而后在共同战斗过程中萌生爱情,然后一方因被捕负伤等使得情爱受挫,另一方通过解救对方推动情爱行为实现,最后双方在深爱中共同投入到新的战斗领域中,使情爱关系得以稳定实现。这种模式对文本中间环节的话语叙述恰到好处地进行了承接、发展和转折叙事,将异性战友间情感的萌动和在情爱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克服所遇到的挫折和困难等用文学话语进行细致的表达和描述。这一类型的情爱叙事小说主要有:《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上甘岭》《踏平东海万顷浪》《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在《上甘岭》和《踏平东海万顷浪》中,高山是一个身负血海深仇、战术高强的战士。她女扮男装加入了野战军,在战争中她凭借自己的勇敢机智和高强的战斗本领屡立奇功,成长为一名沉着老练、思虑缜密的战士。在一次战斗中,为了解救深陷重围的雷震霖高山身负重伤,并暴露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并肩战斗的过程中她和雷震霖相互爱慕,这份生死相依的战地情爱在动荡而残酷的战争的历练下极为深沉而坚实。小说离奇曲折故事情节中所描述的男女主人公的情爱关系主体充满了对战争和人物心理复杂性的强力叙述,体现出了强烈的战争文化思维内涵和政治意识形态。

(二)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情爱叙事模式

这一情爱叙事模式所含纳的情爱伴侣有: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和芳林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梁队长和金环、《红日》中的杨军和阿菊、《苦菜花》中的王东海和花子等。在这种情爱模式中,女性往往是达观、包容、坚强、胸怀博大的民间女子,她们大都饱经沧桑用自己旺盛的生命力承受着苦难的磨折的坚强女性。如芳林嫂、阿菊、花子、金环等。

这些女性情爱行动元与角色元是苦难女人的代表,她们与男性战斗英雄的两性组合情爱叙事模式象征了民间对现代政党意识的认可、包容与接纳。如战争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是一位美丽善良、性格坚强、生活独立的女性,在丈夫被鬼子杀害后,她带着女儿和生病的婆婆一起生活。在与鬼子的战斗中,她机敏勇敢地和敌人周旋,帮助游击队打击敌人,在战斗中她和铁道游击队队长刘洪相爱,为了坚守这份爱情,她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仍坚持着坚定的信念。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对获取国家现代性道路选择权和支配权的一种自我确证文化心理的叙事表征。这种情爱模式里的男性通常都是勇猛、向上、进取、具有高强的战斗本领的战斗英雄,他们与民间女子情爱叙事模式蕴涵着强大的赋予世界以秩序和安稳的普泛性的人类愿望,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色彩和强烈的故事性,体现了现代政党把自我定位于古旧中国的现代塑形者和苦难人民的引导者与拯救者的男性自喻型想象。

(三)阶级/民族超越式情爱叙事模式

阶级/民族超越式情爱叙事包含阶级超越式和民族超越式两种次级模式,两种次级模式在战争小说中的叙述中分量构建了“新”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决定论的主导地位。这种情爱叙事模式大多描绘了情爱的本色内容,并将多角关系模式和情爱者的改配现象加入到叙事文本中,小说在性爱的多角布局模式与多向发散维度中,体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意识形态话语表征。战争在情爱的阶级/民族超越叙事中起着支配性杠杆的决定性作用,为情爱超越阶级和民族创造了合法性契机。代表阶级超越式的戰争/情爱伴侣有:小说《烈火金钢》中的林丽(何志贤)、丁尚武,《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张金龙、杨小梅、牛大水;《平原枪声》中的马英、苏建梅、常云秀;《苦菜花》中的花子、老起、王东海,德强、杏莉等。超越式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又分为消极超越和积极超越两种情况,消极超越是指在情爱叙事的格局中,主人公没有积极追求情爱和自由,而是通过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因素,来消极顺从地接纳生存境况。

二  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策略

1  “极限情境”的叙事设置策略

通过“极限情境”赋予现代情爱主体的阶级合法身份是战争小说情爱叙事中的经典种叙事模式,它是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叙事结构模式。“极限情境”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是具体场景,也可以是人物的特殊身份、地位,在战争小说中通常在塑造人物时,通过一些极限的情境的设置可以完成对英雄成长的叙述,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极限情境”处理方式可以激发人物意志力和生命力,将人物的性格“逼”出来,完成主人公现代政治战争阶级主体性和现代情爱主体性的获得。例如,在男性战斗英雄和民间女子的情爱模式的典型代表作品《铁道游击队》中,主人公芳林嫂与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互生爱意,两人之间的爱情被敌人的酷刑这一“极限情境”的设置所成就,芳林嫂被捕后,在敌人的牢狱中遭受到严酷的拷打和折磨,这种极限情境的设置使她突破了临界状态,产生了质的飞跃,她为了自己的情爱争取到了存在的合法性,并最终成为了一个革命道义觉悟深刻的抗战英雄人物,获得了现代正义战争的主体性身份,并因此获得了现代情爱主体性。

2  “白+黑”式的身份构成及其“洁化”叙事策略

“白+黑”的叙事编码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以血与火的自虐与被虐方式来赎罪改造自我相结合是战争小说的经典的叙事策略,“白+黑”是战争小说中革命战争阵营中具有非无产阶级家庭背景成员的指代名词。这些人是受到先进思潮指引而参加革命战争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宗法血缘网络中,但在战争中加入了正义的革命阵营。在无产阶级政治信念影响下,他们具有了为创建独立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而进行斗争的信念;并在战争这种严酷的“极限情境”中通过革命的洗礼,消除了自身的非革命性成分,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这种对叙事对象主体的“白+黑”身份构造及其叙事的洁化处理策略在战争叙事文本中普遍存在。如小说《烈火金钢》讲述了何志贤与八路军战斗英雄丁尚武之间的情爱故事。何志贤出身大地主之家,却毅然家庭决裂投身革命,在做八路军游击队的卫生员时遇到了出身贫苦农民的丁尚武,两人在战争的生死考验中,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成为恋人。

小说中林丽受到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指引,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加入到阶级/民族战争中,成为与丁尚武同一阶级阵营的革命战士的行为,在阶级决定论的逻辑基础上失去了正当性与合理性。这种阶级超越式情爱叙事模式鲜明地体现了情爱主体的“白+黑”身份构造及其叙事的洁化处理策略。何志贤凭借着阶级决定论的逻辑,在血与火交织的战争中获得了丁尚武的爱情。这种对情爱主体的“白+黑”身份构造及洁化处理的叙事,对具有“白+黑”双重血统身份构造的个体成员进行了“去白增黑”,使革命/情爱主体获得“新生”。

三  结语

战争和情爱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表达主题,战争小说中的情爱叙事体现了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性,是社会文化心理和人类生命意识的深层表达。战争和情爱让人在在动荡的社会中体会到人性和个体生命美与丑,反思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人性深层的内核和繁复的内涵。战争小说以特定的历史时域的文学文本展现了战争宏大的现代性和抽象的人性,营构出了极为丰富、深邃的叙事形态和诗意的审美世界。

参考文献:

[1] 王成军:《纪实与记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 杨厚钧:《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 程文超:《欲望的重新叙述——20 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王烨:《二十年代革命小说的叙事形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 路文彬:《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于变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王学志,邢台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郑印乐,邢台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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