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增奎

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断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在随后《纽约时报》（3月15日）的“问答录”中，沈大伟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再次断言中国共产党处在一种“霍布森选择或第22条军规”的状态中，无论怎么做都会导致自身的崩溃。

与此前诸多的中国崩溃论相比，沈大伟教授似乎吸取了教训，不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给予具体的时间，说“我们无法预言中国共产党究竟何时崩溃，但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正在见证着它的最后阶段”。但是，他所列出的五个论据夸大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严重性，低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所具有的优势，故难以支撑他的结论。因此，沈大伟教授的观点即使在西方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作为一名从事中国研究长达40多年的知名学者，沈大伟教授的研究向来比较严谨温和。这次沈大伟教授却一反常态，显然不是为了博取人们的眼球（他指出《华尔街日报》上那篇文章的标题不是他本人所取的），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实际上是近几年来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在诸多同行的教训犹在眼前的情况下，沈大伟教授仍然就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前景作出具有高度风险的预言，这实质上反映了沈大伟本人乃至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所存在的几个误区。

首先，研究视野的盲区。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沈大伟曾经批评美国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关于中国政治变革的探讨缺乏宏观上的系统性和比较视角，也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对越来越小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多”，因而无法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作出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