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泳峰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派遣嘉乐主教来到北京，就“敬孔敬祖”问题与清朝政府进行谈判，即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否要敬拜和祭祀孔子以及自己的祖先。在嘉乐主教出使中国期间，康熙皇帝曾经特意在皇宫紫禁城内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嘉乐主教及其随行人员。在宴会上，康熙皇帝向嘉乐主教展示了数件内务府造办处刚刚制作完成的瓷胎画珐琅器物。这些制作精美的器物，令嘉乐主教赞叹不已，惊奇万分。嘉乐主教返回梵蒂冈罗马教廷后，向接替克雷芒十一世的教皇英诺森十三世汇报了此次中国之行。在这份拉丁文本的报告中就记载有嘉乐主教在清宫中所见到的瓷胎画珐琅器物。这份报告目前还保存在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图书馆内，这也是西方文献对清代珐琅彩瓷器最早的记载。[1]

珐琅彩瓷器出现在康熙年间，是仿铜胎画珐琅（即民间俗称的“景泰蓝”）的装饰，所以在清宫内的标签上称作“瓷胎画珐琅器”。习惯上又有“古月轩”之称，但清宫内并无古月轩之名，显系讹传。珐琅实际上是覆盖于金属表面的玻璃质材料。人类使用珐琅的历史非常悠久，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古埃及就已经出现用珐琅作装饰的器物。画珐琅技法起源于15世纪中叶的法国，即在珐琅内加上不同的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用油调和后装饰金属器物，能够取得油画般的效果。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法国传教士洪若将这种画珐琅器物进贡给清朝，康熙皇帝被深深吸引，并决定把这种技法移植到瓷器上，成为“瓷胎画珐琅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康熙皇帝责令法国传教士马国贤、郎世宁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督理烧制，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试烧，最终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烧制成功。[2]

珐琅彩瓷器既有铜胎画珐琅器的端庄秀丽，又有瓷器清雅明丽的风采，因此它在清宫内独领风骚近百年。据《清档》记载，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雍正皇帝赐给暹罗（今泰国）国王各色官窑瓷器共146件，其中仅有一件是珐琅彩；内廷大臣中也只有年羹尧在多次恳请下，才赐给一件；乾隆皇帝甚至下旨规定“庶民弗得一窥”。[3]

珐琅彩瓷器仅见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它的制作过程颇费周折。彩料从国外进口，由宫廷画师出具样稿，烧造分两地完成。先在景德镇烧成精细白瓷，然后解运至北京。再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由画师彩绘后，经过低温两次烧成。每件珐琅彩瓷器烧成后都要经皇帝过目品评，并且登记造册。

珐琅彩瓷器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精湛绝伦的画工，成为清代皇帝后妃们赏玩的御用瓷。但是它的烧制难度极大。据《清档》记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四月，雍正皇帝传旨烧造一件珐琅彩小瓶，直到八月才烧成，其间历时四个多月。依照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优越条件，烧造一件珐琅彩小瓶尚需一百余天，可见珐琅彩瓷器的烧制工艺何等复杂。[4]

经过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测试，进口的珐琅彩料与国产的传统彩料不同。首先，珐琅彩料中含有硼元素，而传统彩料不含硼；其次，珐琅彩料中含有砷元素，而传统彩料中只有粉彩含砷，其余的都不含砷；第三，珐琅彩料中的红彩是用金作为着色剂的，黄彩是用氧化锑与氧化锡作为着色剂的。硼元素和砷元素以及金、锑、锡等金属元素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珐琅彩瓷器的色调。[5]

康熙珐琅彩瓷器是仿制铜胎画珐琅烧制而成，在瓷胎上用各种珐琅彩料进行绘画，所以其釉色纹饰与同时期铜胎画珐琅器物非常相似。色调浓重艳丽，多以蓝色、黄色、红色、紫色等为地色，然后绘画纹饰。纹饰以花卉纹居多，如牡丹、芍药、莲花、梅花、菊花、月季、宝相花等。并常以开光技法绘画纹饰，使得纹饰更加鲜明。花蕊内还用篆书“万”“寿”“长”“春”等吉祥用语，寓意“万寿无疆”。造型以小件器物为主，主要为瓶、盒、盘、碗、杯、壶等，其中以碗的数量较多，而瓶的数量则非常少见。款识多用胭脂色或蓝色珐琅料书写，个别器物底款为刻款。一般为四字楷书“康熙御制”，多写在方栏或双圈线内，字体结构严谨。

康熙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见图1），口径15.2厘米，足径5.7厘米，高7.2厘米，器底有“康熙御制”四字二行双方框蓝料楷书款。该碗造型呈撇口、深腹、圈足。以黄色为地，用粉红色、蓝色、绿色、紫色、藕荷色等彩料绘出8朵盛开的牡丹花。由于是在素烧而成的器物上直接绘制，所以釉面上有极为细小的冰裂纹。此碗的绘画技法已经改变了铜胎珐琅器规矩、呆板的风格，而趋于生动写实，画工严谨细腻，具有图案化的效果。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绘画技巧，充分体现出皇家宫廷御用器之精美。

康熙蓝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见图2），口径11厘米，足径4.4厘米，高5.2厘米，器底有“康熙御制”四字二行双方框红料楷书款。该碗造型呈敞口、深弧壁、圈足。以宝石蓝色作地，用绛红、金黄、草绿、紫红、豆绿等彩料绘出缠枝牡丹纹。所绘的缠枝牡丹显得格外娇美，具有康熙朝珐琅彩瓷器的典型特征。

雍正珐琅彩瓷器与康熙珐琅彩瓷器的风格完全不同，逐渐摆脱了铜胎画珐琅的装饰特点，而是直接在白地上绘画，画面具有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风格。瓷器胎体轻薄，细腻坚致，釉面晶莹洁白。呈色丰富，色彩明丽，在一件器物上可以同时使用二三十种不同色调的彩料，使得画面艳丽多姿。以小件器物为主，常见有盘、碗、杯、碟、花瓶等。画面写意，技法精湛，常见各种花鸟、山水、竹石、人物画等图案，还在画面旁配以书法精妙的相应题诗和落款，将诗、书、画、印等融为一体，具有中国画的艺术效果。款识多见“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四字或六字款。

雍正珐琅彩山水纹茶壶（见图3），口径7.5厘米，足径8.1厘米，高9.2厘米，器底有“雍正年制”四字二行双方框蓝料款。此壶的造型简约大方，壶身较短，壶口略大，是仿宜兴紫砂茶壶的形式制作。器身满饰各色花卉纹，壶腹开光，以蓝色珐琅料描绘山水纹。山峦俊秀挺拔，屋舍巨木，小桥流水，无不细笔描绘，极似一幅水墨山水画作，精美细腻，富丽脱俗。

雍正珐琅彩山水纹碗（见图4），口径14.5厘米，足径6厘米，高6.6厘米，器底有“雍正年制”四字二行双方框蓝料款。该碗造型呈弧壁、圈足。胎体极薄，釉色莹润如玉。以粉红色、藕荷色、杏黄色、淡黄色、水绿色等色彩描绘山水景色。画中的山崖石壁用细微的线条描绘出来，以晕染的方式表现出阴阳向背处的浓淡色泽，凝聚于山头的苔点以及溪旁的林树、茅屋等无不描绘得精细入微。此碗的画面追求文人书画的雅趣，绘画精致细腻，与清代宫廷画家的艺术水准几乎不相上下。色彩鲜艳雅逸，画法精工绝伦，宛如一幅工笔画般美妙动人。

乾隆珐琅彩瓷器基本上承袭雍正珐琅彩瓷器的风格，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取材多样”“装饰华美”的艺术特色。釉面洁白盈润，色彩绚丽。器物种类丰富，造型典雅，仅瓶类就有蒜头瓶、双联瓶、葫芦瓶、双耳瓶、纸槌瓶等多种造型，茶壶、酒盅、方盒、盖碗、盘、碗、碟等的数量也明显增多。画面构图更加繁复，在一件器物上往往组合数组图案。除传统的花卉、山水等图案外，以西洋油画为摹本绘画的图案亦有出现，甚至还有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西洋人物图案。更多地吸收了西洋绘画技法，注重远近透视、光线明暗的变化，对人物脸部的渲染具有西洋油画的装饰效果。在装饰工艺上集彩绘、描金、轧道、凸印、开光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充分反映出高超的制作水平。款识常见“乾隆年制”四字蓝料双方框楷书款，个别器物亦有用青花、金彩或墨彩书写款识。

乾隆珐琅彩龙凤纹双联瓶（见图5），口径6.8厘米，底径7.4厘米，高14.1厘米，器底有“乾隆年制”四字二行蓝料双方框楷书款。造型呈盘口、短颈、溜肩、鼓腹、矮圈足。以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紫色等多种珐琅彩料绘出龙凤呈祥的图案。双联瓶，因两瓶合在一起而得名。由于形状如同双鱼连体，亦称“连体瓶”“双鱼瓶”或“合欢瓶”。此类造型的瓶在唐三彩中就已出现，在清代的乾隆年间流行。

乾隆珐琅彩竹菊鹌鹑图瓶（见图6），口径5.55厘米，足径6.2厘米，高19.15厘米，器底有“乾隆年制”四字二行蓝料双方框楷书款。造型呈撇口、细颈、溜肩、圈足。以红色、黑色、黄色、绿色、粉色、蓝色等各色珐琅彩料描绘出天竹、菊花、鹌鹑、蝴蝶、花草、湖石等图案，画面寓意“一生平安”。此瓶造型挺秀圆润，色彩浓淡相宜，构图布局得体，笔法工细活泼，颇有艺术情趣。

乾隆珐琅彩芍药雉鸡图玉壶春瓶（见图7），口径4厘米，底径5厘米，高16.3厘米，器底有“乾隆年制”四字二行蓝料双方框楷书款。造型呈撇口、长颈，腹部下端丰满，圈足。腹部绘有芍药雉鸡图，两只雉鸡栖身于山石之上，彼此相偎，姿态亲昵，周围衬以芍药及花草。空白出题有诗句“青扶承露蕊，红妥出阑枝”。芍药雉鸡寓意“金鸡富贵”。画面构图精致，画工细致入微，图案取自清代宫廷画家的画稿。此瓶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画卷。

由于珐琅彩瓷器的烧制难度极大，再加上制作成本昂贵，因此到乾隆中期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不得不停止烧制。所以，流传至今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珐琅彩瓷器总数不超过五百余件，可谓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 叶佩兰.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2] 冯先铭. 中国陶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4] 蔡毅. 中国陶瓷器真伪识别[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

[5] 中国硅酸盐学会. 中国陶瓷史（精装）[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