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秀龙

南汉宸，山西省赵城县（现并入洪洞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地召他回延安，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南汉宸临危受命，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协助中央狠抓财政工作，很快使延安的财政走出低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延安党政军各界5万余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形势发生根本好转。解放后，南汉宸出任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建设新中国的金融体系做出杰出贡献。他在财经与金融战线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毛泽东多次赞赏。

毛泽东调南汉宸回延安做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9月，南汉宸由山西来到延安。他是被毛泽东召回的。当时，他正在山西“战动总会”工作。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介绍说：“主席，这是南汉宸同志。”

毛泽东笑盈盈地站起来，伸手示意让他在对面坐下，便从容地谈起来。毛泽东有些意外。因看过南汉宸写的《游俄视察记》，对他在白区的工作情况也比较了解，并曾多次派他作为中共中央或红军的代表进行工作。原以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又长期周旋于国民党上层，多次遭到蒋介石通缉，年纪一定大了，没想到他还这么年轻。

几句闲话过后，谈起正事。南汉宸简要汇报了他在山西的情况，然后，就听毛泽东说：“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你抽调回来，专搞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同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情况是这样的，”周恩来解释说，“统战部是我们党新建立的一个部委，现在只有王明和柯庆施在那里负责。王明事情多，实际上主持工作的只有柯庆施一人，中央早就有意要加强那里的工作。你本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前一阶段因你在推动战动总会方面的工作，无法抽调回来。现在战动总会被迫停止活动，便决定调你回来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

“我恐怕负不了如此重任，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委托！”南汉宸说。

毛泽东说：“中央相信你，你就放心工作吧！”“这次要你去统战部，就是进一步加强统战部的领导工作，把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中央的手里……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一定要配合林老（林伯渠）和谢老（谢觉哉）等同志做好组织工作，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南汉宸持毛泽东亲笔信至榆林处理“摩擦”纠纷

1939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在各抗日战场相继发生“围剿”、攻击和杀害共产党人事件。党内外一些人担心统一战线会破裂。南汉宸将此向中央反映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不应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么，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还指出：“党的任务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防止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摩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了讨汪（精卫）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的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此后不久，在陕西榆林，反共摩擦分子在国民党特务头子贺衷寒授意下，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并煽动邓宝珊部的新十一旅与边区部队发生冲突。该部的一个连趁我不备偷袭我们的岗哨，结果被我全部包围缴械。

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把南汉宸找去，交给他一封信说：“你带着这封信，到榆林跑一趟，帮助邓宝珊先生调处这些纠纷，扭转这个被动局面。”南汉宸和邓宝珊一起共事多年。他们相互了解，毛泽东派他去完成这一任务是最恰当的人选。

毛泽东在信中对邓宝珊镇守榆林抗御北来的日军给予高度评价，又称赞他在国民党一片反共叫嚣中能够始终坚持国共合作、外御其侮的初衷。邓宝珊看后很高兴。

南汉宸说：“我来时，毛主席有明确交待：那一连兄弟是受了坏人挑拨离间，一时糊涂才干出这样的傻事，责任不在邓先生。到时，我们可以连人带枪完璧归赵，一个不留，全部送回来。希望仁兄以后从严戒备，免得坏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再钻出来无端生事，影响我们的友邻关系。”

邓宝珊说：“这都是愚兄治军不严所致！以后，是万万不准再发生这种败坏军纪的事了。我决定把他们从三边调出来，让他们去驻守河防前线。”

不久，新十一旅那一连人被全部放回。以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邓宝珊坚持“统一则存，分裂则亡”的原则，以团结为重，拒不参与反共摩擦，表现出一个爱国军人的高贵品质。

毛泽东：“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

南汉宸从榆林回到延安已是4月初。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本来就处于贫瘠之地的各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以后即抗日进入相持阶段之时，财政和经济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

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财政和经济困难更甚于其他各抗日根据地。1939年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动手开荒、种菜、纺羊毛，收到了很好成效。

一天，南汉宸忽接通知，要他立刻赶到杨家岭，说毛泽东有要事与他商谈。

见面后，毛泽东严肃地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

南汉宸说：“主席，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

毛泽东对他充满信任，说：“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

毛泽东鼓励说：“汉宸呀，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命碰到了艰难危厄，我们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能使革命把这道难关闯过去！”还说：“解决目前困难，不能只看重财政，单纯在财政上打圈子，那样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没有经济基础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也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谈话进行了4个小时。毛泽东把他送到窑洞门外，临别时又叮嘱道：“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汇报一次情况！”

就这样，南汉宸在边区政府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从1941年2月起担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土地贫瘠，加上十年内战更大伤实力，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

南汉宸一到财政厅上任，就来了“三板斧”：

“一板斧”：面对迫在眉睫的“钱”的问题，他果断地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这一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反对，理由是边区本来就物资奇缺，一发行货币岂不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南汉宸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发行边币的任务是帮助边区的经济建设，不是为了财政的支出，在数量上也是按着地域的需要而发行的，决不会让它引起恐慌和膨胀，这是我们边区今天的金融政策。”南汉宸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支持，边币得以顺利发行。后来事实表明：这一举措对克服边区的严重困难、促进边区生产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二板斧”：建立和健全边区的税收政策。他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各项税收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的商会领导。这一办法实施以后，方法简便，税收增加，并使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也逐渐完善了。

“三板斧”：向农民征收公粮，解决边区粮食问题。党中央为使多年受战争蹂躏的农民得以休养生息，1937年至1939年间，只征收8万石公粮，不足部分是从武汉、西安、洛阳等地购买进来的。随着根据地扩大，非生产人员增加，加之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成为突出的大问题。怎么办？南汉宸与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粮食局长杨玉亭一同走访了延安、安塞、吴堡、清涧等几个县城，与县里同志一起座谈，对农民手中有多少余粮，还可以拿出多少来支援政府，大体上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提出了向群众征收20万石公粮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南汉宸立刻组成了一支几百人的征粮工作团，并作了动员报告，把下去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都详细交待一番。他说：最关键的是两句话，一定要反复地讲给群众听：“要有军队，才有边区；要有军粮，才有军队。”

1941年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依靠群众加征粮食，使边区顺利渡过了难关。

为了解决边区的物资短缺问题，南汉宸还采取同胡宗南、阎锡山的部队以物易物等措施，使边区换回急需的物资。

南汉宸在财政厅长任上一干就是5年，直到抗战胜利。期间，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带动下，边区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较大发展，边区财政经济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仅渡过了难关，使革命根据地得以生存和巩固，而且为抗战胜利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积蓄了充足的物资。日本投降后，当大批部队和干部开往各个解放区时，边区财政已有足够的力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经费、军需用品和牲畜等。

毛泽东曾多次当众说过：“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

南汉宸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最根本的就是这里边自始至终贯彻着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应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是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用90%的精力去解决粮食问题，用10%的精力去组织财政收入，我们是很难渡过那道难关的。”

南汉宸为毛泽东作财经报告提供材料

南汉宸主持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的职责范围大，任务繁重，涉及财政、粮食、税收、金融、贸易、工业、商业、被服等方面。同时，他兼任西北局军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需局长，统筹边区军队的军需供给；还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共西北局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陕甘宁晋绥财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北局友军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共西北局研究各地财经机关统一领导委员会成员等职务。

1942年冬，毛泽东要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有些数据就指定要南汉宸提供。他连续数次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连夜整理后上送。

12月9日，南汉宸接到毛泽东的书札：

汉宸同志：

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要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 、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夜

南汉宸按照信上要求，立刻收集整理，写成材料上送毛泽东。12月13日，毛泽东来信说：“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毛泽东写好信后，又加一段话：“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南汉宸一连几天熬夜加班，集中精力写这些材料。

一周后即12月21日，通讯员又送来毛泽东20日夜写的信。信中说：“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功赶一下，于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信后写道：“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这是毛泽东在为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作总结性发言做准备。为了摸清情况和把问题搞得更准确，他找过许多同志谈话，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特别看重南汉宸的意见。从几年的实践中他清楚地看出，南汉宸是个经验丰富、敏于思考、讲究务实、判断准确的人才，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为边区的生存和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他提出的许多建议有胆有识，是有许多过人之处的。

12月2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全体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许多地方都采用了南汉宸所提供的材料。

这一年，边区各条战线认真贯彻高干会议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取得显著成绩。在大生产成果展览会上，毛泽东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朱德总司令题词说：“今年做到了丰衣足食，明年要做到建立丰衣足食的家务！”

有一次，毛泽东让康生、高自力、南汉宸、霍维德研究一下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救办法，在山东、苏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里是否可以推行实行。研究时，南汉宸、霍维德认为可以，康生则强调地处前线的山东根据地战斗任务频繁，不能采取这种办法。双方各持己见，争得很激烈，一直吵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当面批评了康生观点的片面性。后来他在代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信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毛谱》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以后战争形势日益紧张的岁月里，南汉宸坚持以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应”作为财经工作的总方针，一方面积极动员巨大力量来支持战争，一方面又保持必要的力量来发展生产。

为了确保我军在进入反攻阶段所需的数量巨大的人力物力，南汉宸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供应能力进行了反复考察论证，得出结论是：人民的能力只能占其总产量的15%，最多不能超过20%。越过了这个界限，人民就不胜其负担，结果必将影响生产，影响人民对革命战争的政治热情。具体说，就是一个士兵的供应，每年大体上需要小米16石。根据这个水平规划，我们能够供养的士兵与人口之间的比例，只能是1%或1.5%。也就是说，100个人可以负担一个至一个半士兵的全部供应。当时解放区共有人口1亿4千万人，我们保障供应200万人左右的士兵。

抗战胜利后，南汉宸调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1947年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华北、华东和东北银行总经理，为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为了教育和培训干部，为迎接全面大反攻的胜利形势做好准备，南汉宸在西柏坡附近的嘉邮村举办了一个军事展览。在陪同朱总司令参观时，朱总司令指着一发炮弹问：“汉宸，一发炮弹值多少钱？”南汉宸回答说：“像这样的普通炮弹，一发至少要抵一个中农一年的劳动所得。”并一项一项地解剖了组成炮弹的各项成本。朱总司令听了说：“为了我们的战争，农民负担了多么沉重的负担呀！当然，战争胜利也会为农民带来幸福，带来一些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毛泽东与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1947年，解放军在全国节节胜利，使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解放区之间贸易往来多了起来，成立一个能够统一华北、华东及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机构，成为迫切要求。

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央批准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白如冰为副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同时，责成南汉宸负责着手筹建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

1947年12月 2日，董必武将南汉宸拟定“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的报告送给尚在陕北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南汉宸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我们不能像八国联军那样，各带各的钞票进北平。”

毛泽东笑道：“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为时尚早了些，同意先行准备，名称就定为‘中国人民银行。”

董必武接到复电，与南汉宸商量筹备工作，并要他担任筹备处主任。经过一年准备，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宣告成立，总行设在石家庄。南汉宸成为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同时，发行自己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券即人民币。华北人民政府贴出第四号布告说：“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二、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南汉宸准备了12种面额的钞票，第一批对外发行的是伍拾元票的人民币。

对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毛泽东说，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从1948年至1954年，南汉宸在人民银行行长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他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建立新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他把各解放区的银行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还建立各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当时中国是个农业人口占90%的国家，关注农村、农民一直是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南汉宸多次提出全行80%的机构、60%的干部要为农村银行服务，同时要按照“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金融工作十六字方针，积极在农村建立储蓄所，鼓励农民把猪鬃、鸡蛋、桐油、鸡毛等卖到国外，换取外汇。

第二，他组织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则加以接管改造，对原来银行则保留其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在南汉宸主持、引导下，早在1952年12月，全国金融系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胜利完成，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

1949年12月，北平解放初期，投机商人纷纷作乱，物价几次上涨，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以利安定民生，走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轨道，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决定于1950年度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南汉宸说，物价连续几次上涨，在对成立不久的人民政权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弥补财政赤字，稳定金融物价，发行公债比多发钞票要好一些。因为在全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民购买公债虽然也是一种负担 ，但这种负担比起增发钞票、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是比较少的。因为币值下跌的结果，其下跌部分是全部损失了的，而购买公债，在一时来说是负担，但终究可以得到本息弥补的损失。如果发行公债缩小赤字的结果使币值和物价情况有所改善，则不但对全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和军政公教人员有好处，而且对工商业的正常经营也是有好处的。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举行第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1950年第一期胜利折实公债条例》。这次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数量虽然不大，但对当时回笼货币，解决一部分财政开支，稳定金融物价，起到了一定作用。

抗美援朝前夕，毛泽东估计开战以后物价可能会发生波动，要南汉宸注意并解决这个问题，要银行配合战争。南汉宸主持银行认真贯彻，积极采取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各机关现金不过夜，各单位不拿现金流通，这对积蓄财力为战争服务起了很大作用。

旧中国货币制度极其混乱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发行“法币”一开始就贬值，至1948年又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元法币。金圆券发行后币值继续下跌。1949年7月逃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又决定发行“银圆券”兑换金圆券。由于其发行的纸币几同废纸，金、银、外币等硬通货就在金融市场广为流通，仅银元就有“袁大头”、“孙大头”、龙洋、鹰洋等多种。

在统一货币过程中，南汉宸对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金圆券、银圆券，采取了坚决、迅速、彻底肃清的方针，严格禁止流通，并规定比价，限期兑换。到1951年全国币制基本统一，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币市场在中国初步形成。到1952年3月经过治理整顿，物价基本上稳定下来，如果再用1万元作为货币单位来计价流通，显然是不合适了。因此，必须简化货币单位，把1万元改为1元。

有人问为何要将票面的金额1万元改为1元？南汉宸解释：“建国后，我们使用的人民币是在石家庄印刷的，那时战争还在进行，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还没有来得及治理，一方面要支援战争，一方面要将旧人员全包下来，因此物价一时无法稳定，票面金额较大。经过治理整顿，统一货币，稳定金融，全国物价已基本得到控制，再用万元作为货币单位来计价流通显然已不适应人民币长期、稳定流通的需要了。至于改万元为元，是经过科学计算的。通过与战前的物价比较，通过与黄金、外汇价值的环比分析，才确定下来这样一个货币单位。恐怕多少年以后，这个货币单位也还是适用的。”

发行新币，设计了12种钞票版面。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审定。当时，按照国际惯例，拟在票面上印毛泽东像。毛泽东不同意，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

到1952年，南汉宸开始秘密着手筹划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一次，南汉宸在中南海开会，当面请示毛泽东：“您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了 ，在第二套人民币票子上可以印您的像了吧？”毛泽东说：“政府主席嘛是当上了 ，但当上主席还是不能印。因为进城前，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决议，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和建筑物的名字，所以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

周恩来对他说：“钞票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接触面最为广泛，人们朝夕都要碰到它，一定马虎不得。”南汉宸按照周恩来指示，又进行论证修改，然后再送毛泽东审查。毛泽东批准了修整方案，印用毛泽东像的问题仍不同意。

南汉宸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期间，主持了第一版、第二版人民币的设计工作，并先后签发了《活期、定期储蓄存款暂行章程》《关于收兑旧币的通令》《关于统一资金运用与调拨制度》《保本保值定期储蓄统一章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库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出纳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放款总则》《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利息的指示》《关于全国各区、分行筹设银行学校的指示》《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中国人民银行修订储蓄存款章程（草案）》等一系列文件，为人民银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2年9月，南汉宸积劳成疾，晕倒在工作岗位上。1954年10月，他因病辞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务。在他离开银行的这年，正是我国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时，从这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康生的诬陷和迫害。康生记恨当年在延安时的那场争辩，使他在毛泽东那里挨批丢丑，后又在1942年高干会上被不点名地批评。康生发表讲话，说南汉宸是坏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对他不断进行残酷围攻和批斗，致使他在1967年1月27日因心脏病突发猝然逝世，终年72岁。12年后的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为南汉宸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对其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在延安说 “要为南汉宸立碑”。如今，这座丰碑已经立在人民心中。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