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曹景文

新四军的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期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多项措施争取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援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积极派遣人员开展海外宣传活动，呼吁国际人士和海外华侨支持抗战事业

新四军领导人十分重视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宣传工作。特别是军长叶挺在海外生活多年，在海外侨胞和国际人士中有较大的影响力。为了争取海外人士的支持，新四军派出了大量人员赴东南亚等华侨集中居住的地区，广泛宣传新四军敌后抗战的英勇事迹，呼吁海外侨胞和国际人士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新四军以支持。

全面抗战初期，新四军的药品和医用物资异常匮乏。1938年秋冬，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被派到香港募集医药用品。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积极响应。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分会拨款在香港购置医药用品捐助新四军。华侨抗敌会所属的粤侨联合会也捐出2万多元，交沈其震为新四军购置过冬衣服和医药用品。

新四军敌工干事、归侨陈子谷，其养祖父是泰国曼谷经营中药材和金箔生意的大富商陈峥嵘。1934年，陈子谷留学日本时，就积极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被派到新四军第二支队敌工部工作。1939年12月，养祖父去世后他接到叔叔来信要他去泰国继承遗产。新四军领导人商量决定派他以军长叶挺秘书的名义前往曼谷，既领回所继承遗产的份额，又发动华侨为新四军募捐。他到泰国后广泛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新四军的抗战事迹，在当地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快募集到国币6万多元，连同分得的遗产20万元，共计26万元，托“广顺利”汇总行汇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转交给新四军。这笔钱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伙食供给及当年冬季全军棉衣制作的费用。叶挺在《抗敌报》上赞扬陈子谷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还在一次会议上特别指出：革命胜利后，应该打一个金牌奖给陈子谷。

1938年，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领导人沈尔七率领一支由28人组成的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到达闽西并接受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的整编，后更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随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1939年春，沈尔七奉命重返菲律宾，呼吁国际人士捐款捐物、动员爱国华侨回国参战。在菲律宾侨团的帮助下，他组织了由50多人组成的菲律宾劳联会慰问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并带回菲律宾侨团赠送的大量慰问品、药品。1940年底，他再度奉命回菲律宾，继续动员侨界人士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援助新四军，又为新四军带回大批款项、医药用品、御寒冬衣和其他军用必需品。

由于新四军海外统战工作的成功开展和新四军抗战功绩影响的扩大，爱国华侨和国际友好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在财力物力上大力援助新四军。1938年10月，南洋45个华侨团体的164名代表开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由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担任主席。在美洲也成立了由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领导的纽约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他们筹集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援助了新四军。1939年12月25日，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在吉隆坡举行会议，决定将捐款的40%赠予新四军。1940年9月4日，菲律宾妇女慰劳分会委托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顾问艾黎，赠予新四军国币11.19万元。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广炎曾汇款到香港，交给宋庆龄和廖承志，再由他们转交给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台救护车和大量药品。

爱国华侨和国际友好人士在物力和财力方面对新四军的大力支持，使新四军解决了一部分军饷、寒衣、医药和枪械等问题，大大提高了新四军在敌后独立作战的能力。

热情接待国际人士来华中抗日根据地考察，全面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事迹

为了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新四军敌后抗战的英勇事迹，击败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领导人主动接待国际友好人士前来华中抗日根据地考察，并通过他们向国际社会宣传新四军抗战的事迹，扩大新四军抗战的影响。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以报道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而闻名于世。1938年8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途经武汉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会见了斯诺，向他介绍了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抗战历程。他听后很受鼓舞，把对项英采访的内容很快整理成电讯稿向国际社会作了报道。他在描述新四军成立的情况时写道：“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全苏区内迅速传播出去，因此千万的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他们有的带着内战时藏起来的步枪，那些有钱有米的人，也拿出钱米作为对‘抗日的贡献。几千个刚由监狱和反省院出来的‘赤匪，也回到他们领袖这边来。少年先锋队与赤卫军，刚携带着生锈的标枪、手榴弹和斧头参加！从占领区的各城市里，又来了许多学生和记得项英是他们领袖的工人和机匠，……就像《水浒传》里所说的情形一样，四面八方的人都应宋江的号召前来参加。”后来他将《项英的一支铁军》一文相继在《亚细亚》月刊和上海《良友》画报上发表。斯诺的报道，使海外人士对新四军的抗战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的左翼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曾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938年11月，她以国际红十字会记者的名义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进行访问。沈其震陪同她考察了新四军后方留守医院及长江以南新四军的3个支队的20多个医疗队。他介绍说，新四军组建时间不长，医药和医务人员都很缺乏。她表示将尽自己所能帮助新四军解决这些问题。她向新四军后方留守医院捐赠了一笔稿费。军部建议她跑一趟上海，并写信给上海的英国朋友鲍威尔、克拉克女士、卡尔等人要他们尽力帮助前去上海购买医药器材的沈其震。考察期间她还十分关心新四军的干部教育和文化工作，多次去教导队驻地给学员作报告，介绍自己在八路军中的见闻。1939年9月，她随新四军军部的一支医疗队北渡长江，到达驻防皖中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受到张云逸、赖传珠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的欢迎。她经常随医疗队到各部队巡视，参加根据地召开的妇女工作会议。1940年初，她到达鄂中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先后采访了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等领导人。一年多里她收集了大量关于新四军抗战的第一手资料，并向外界发出多篇报道。她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出色、最感人的报道。

杰克·贝尔登是二战期间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受聘于美联社，开始为《时代》杂志撰稿，同时兼任上海《大美晚报》记者。1938年底，他随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到达新四军军部。在新四军军部组织的欢迎会上，他用中国话致辞高度赞扬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在军部驻地，项英向上海慰劳团作了长篇报告，使贝尔登对新四军的历史和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后来，他又随慰劳团到各部队参观访问，新四军指战员的抗战精神、驻地军民的抗日热情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慰劳团返回时他却留了下来。他将所写的报道和拍摄的照片发往上海《大美晚报》，向上海人民宣传新四军的英勇奋斗事迹，推动了当时上海正在开展的节约救难、劝募寒衣、义卖义演的群众运动。他在皖南考察一个多月，收集了大量关于新四军抗战的资料。1939年初，他从皖南返回上海，在《大美晚报》《译报周刊》上连续发表关于新四军抗战的报道，热情歌颂了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后来去了重庆，写成以新四军抗战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在大后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德国记者汉斯·希伯、英国记者杰·布鲁斯等人也先后来华中地区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通过外国记者的这些宣传，国际社会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更加了解了新四军抗战的困难和伟大功绩，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和一面之辞，为新四军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提供了有利条件。

大力加强与保卫中国同盟的联系，通过保盟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这是宋庆龄为团结国际社会的进步人士和友好人士及海外爱国华侨援助中国抗战而创办的一个组织。发起者还有印度民族革命领袖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英国教会驻香港主教何明华、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人。保盟成立后，各国援华团体和华侨社团纷纷与其建立联系，香港地区的救援组织更是积极配合保盟展开工作。保盟还在上海设立了分会组织，并作了大致分工：保盟香港总部负责支援八路军，保盟上海分会负责支援新四军。保盟上海分会的负责人耿丽淑（原名塔利塞·格拉克）出色地开展了工作。保盟就像一个中转站，将保盟总部运抵的、外国友人援助的大量物资秘密地运往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秋冬，根据叶挺军长的安排，沈其震赴香港与保盟联系，向宋庆龄提出希望保盟提供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械。他返回华中不久新四军就得到一批从上海转运来的医用物品和其他军需物资。1939年4月，他向保盟写信反映，新四军的后方医院新建了可容纳200名伤病员的病房，但由于天气炎热，需要单人蚊帐和奎宁等药品。宋庆龄闻讯后，答应尽快帮助新四军解决，并建议将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以便争取更多的国际社会援助。由此，在皖南山区，新四军建立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根据保盟总部指示，保盟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以上海地方协会的名义派出慰问团，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和2000格消毒包等前往新四军驻地，大大解决了新四军的医药用品的困难。

1939年5月，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前线医院急需毛毯，便向海外侨胞发起募集两万条毛毯运动。经过半年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该运动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和侨胞纷纷捐助毛毯和资金。澳大利亚悉尼的3个华侨团体捐献了2200条优质新毛毯。两万条毛毯的捐助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援助新四军的毛毯和其他物资，从香港运到温州，先用卡车运到宁波，到没有公路的地方，保盟就组织人员肩挑人扛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这些毛毯对新四军伤病员和士兵抵御严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9年冬天，叶挺在沈其震陪同下赴香港向宋庆龄致谢。见面后，他们谈论了国际和国内形势，宋庆龄还介绍了保盟为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开展的各项活动。她还亲自到保盟仓库与工作人员一起对支援新四军的物资进行分类、点数和登记。叶挺返后不久新四军就收到了宋庆龄发来的这批珍贵的军需物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指示保盟新闻通讯连续发表《中国的新四军》《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等文章，揭露皖南事变真相，赞扬新四军的业绩。她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严正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禁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不久，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刘少奇等人派沈其震再度去香港，向宋庆龄汇报新四军重建军部和亟待得到外援等情况。随后，又有一批药品等物资送抵新四军防区。同年底，宋庆龄等保盟总部负责人在香港沦陷前撤到重庆。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制约，保盟工作从此陷入困境。保盟上海分会的工作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对新四军争取国际援助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条件，扩大了新四军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缓解了新四军的军需困难，改善了新四军后方医院的医疗条件，对新四军的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吸引爱国华侨和国际人士参与新四军的抗战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号召爱国华侨回国抗战。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八路军新四军香港办事处，派潘汉年、廖承志到香港任办事处代表；还决定设立海外工作委员会，由朱德任主任，并由廖承志在香港负责具体侨务工作。华中抗日根据地都派有专人负责侨务工作。新四军还多次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及海外侨报上发表公开信，吁请海外侨胞予新四军以切实援助。在中共和新四军的号召下，海外华侨中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大批华侨青年冲破封锁，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参加抗战。泰国华侨就多次组织30多名泰国华侨义勇队先后分三批加入新四军行列。第一批由鲁文等5人率领，于1937年12月组队离开曼谷，原打算赴延安参加八路军，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他们几经周折到达闽西参加了新四军。第二批由庄江生率领，于1938年2月离开曼谷，在汕头与先期回国的陈惠等12人会合，在中共地下党员陈谦的带领下前往闽西参加了新四军。第三批于同年3月离开曼谷，在汕头等地参加台儿庄大捷庆祝活动后，开赴闽西参加了新四军。另外，还有被誉为“四娘子军”的暹罗潮州籍女青年林秀兰、钟时、许可、林凤，跋涉千里，风餐露宿，直奔皖南加入了新四军。有些回国参战的华侨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新四军的指战员，有的在抗日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生命。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医学人才缺乏，严重影响新四军伤病员的治疗和康复。新四军通过多种方式吸引医学人才特别是国际医务人员前来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加拿大人琼·尤恩（中国名字叫“于青莲”）是随同白求恩等人来华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成员，1938年4月到达延安，曾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9月，她因病赴香港治疗。当她治愈后从香港到达上海时，收到史沫特莱的求助信，请她帮助新四军将一批药品从上海运到皖南。1939年初，她护送医药用品到皖南的后方医院后，受到陈毅等的热烈欢迎。她得知新四军缺少医护人员，叶挺希望她能留下来帮助新四军开展医疗工作，她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她发现新四军后方医院合格的护士不多，向叶挺建议开办护士训练班，得到叶挺的大力支持。1939年5月底，护士训练班第一期学员毕业，叶挺和项英等都赶来祝贺。6月初，叶挺要尤恩去上海募集资金和药品，但尤恩到达上海后，日军就注意了她的行踪。她还得到消息，从上海到皖南之路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封锁。无奈之下她只得于年底返回加拿大。

奥地利人罗生特是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博士，1938年来上海开设诊所。沈其震在皖南事变后赴上海动员一批医护人员参加苏北抗战，经希伯介绍在外侨中找到了罗生特。经劝说，罗决心奔赴苏北敌后。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人员的安排下，罗顺利到达盐城，受到了刘少奇、陈毅等的欢迎。陈毅对罗说：“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军将士热烈欢迎罗生特先生不远万里而来，为了抗击日寇，搞好本军医疗卫生工作，深望先生贡献才华。”根据陈毅的指示，罗被安排在军直医院工作。为了让他更好地开展工作，新四军军部为他配了一匹俘获的日本大洋马，陈毅还送他一支比利时制造的马牌手枪。他发现医务人员严重不足，便向陈毅和新四军卫生部建议开办一所培训医护人员的专门学校。陈毅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聘请他担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派人协助卫校的筹建工作，不久即建起华中卫生学校。学校开办后，他定期到学校讲课，从医学基础理论到生理解剖，从内外科、药理、护理常识到战场救护，他都精心讲解。在他的帮助下，华中卫生学校很快培养出一批亟需的医护人员，充实到新四军各部队。

罗生特对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事迹有一定了解后，对国民党和国外反动分子歪曲污蔑新四军的言论十分愤懑。他打算写一本关于新四军的书，把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和在敌后抗日的事实真相告诉世界人民。1942年初，他在淮南一带巡诊时，写信给陈毅谈了自己的打算。陈毅大力支持，感谢他对新四军的帮助，更愿以同志的身份帮助他完成这部著作。新四军领导人还十分关心他的政治进步。陈毅多次找他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等。同年秋，经陈毅和钱俊瑞介绍，罗生特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新四军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还包括积极营救飞虎队飞行员。与美军驻华情报系统进行合作，利用“工合”组织华中难民生产自救，组织朝鲜青年开展抗战工作等活动。新四军的海外统战工作，从物力和财力上对新四军抗战提供了大量援助、在舆论道义方面对新四军抗战给予了多方支持，还为新四军输送了一些专门人才，支援了新四军的敌后抗战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