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珏?张宝丽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军占领广州后，对广州人民实行残暴统治和血腥镇压，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遭此劫难的广大市民家破人亡，四处逃难。

日本侵略军者为了巩固其法西斯统治，除了在市区和郊区驻扎重兵外，还设立宪兵司令部，扶植汉奸走狗组建伪军警部队。在日伪军警的黑暗统治下，广州人民人身安全没有任何保障，没有生存自由权。日伪军警可以组织人员随意闯进民房，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掠夺财物，发现可疑的人或不服从其要求的人，便横加种种罪名以杀害。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广州，百业凋零，经济崩溃，粮食紧缺，民不聊生，常有饿殍横尸街头。

广州沦陷之后，珠江三角洲大片地区也相继沦陷。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敌后农村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州市的地下党组织工作，亦主要为游击战争服务。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后，香港的交通被封锁，广州在华南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地下抗日斗争，成为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从1941年开始，中共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游击队、珠江游击队等4个系统，分别派了一批共产党员潜入广州开展地下抗日斗争。之后，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广州的地下斗争力量不断加强。到1945年1月，这4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统一归于中共广东省临委直接领导，直至抗战胜利。在此期间，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遵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克服重重困难，建立秘密据点、交通站，搜集情报，筹集经费，开展抗日宣传，为配合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设立秘密据点，隐蔽抗日活动

为了配合抗日游击战争，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在广州设立了一系列秘密据点，隐蔽抗日力量，开展抗日活动。

1940年12月，中共粤南省委正式成立后，开始着手恢复广州地下党组织。从1941年开始，中共粤南省委从香港、澳门、珠江三角洲陆续派遣党员余美庆、萧泛波、黎秀琼、冯平、曾珍、何雪云、萧芳、黎培之、曾序棠等人潜入广州。在组织形式上，他们采取极端秘密的单线联系方式。如中共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只直接联系余美庆、萧泛波、曾珍3人，其他党员则由余美庆、萧泛波、曾珍分头单线联系。①

为了隐蔽下来，开展抗日活动，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1942年广东大旱，日军却强征军粮，天灾加上人祸，广东出现大饥荒，饿殍遍野。这时广州地下党组织的经济也非常困难。中共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后来回忆了这一段工作的艰辛：“组织上完全没有钱拨给我们，党的活动经费和党员自己的生活，都完全依靠党员自己想办法互相支持帮助解决，这叫做‘党员养党。那时广州在日伪统治之下，很少工厂开工，很少商店开门营业，百业凋零，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要想找到一份正当职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的同志经受起困难的考验，不管怎样苦的工作都去做。”②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顽强地生存下来、隐蔽下来，并建立起秘密据点。萧泛波被派到广州后，先是找过去在先施公司的同事、党外人士罗仕途、陈善初合伙在带河路开设了妙奇香杏仁饼店，并以此作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但由于萧泛波外出的时间比较多，在店里搞业务的时间比较少，再加上陈善初的女婿是个伪记者，为了防止暴露自己的身份，萧泛波在掌握了制造杏仁饼、炒米饼的技术后，就退出了该店。之后，萧泛波又和先施公司的另一个同事、党外人士黄文田合作，在文德北路128号开设美香园杏仁饼店，从此党的地下联络点也转移到这里。1942年4-5月间，考虑到美香园杏仁饼店所处的地方过于热闹繁盛，开展地下活动不太方便，萧泛波又选择在河南的一条偏僻小马路——厚德路64号，与先施公司的同事、党外人士陈宝衡、马文義合股开设了兆香杏仁饼店。萧泛波自己制作，自己销售，自己掌握整个饼店的一切。后来，余美庆来广州就住在兆香杏仁饼店，并以此作为领导机关，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①

1941年春、夏间，中共北江特委（全称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前方北江特别委员会”）为配合北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派王磊、徐恩、梁庄仪、陈玲（后来名陈新）、王强等10多名党员秘密进入广州，并任命王磊为广州沦陷区特派员，直接隶属于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领导。

王磊等人到广州后，想尽一切办法隐蔽下来，并站稳脚跟，以长期潜伏。经过多方努力，先后在万福路梁培基药房、二沙头颐养院、泰康路洪门小学及其西关分校等地方，建立了秘密工作据点。梁培基药房和二沙头颐养院都是广东著名的民族工商家梁培基开设的。梁培基先生赤诚爱国，他的几个子女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在梁家支持下，梁培基药房和二沙头颐养院成为了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的可靠立足点。颐养院有一个德国医生名叫柯岛，他在颐养院门口挂上德国国旗。因为德日同盟的关系，不用担心日本人会进去骚扰。再加上梁家的儿子大都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医生，和柯岛的交情很好。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利用二沙头颐养院这个安全庇护所开展了许多活动，包括举办党员和积极分子培训班。

洪门小学是汪伪洪门会（即“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所办的子弟学校，地点在泰康路和高第路之间的水母湾。校长陈淑珍同情抗日，她的妹妹陈玲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广东大学的学生。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通过陈氏姊妹，安插不少共产党员到洪门小学工作。伪洪门会因为校长陈淑珍的父亲是伪增城县县长，故对她不仅不加防范，还十分信任，很少过问洪门小学的情况，日寇也从未进来搜查过，所以比较安全。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就把洪门小学建成了秘密据点，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点，大量翻印抗日宣传品。如油印东江纵队的《前进报》及宣传品，到处秘密散发。②

为了配合东江游击武装斗争，东江游击队（后为东江纵队）从1941年开始，在广州建立地下党组织。1941年，东江游击队大队干部陈坤到广州治疗眼疾。他利用这个机会，在泰康路和平药厂附近建立了一个秘密据点。

万善小学位于广州市十八甫路万善里内，是基督教会万善教堂主办的。中共地下党员郑鼎诺通过社会关系在该校谋得一教师职位，后被万善教堂推选担任校长和万善教堂执事。郑鼎诺利用职务之便引荐地下党员萧佩芳、何婉莹、吴兴文3人进入万善小学任教，①并把万善小学建成了广州地下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大量抗日传单曾经在这里翻印。endprint

二、建立地下交通站，掩护人员往来

为了配合东江游击战争，1942年，东江游击队派杨和秘密潜入广州，同先期奉命从北江撤回的中共地下党员钟国祥会合，在惠爱路谈家巷2号之一建立地下交通站。钟国祥夫妇是交通站负责人。谈家巷2号之一是前后两幢坐北朝南的4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民房，属于广州传统的前铺后居的骑楼建筑，占地约200平方米，进深约30余米。东侧紧临的永汉公园已经被日军占用并改成“护国神社”，神社正门有日本宪兵站岗;西侧紧临的原李占记钟表店已经被日本富士洋行占用;右后侧原来的商务印书馆也被日本三井洋行占用。可以说谈家巷2号之一是一座被日寇团团包围的房子。

房子属于钟国祥家的产业。钟家祖辈三代都侨居在加拿大。1924年，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第一次回国时修建了这两幢房子以安度晚年。1942年钟国祥奉命回广州建立地下党组织活动的秘密交通站时，就把这个处于日军包围漩涡中心的自家建成了为游击队收集、传递情报，采购药品、装备，接待过往游击队员的交通站。

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是加拿大老华侨，年轻时曾加入了孙中山的美洲同盟会。他非常爱国，积极支持儿子参加抗日斗争。他把住宅底层及二楼留给自己和家人居住，三、四层全部交给交通站使用，并且慷慨解囊，为居住在交通站的地下工作人员提供膳食。他宁可让自己家人吃粗茶淡饭，也要让地下工作人员吃好。钟国祥的公开身份，是做故衣生意的水客。为了跟日本人打交道、套近乎，消除日本人的疑惑，获取各种信息，钟国祥特意进入日本人办的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并从中结交日本商人和军人。父子两人还经常有意与左邻右舍交往，倾谈做故衣买卖的“生意经”，附近的日本人也就以为他们是地道的生意人，因此，谈家巷2号之一这个秘密交通站从未遭到日本人的骚扰。

谈家巷2号之一交通站送出的第一份情报是日军准备进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根据地的行动计划和军用地图。从此，共产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情报源源不断地从这里送往抗日游击区。而中共广州党组织的一些负责人也利用联络站长期在广州隐蔽，开展工作。1943年初，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从粤北来到广州，就是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住在钟家的。此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黄松坚都经常在钟家出入，而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陈翔南、张江明、余美庆、董世杨、钟达明、何君侠等人，也都先后在交通站落脚，以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抗日斗争。广州地下党组织的一些秘密会议、广州地下党组织与东江纵队的接头，也都在交通站进行。1944年，中共广东党组织为发展和壮大东江纵队，决定派钟国祥秘密前往粤北，组织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东江纵队参加抗日武装斗争。钟国祥在粤北联络了30多个人，并将他们分批带回广州，安排在自己家里隐蔽下来，等候东江纵队的交通员前来接走。1945年1月，珠江纵队成立后，也曾以谈家巷2号之一作为秘密交通站。1945年5月，日军疯狂扫荡五桂山区，企图剿灭珠江纵队。为了减少人员伤亡，珠江纵队决定让一些非武装人员撤出第一线，其中有二三十人秘密潜回广州，就隐藏在谈家巷2号之一的钟国祥家，直至抗战胜利。①

在钟国祥的影响下，钟国祥的家人都很自然地成为了“兼职”的地下工作者。每天早上，钟国祥的妈妈就拎着篮子，以上街买菜为掩护，到街头巷尾四处转悠，确定没有危险后，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就带着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到惠爱路云来阁茶楼饮早茶。黄松坚则趁着喝早茶与中共广东省临委负责人梁广接头，以谈生意为名交换情报。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手势和眼神都传递着重要的信息，阳台上晾着的衣服、摆放的花盆都是某种约定的信号。钟国祥两个14、15岁的弟弟妹妹钟国华、钟洁娴也都帮助地下党组织传递过信息。

东江纵队还在一德路石室前设立溢昌商行作为地下交通站，联络、指导及带领从内地来的人进入东江游击区。为了工作需要，该交通站还先后在广州市内建立起西关文昌北路荷溪二约庙前直街、太平南路邓铁涛开的中药铺、十三行冯某开的药材行、泰康路某竹木店等7、8个联络点以及相当数量的通讯处，使得联络通讯十分畅通，交通工作很有成效。②

东江纵队还先后开辟了5条交通线和中途联络点。第一条交通线：经东莞城口处找税站或部队前哨站的工作人员转送东江纵队第一支队部政委陈达明或支队长黄埔，再转司令部。这是条最可靠最保险的路线。第二条交通线：乘坐东莞轮渡到达东莞的厚街离船上岸。第三条交通线：从广州先乘船到番禺的市桥镇，再租用小艇或乘坐由东莞或宝安来的船，到达东边的海岸。一上岸就可以找到税站或部队前哨站，再转司令部或政治部。第四条交通线：从广州到东莞的石龙镇。第五条交通线：是东江纵队司政领导机关转移到罗浮山地区后，新打通的陆路交通线，从广州经增城城关到罗浮山。此外还有不常用的交通线和临时联络点，如绕路到东江的惠阳再进平山等线路。据彭会回忆，他自1944年底接手广州的地下工作后，安排这些交通线转送东江纵队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学生和其他人士约40余批次，近200人（经其他工作人员转送的除外）。③

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从1941年春开始，先后派共产党员崔楷权（即崔佳）、李淑明、黄少英、麦祺、翁志中等人进入广州，由黄友涯分头单线联系。1942年春，中心县委改派郑鼎诺接替黄友涯的工作，3个月后又增派郭静之加强领导。他们在广州为珠江游击队（珠江纵队）建立了一批地下交通站和联络站。

红棉甜品铺联络点。由崔楷权动员其母亲拿出一笔钱作资本，在惠福路租赁一间铺位，开了一间小食店，取名“红棉”，由共产党员麦琪夫妇具体经营。这是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在广州开设的第一家秘密联络点。④它是联系附近居民的点，又是地下工作人员和珠江纵队往来的交通联络点，还解决了部分地下工作者人员的职业和生活来源。

云台里2号交通站。云台里2号是共产党员崔楷权的住宅。崔家在当地是老住户，崔楷权本人又“出任”伪甲长，故有良好的掩蔽条件。云台里2号是珠江游击队在广州最重要的地下交通站，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珠江游击队的领导人，来往广州和珠江游击区，主要由这个交通站负责。交通站不仅提供食宿，还派交通员接送。endprint

广安柴店联络站。1942年由崔楷权的父亲崔馥泉拿出资金做资本、崔楷权做老板开设的。开设广安柴店，是专为地下工作人员接头联络使用的。该柴店地处米市路闹市区，地下工作人员以作买卖为掩护，不容易被察觉。此站为崔楷权负责。当时广州百业凋零，广安柴店也是入不敷出，但崔楷权宁可自己喝粥挨饿，也要让店员吃饱。故有“老板食粥、工人吃饭”的美谈。①

文昌路故衣铺联络点。是由共产党员翁志中摆的故衣摊，做些联络工作及解决其个人的生活来源。

广东大学活动点。为了发动青年学生参加抗日，崔楷权、李淑明和一位姓何的同志打入广东大学读书。广东大学当时设在光孝寺内。②

大德路交通站。为了适应地下交通工作日益增多的需要，1945年3月，郭静之在大德路与维新路拐角处增设一交通站，由周伟群、吴执其分任正副站长，配备交通员多名。这个交通站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但起了重要的作用，减轻了米市路联络站和云台里交通站的压力。③

这些交通站、联络点是地下工作人员的接头地点，同时负责掩护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珠江游击队的领导人往来广州和珠江游击区。

三、利用公开身份，开展“合法”斗争

由于日伪在广州的法西斯统治十分残暴，经常出动大批宪兵、特务、警察进行搜索、警戒，而中共在广州的地下组织力量十分薄弱，所以，派往广州的中共地下党员进入广州后，“第一步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隐蔽下来。第二步是寻找正当的职业作掩护。”“第三步是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中生根。有了群众作掩护，我们才能站得稳，并在与群众密切交往中深入了解，选择可靠的对象，逐步建立组织基础。”④斗争的方式，主要以隐蔽、“合法”的斗争为主。

中共粤南省委派到广州的工作人员，为了隐蔽下来，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去做，“余美庆做泥水工，收购破烂;何雪云上山打柴;萧泛波自做自挑卖杏仁饼;郑鼎诺做教师;冯平、曾珍等同志打进敌伪的‘广东妇女会和‘广东法院当职员（录事）。总之，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顽强地生存下来、隐蔽下来。”⑤

中共北江特委派往广州的工作人员站稳脚跟之后，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利用个人的社会职业和地位，开展各种“合法”活动。党员陈新、徐恩等人以学生身份在广东大学和广东省立二中活动，党员林照明、王培燊等则以教师身份在洪门小学活动。他们利用课余谈心、节假日旅行、演戏等活动，团结群众，广交朋友。广东大学演出过《日出》、《屏风后》。通过演戏，联络感情，宣传教育，激发他们对日伪的不满。对其中较为进步的同学，则组成小型的读书会，介绍他们阅读一些进步的文艺小说如《家》、《春》、《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平心著的《青年应有的修养》等。而对那些较为激进可靠的同学，则介绍他们阅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如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激发他们爱国的热情。①通过组织谈心、旅行、演出和读书会，从中挑选出一些倾向抗日、有进步思想的青年，重点培养，发展外围组织“游击之友”②。经过不懈努力，培养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发展了10多名“游击之友”。

中共北江特委还在二沙头颐养院先后办了3期训练班。负责训练班的是陈凤。他们从读书会、“游击之友”等组织中挑选一些经过深入了解的、觉悟较高的积极分子参加，每期还派有2-3名共产党员（身份不暴露）作为学习班的骨干，每期10人左右，学习7至10天。学习的科目大概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国内外形势，也介绍中国共产党有关知识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先讲解，然后介绍有关资料、书目给他们阅读，再分组讨论，谈学习心得。每期结束后，物色其中一些表现好的，对共产党有认识和要求加入党组织的吸收为预备党员，也有一些作为培养对象，在之后的工作中继续培养。受训后，一部分学员输送到游击区，一些有条件的留在广州开展地下抗日斗争。

1943年，共产党员何君侠被派往广州开展地下抗日斗争。何君侠到广州后，先在洪门小学立足，继而打入洪门会，并谋得股长职位。敌伪委派大汉奸冯壁峭担任洪门会理事长，企图通过洪门会控制“工人休憩室”③。何君侠则利用股长职位，掌握了纺织、机器、香烟等13个行业的“工人休憩室”，利用“工人休憩室”联系群众，培养骨干，为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积蓄力量。

1940年6月，中共南海、番禺区委成立，由严尚民、黄友涯等人组成，黄友涯负责开展广州地下工作。之后，中共南海、番禺区委先后派党员梁铁、陈立光、岑公汉、曾宪犹、夏天心等人到在南郊裕安围、步滘乡、沙溪乡、鸭仔田、三滘乡等地活动，以乡村私塾老师身份为掩护，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采取读书会、兄弟会等形式，把进步群众组织起来，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输送积极分子参加珠江游击队。

东江纵队的麦任还成功地争取到一些有影响的人士为抗战服务。陈年柏是东莞桥头乡人，是个很有名望的武术师，在广东大学担任保安队长。他从前当过中学的武术老师，手下门徒众多，三教九流都有，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他不仅和广州当时有名的武术师陈斗有交往，甚至和东莞大汉奸叶衍龄、市桥大汉奸李塱鸡都有联系;陈璧君都想请他做保镖。由于这个人联系面广，又有爱国思想，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就邀请他到东江纵队的游击区参观考察，并以礼相待、晓以大义，请他为抗日出力，最后成功地说动了他。陈年柏凭着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为广州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四、利用公开身份，开展“非法”斗争

尽管地下抗日斗争十分艰难，但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仍然争取一切可能，带领群众同日伪进行顽强的斗争。

开展策反敌伪军工作。某伪军新兵营长白某、某伪军连长张某、伪绥靖公署参谋萧维扬曾经在东莞战场上被东江纵队俘虏过，东江纵队对他们进行了民族大义教育，在他们有所觉悟并愿意为东江纵队的抗日斗争服务后，迅速释放了他们。之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梁和在广州和他们保持定期联系，并分配他们一定的任务。白营长的觉悟比较高，手上又有个新兵营，东江纵队就派区锦去当他的副官，切实把这个营掌握过来。④区锦就住在白营长的家里，帮助处理新兵营的日常事务。新兵营当时只有几支供守卫用的步枪，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就和白营长商量好，待徒手训练完毕，领到枪的时候就伺机拉着队伍投奔珠江纵队。张连长率领的是陈璧君的警卫连，就驻守在陈璧君家的附近，便要求他设法接近陈璧君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平时要团结好连里的骨干，必要时和他们结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拜把兄弟，只待有朝一日，中共地下党组织一声令下，就把陈璧君绑来向人们请功。①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对支持党抗日的伪军官和上层人士一方面不断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生活给予适当的照顾。当时，党的地下工作者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给这些人士生活补贴，让他们感觉到被关心，所以，这些人一直都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斗争，没有发生过反水动摇的事情。endprint

策划活捉陈璧君行动。1943年冬，中共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和广游二支队大队长卢德耀策划和制定了袭击广东大学，活捉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伪国民党中央委员）、林汝珩（伪教育厅厅长，陈璧君的义子）、汪宗准（汪精卫的侄儿，伪财政厅厅长）、汪文恂（汪精卫的女儿）等大汉奸的行动。由打入广东大学的李淑明绘制广东大学及陈、汪、林等人住所的地图，大约花了1个月时间，李淑明完成了绘图工作并摸清了陈、汪等人的行动规律。卢德耀还在李淑明陪同下，进行了实地侦察、熟悉地形。地下工作人员都怀着一种特别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出现一次震慑广州日伪、激励广州人民的伟大行动。可惜，由于形势变化，日伪增强了广州南郊的守备力量，行动不得不中止。②

领导破坏敌伪军需生产。1944年，日寇华南派遣军司令部指派汉奸蓝穆仰在广州市内的盘福路开办广东化工厂，任务是生产炸药原料硝酸铵。由于敌伪委派的监工不懂生产技术，潜伏在广东化工厂做工的中共地下党员马禧（化名马云）、谢岳，发动该厂技术工人巧妙地制造技术事故，使生产不断下降，最后无法完成军需生产任务。日伪不得已，只好到佛山重新开设工厂。谢岳又发动新工厂工人制造技术事故，致使新工厂生产效果也不佳，急得日军军官大骂汉奸厂长无能，中共粤南省委领导的破坏敌人军需生产的斗争再次取得了胜利。

五、搜情报筹经费，服务抗战

1943年底，中共广东省临委负责敌后城市工作的梁广从香港潜入广州，在广州十三行路与人合股开设了一间“华昌京果药材行”，梁广挂名经理，曾序堂当掌柜。这间药材行既是广州地下党组织开展秘密活动的领导机关，同时也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筹集经费、搜集情报。

东江纵队的谈家巷2号之一交通站不仅负责掩护来此中转的同志，还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和交通费。为此，钟家老小倾其所有。钟国祥不仅以“水客”的身份掩护自己的活动，还以“水客”的身份为交通站筹集活动经费。而钟国祥的父亲钟德祺，当时是新亚酒店的股东之一，也以卖股的方式拿出资金支持儿子的抗日活动。

1944年下半年，东江纵队的麦任被派到广州，同先期到广州的杨和一起，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在敌伪军、警、特内部以及社会上建立了一系列的情报关系，多次获取敌人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1945年6月，珠江纵队获悉情报——日伪准备日间进攻禺南游击区，要求麦任等地下工作人员协助核实情报。麦任便通过伪绥靖公署参谋萧维扬去打探情报。经过努力，最终获得了日军进攻禺南游击区的整个计划，包括兵力部署、登陆的时间地点，萧维扬都绘制在一个草图上。正是在这份草图的帮助下，珠江纵队在禺南打了一个大胜仗。不久，萧维扬又想方设法弄到一份日军的军用地图，区锦则秘密挑灯苦战了几个通宵，复制出5张万分之一的地图，其范围东起石榴岗，西至广船东厂，南至南石头沿河，北临珠江南岸，地图极其详尽，连乡间小路上哪里有一口井都标记得清清楚楚，这些地图都送到了部队，为珠江纵队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①

为了给游击部队筹集经费，中共北江特委派党员王磊以商人身份在海珠南路和桨栏路开设了两间贸易行。贸易行的货船冒险偷渡日军的西江封锁线，把货物运到沙坪、肇庆、梧州一带销售。盈利所得，为游击部队提供经济支撑。

1944年夏天，为了配合各个兄弟部队和盟军的对日作战，选择广州市内军事目标，广游二支队禺南部队政治委员郑少康和罗初化妆进入市内，对五仙门电厂等要害部门和日伪军情进行了实地侦察。

1945年春，珠江纵队派共产党员王兰化妆进入广州市内，利用她在伪方任职的亲戚，弄到了伪军1万多发子弹，并设法把子弹由广州护送到大石码头交给珠江纵队。

六、大量散发传单，宣传组织民众

为了扩大抗日游击队的影响，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加强了秘密宣传工作。采取的宣传工作方法主要有：一是通过党员、“游击之友”将宣传品送给亲朋好友。二是将宣传品邮寄给经过选择的对象。汉奸们接到这些宣传品后十分惶恐，说：“‘老八都知道我住址了！”“‘老八来警告我了！”三是利用宵禁的时间散发宣传品。广州在夜间11时即停电并实行宵禁，日本兵只在马路上巡逻，不敢进入横街小巷。地下工作人员就在这个时候活动于横街小巷中，或在街道墙上，或在厕所里面，用蕉作浆糊张贴宣传品，纵使遇到伪警察，也可以搪塞过去。四是采用其他方法，如将传单成叠放在猪肉台上或有风的地方，借风吹散，第二天早晨，人们路过，就可以捡到。有一位当伪警察的“游击之友”，还多次到电影院里去散发传单。②

1945年5月下旬，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为了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号召人民起来战斗，增强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散发抗日传单行动。以往，散发抗日传单也曾进行多次，但由于规模小，效果不够显著，这一次务求引起轰动效应。为此，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核心领导人陈翔南、麦任、余美庆等人共同制定了周密而详尽的行动计划。

传单由陈翔南负责起草，标题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全市同胞书》，每篇约1000多字。内容要点有3个：一是打破敌人新闻封锁，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日本将要战败等重要消息告诉人民;二是针对当时广州市民一般存在着国民党正统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同时突出宣传广东境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辉煌抗日战果;三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③传单底稿交由地下印刷点秘密印刷，共印了4000多份。散发传单时间，则选择在晚上灯火管制开始（晚上9时左右）时行动。地下党员和“游击之友”几乎全部投入这一行动，以2-3人为一行动小组，包干负责一个地段，把传单塞进每家每户的门缝里或信箱里，也有少量张贴在公共场所（如市场、公厕）显眼的地方。有一位工作人员还把一叠传单放在一间茶楼最高层的临街栏杆上，让其自行飘落。endprint

这次散发传单的地段有永汉路、惠爱路、太平路、东华路、西华路、长堤、黄沙、十三行路、海珠路、泰康路、惠福路、光复路、上下九路、宝华路、西关一带，以及河南地区等，广州市所有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都包括在内。由于事前考虑和准备得周密、细致，参与人员的机智、沉着和勇敢，一个小时左右就圆满完成了任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二日清晨，人们发现了传单，全市的各个角落很快都在议论：“小鬼队进城贴传单啦！”“手枪队昨晚进城啦！”“游击队昨夜进城啦！”全市为之震动。日伪方面则因为摸不清底细，异常紧张，紧急动员，一连数日加强岗哨并派出大批马队、摩托车队到处进行搜索，撕揭传单;一些平日里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的汉奸走狗惶恐不安;广大市民则喜形于色，拍手称快，大受鼓舞，①他们从中感受到了抗日的力量，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美军在太平洋对日展开作战并取得成功，日本完全陷于孤立。在中国战场上，从1945年5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终于到来了。

此时广东境内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加紧了对广州的包围。东江纵队第四支队迂回到广州东北郊沙河、联和、长湴、岑村、东圃、南岗、萝岗一带，珠江纵队第二支队（原广游二支队）也日渐逼近广州南郊，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领导核心作出了收复广州的决定和计划，广州地下党面临着更加艰巨和重要的战斗任务。

还在1945年3月，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尹林平派余慧为省临委特派员秘密进入广州，向广州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省临委的指示，要求广州地下党组织为配合游击部队收复广州作准备，一旦部队对广州采取行动，地下党组织必须立即全力以赴，里应外合，配合部队作战。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之时，广州外围的军事力量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但就在这时，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空运新1军、新6军抢先接管广州，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配合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收复广州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沦陷后所开展的地下抗日斗争，坚定了广州人民的抗战信心，有力地配合了广州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政治战线和军事战线，为广州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广州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