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亮?廖皇珠

摘要：上个世纪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关键时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是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宣言书。当今社会发展新常态下，改革开放新设计师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是新一届党中央在继承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下新任务为进一步推进治党治国而作出的战略新布局。剖析两者提出的历史背景和深刻内容，不难发现，“四个全面”是对“南方谈话”的继承与超越，它的适时提出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更加全面科学地发展。

关键词：“南方谈话”;“四个全面”;继承;超越

1992年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2014年冬，改革开放新设计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考察，首次提出了“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与当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从历史背景到现实需求颇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近平“四个全面”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换代升级，亦即从治党治国1.0版到2.0版的继承与超越，是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战略新布局。在“四个全面”的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开创一个新时代。

一、“南方谈话”与“四个全面”提出背景的历史耦合

众所周知，“南方谈话”绝不是邓小平南下旅行的即兴之感，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恰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描述的：“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①概而言之，这里所指的“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持续高涨，对我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和冲击。二是在国内，1989年夏天刮起了一股由“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的政治风波②，从此，改革开放遇到了姓“资”姓“社”问题的极大困扰而停滞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左”右两股势力的干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左”右两种思潮的夹击下，大有退回“封闭僵化的老路”或跌入“改旗易帜的邪路”之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决定南下视察，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及时矫正了处于风吹浪打之下中国改革开放之船的航向。

二十几年后，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经过30余年的奋斗，改革开放一方面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给前进中的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际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惊恐不安，不断在国际上尤其是中国周边制造事端，企图围堵与遏制;在国内，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积，诸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公平法治缺失、社会腐败向纵深蔓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愈发突出，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在此情况下，怎样“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①，迫切呼唤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由此可见，无论是“南方谈话”还是“四个全面”，都诞生于我国改革开放极为关键的历史紧要关头，都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机遇与现实诉求。这种历史的机遇与现实的诉求进一步印证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古朴真理。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为邓小平和习近平两位杰出领袖人物提供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大舞台，也正因为有了邓小平和习近平两位坚强领导核心，才使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拨云破雾，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彼岸奋进。

二、“四个全面”对“南方谈话”的继承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极为重要的理论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四个全面”继承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是新形势下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的行动指南和战略布局。

（一）习近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承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朝着“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不断奋进，继承了邓小平“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愿景。在参观《复兴之路》时，习近平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③虽然推动改革发展才是邓小平“南巡”的最主要目标，但是他对共同富裕问题也高度关注。他讲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④“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共同富裕）。”⑤在南方谈话之后，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再次强调，虽然“解决这个问题（共同富裕）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⑥新形势下，习近平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承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针对我国人口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农业相对落后，部分地区和人口仍未脱贫，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入广东、河北、甘肃等十余省深入考察农村发展、农业粮食生产、扶贫开发工作，他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扶贫开发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②endprint

（二）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继承了邓小平“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改革意志。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③，“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④在这里，邓小平把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相提并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党的十八大刚闭幕不到一个月，习近平选择广东作为视察首站，沿着邓小平当年“南巡”之路，习近平视察了深圳、广州、珠海等地，他指出：“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⑤在广东，习近平向全党全国发出振聋发聩的改革号令：“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他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⑥。由此不难发现，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坚持改革的个人担当和政治勇气，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里，习近平继承邓小平改革开放政治遗志的意图更加明显：“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上述一番讲话，无疑是对邓小平“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一告诫的历史借鉴和现实担当。

（三）习近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继承了邓小平“搞法制靠得住些”的法治理念。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新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依靠法制来解决的方式。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⑧短短的一句话，却折射出邓小平极其深刻的历史洞见，既包含着他对依靠“人治”的苏联迅速走向解体的深切忧思，也包含着他对我国十年“文革”惨痛历史的深刻总结。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搞法制靠得住些”的法治理念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一是维护宪法尊严，全面实施宪法。习近平高度重视宪法，提出“维护宪法权威，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讲到：“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⑨二是推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习近平在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①三是强化守法观念，严格依法办事。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②此外，针对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③以上这些，都是习近平对邓小平“搞法制靠得住些”法治理念的忠实继承。

（四）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继承了邓小平“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的治党思想。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以后，邓小平就提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重要思想。④“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对管党治党提出告诫：“中国要出问题，问题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⑤个中原因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唯一执政党，“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⑥邓小平还讲到：“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⑦“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⑧习近平完全继承了邓小平“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这一重要的治党思想。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就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⑨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重要思想。2013年7月，习近平在与河北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座谈时讲到：“邓小平同志说过：‘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那么在党内，谁有资格犯大错误？我看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⑩显而易见，习近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警醒，与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管党治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四个全面”对“南方谈话”的超越

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治党治国的理念和方式等方面既有一脉相传的继承，又有目标性、系统性、全局性及可操作性等方面与时俱进的超越。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内涵更明确，重点与难点更突出。邓小平讲到：“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坚持了邓小平倡导的小康社会的构想，更明确提出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首先，这个目标有明确的基本内涵和时间表。基本内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表述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时间表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次，围绕这一奋斗目标，确立了“六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有明确的分项目标和落实措施。特别是习近平抓住经济发展这一中心环节，作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即处在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其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提供决策指南。最后，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致力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国人口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偏远山区和革命老区。对此，习近平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摆在更加突出位置。”①endprint

（二）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不犯颠覆性错误。南巡之时，邓小平大声疾呼：“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②，提倡“摸着石头过河”。那时，邓小平更多关注的是改革开放的持续性，告诫全党不能走“回头路”。今天，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啃”硬骨头和涉险滩成为新常态，习近平除了关注改革开放的持续性，宣誓“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更多关注的是改革开放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成立了以他为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明确了全面社会改革的总目标，设计了“六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确定了各分项改革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330多项重要的改革任务，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180多项重要的改革任务。二是高瞻远瞩地提醒全党不犯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③三是强调改革必须于法有据。习近平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④一方面，通过法律授权对艰巨复杂的事项进行改革，确保改革成效;另一方面，以法律形式巩固改革成果，以免改革成果丧失或为少部分人攫取。以上这些思路与举措，都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超越与发展。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治国、执政、行政共同推进，国家、政府、社会一体建设。在深圳，邓小平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一乱，便是一片灾难。”⑤实际上，让“中国不能乱”的方法无非有二：一是改革开放，它是中国发展的不竭动力;二是加强法治建设，它能有效解决“人治”危险。不难发现，习近平也像邓小平那样力图摈弃过去的“人治”，不同之处在于，他力推在中国全面推进“法治”，而且主张“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和基本原则，制定了180多项重要的改革任务，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全会强调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⑦由此可见，习近平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大大超越了邓小平“搞法制靠得住些”的发展理念。

（四）全面从严治党：以从严治吏为突破口，先治标再治本。南巡之时，提倡“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邓小平丝毫没有忘记党的建设。他讲到：“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①新形势下，习近平指出，“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②较之邓小平，习近平的管党治党不仅限于廉政建设，而是有着全面系统的战略布局，概而言之：一是“全面”;二是“从严”。首先，习近平的“全面治党”，包括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具体而言：1、思想建设上，强调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③2、组织建设上，加快完善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显加强了各级党的班子建设、党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及党员干部的考核机制、选拔机制、问责机制的完善。3、作风建设上，强调以身作则，雷厉风行。出台“八项规定”，要求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做起。通过党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聚焦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并长抓不懈。4、制度建设上，推行依法治党，加快党规党法建设。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集中清理1978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近4成被废止或宣布失效，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依法治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其次，习近平的“从严治党”，是以先治标再治本的方式推进，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一方面，他主张从严治吏。习近平提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坚持‘老虎、‘苍蝇一起

打”。④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严厉查处了周永康、苏荣等腐败分子，至今已查办的“老虎”超过100名。另一方面，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强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⑤作为宪法上明确规定的唯一执政党，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还是全面深化改革重任的完成，抑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落实，最终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行。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和作用。

结 语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处在升级换代的重要关头，重温20多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深刻体会到彼时“南方谈话”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而且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对深化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历史已经证明，倘若没有邓小平 “南方谈话”，中国的改革开放被“姓资姓社”的巨浪吞没绝非耸人听闻;历史也将证明，习近平“四个全面”必将引领全党全国人民跨过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郭文亮，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廖皇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