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

主讲人：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张慧瑜：今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二十周年。1994年4月20日，一条64K的宽带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中国成为全球第77个拥有互联网的国家。到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大国。截至2013年底，我国网民突破6亿，手机用户12亿，网络购物用户超过3亿，电子商务突破10万亿人民币;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里，中国就有3家。

互联网产业就是信息产业、电子产业，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产业。有大量新工人是信息产业的工人，比如知名的富士康是电子产品代工厂，有几百万员工，是苹果公司等电子产品最重要的加工厂。凭借中国信息产业的强大山寨能力，数码产品也使底层享受到高科技，而信息产品是中国少有的可以跨越中产阶层和底层群体的产品，比如手机用户有12亿，中产、中下阶层都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

王维佳：从理念上看，有两个轮子支撑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一个是大家熟悉的朝圣山学社和芝加哥经济学派这个体系，直接对政治经济开刀;另一个不太容易和新自由主义方案联系在一起的是“赛博迷思”，是关于互联网和新经济未来的一整套想象，是互联网带来的关于跨界、融合、地球村、平等这样一整套阐述。我这里主要处理后者，即关于互联网迷思的讨论，详细看它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首先从历史背景展开，看赛博迷思如何生成。这里首先提出一个前提，就是赛博迷思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思想发展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发展的产物，这是我们认识有关互联网阐释的一个重要前提。换句话说，在互联网技术大规模应用之前，赛博迷思的思想根源就已经存在了。

这种思想产生的源头，可以归到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大众社会的思想特质。当时，二战和冷战交互的历程，给美国的青年人带来文化心理上的三种巨大压力：

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三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在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反主流学生运动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差异显著的两种力量：一是希望凭借批评理论和社会运动这两种武器对现实的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整体重建，具有显著的激进性和现实干预意识;二是试图摆脱现实束缚，通过超验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园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公社运动”。后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学、禅宗佛教信仰、迷幻药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归田、试图构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义者。当同龄人在创办政党和反越战游行时，这些嬉皮士则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拥抱技术和意识转变，并将这些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资源。

这个区分有重要意义，在后一个群体中产生了当今关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观念，也让我们看清了在赛博迷思的政治想象中系统性地清除了哪些东西。

从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出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模式。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和麦克卢汉的著作，试图借用科技发展构造一个类似于开放信息系统一样的新型传播网络，并将这种开放网络的交往状态看作自然的和普世的。

我这里举维纳的理论为例，其他几位当时思想偶像的思想也都有类似之处。

“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汇本身就衍生于维纳提出的“控制论”（Cyberspace）。在维纳的理论中，控制论系统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式，完成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从而形成无需外部规划和干预的自发秩序。在维纳看来，这样的原理不仅存在于他所研究的防空导弹系统中，而且应该构成一种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可以将人类社会、生物体和自动化机器都看作一个控制系统，它们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一旦达成了自我调节，人类社会也一样会出现自动化系统般的和谐、平等、民主的秩序，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统。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公社运动者们从高山和树丛走向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找到自己新的栖息地，让控制论理想和新公社之梦再度复兴。随着电子交谈系统、公告牌系统和其他网络通讯工具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发烧友、反主流文化群体和新闻记者群体在数字社交平台上深度融合，并不断展示一种先进的和充满诱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虚拟社区”、“赛博空间”等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主流阐释就逐渐形成了。“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创新”、“无国界”和“世界大同”，这些有关互联网的“赛博迷思”开始成为说明一个新时代和预言未来社会状态的主流政治语汇。它们不再只是那些逃离大都市的嬉皮士热衷的概念，也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精英、跨国企业领袖们念兹在兹的时髦辞藻。从原先那些迷恋新公社运动、迷幻药、控制论和麦克卢汉著作的“垮掉的一代”中则产生了一大批穿着考究、腰缠万贯、引领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息产业大亨和数字化预言家。他们带着嬉皮士反主流运动的乌托邦遗产，似乎没有一点不适应地就进入了一个由政治经济精英把持的主流社会，并成为其中光鲜亮丽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追捧。我们这里稍稍展开当时的历史和思潮，看看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如果仔细审视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市场乌托邦，会发现它与试图构建数字乌托邦的“赛博迷思”在理念上有众多吻合之处。例如，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主张、去中心化的控制论逻辑、建立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运行的自发秩序原理、不设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从历史进程看，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保守派精英也确实极大地调用了“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并将其包装成一套诱人的新技术奇观。在这个意义上，对新媒体技术政治的正面塑造，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这样的结论当然不能只从观念体系的相似性中得出。关于“赛博迷思”与“新自由主义”高度契合的另一个重要证明，是原本在政治坐标上距离最遥远、彼此蔑视的保守派精英和新公社主义者，如今竟然围绕互联网政治和新经济议题成为彼此捧场的亲密战友。

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集中体现在推广新经济和“赛博迷思”的两个重要社交/媒体平台当中。一个是为跨国企业家和政客提供咨询服务的“全球商业网络”（Global Business Network）;另一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聚焦数字化和新经济变革，蜚声国际知识界的期刊《连线》杂志（Wired）。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原公社运动领袖的促成下，“全球商业网络”成立并开始频繁活动。这个组织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壳牌公司、沃尔沃、AT&T、施乐、IBM、南方贝尔等跨国企业的高管，服务于美国军方的顶尖智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官员，以及一群热心“赛博迷思”的人类学家、生物学家、新媒体工程技术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将资本精英、政治精英和倡导新经济的知识精英结合在一起的人际网络。这个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向企业家和政客提供网络新经济的理念，帮助他们开拓和适应后福特主义的经济变革。

另一个集纳了以上各群体的代表性的人际平台，是大胆预言数字化生存的《连线》杂志。这个著名期刊最重要的几位编辑作者：尼葛洛庞帝（N.Negroponte）、路易斯·罗塞托（L.Rossetto）、凯文·凯利（K.Kelly）、艾斯特·戴森（Esther Dyson）等人将数字乌托邦的构想与解除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和促进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方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连线》影响最大的年代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乔治·吉尔德（G.Gilder）、纽特·金里奇（N.Gingrich）等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学者、政客与走在后福特主义经济发展前沿的跨国企业高管、工程师，描绘成反主流文化革命的先锋和未来社会的先驱。

为打造“赛博迷思”提供财务支持的，还包括跨国的生物化学企业。孟山都、杜邦、国际纸业、宝洁、联合利华等重要公司都为制造迷思的培训和宣传工作提供了持续支援。

将自由市场奇迹和信息技术奇观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宏观上构造一个通过传播科技达成的大同盛世：“世界是平的”、第三次浪潮。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家弗里德曼。在他总结的“碾平世界的十大因素”中，个人电脑的风行、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发明、互联网通讯标准的建立、网络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数字搜索引擎的出现等等这些网络科技因素与柏林墙的倒塌、离岸经营和销售网络的创立、全球物流供应链的打造等政治经济因素成功地汇聚在一起，许诺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统一市场图景。

二是微观上构造一个分布式、分散化、充满弹性的高效率“柔性工厂”。凯利在《失控》中详细阐述了“新兴网络经济”应该具有的特征，所谓分布式、分散化、灵活制造、协同进化的观点，与后福特主义劳动关系改造的题中之义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网络经济不仅具有收益递增的经济理性，还被赋予了个人实现和民主参与的政治内涵。美国学者佛罗里达将那些没有固定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的知识劳工形容成新经济时代放荡不羁、标新立异、充满才智和创造力的吟游诗人，认为他们是网络化经济时代的新财富创造者和新生活引领者。

三是将数字化的未来塑造成一项巨大的“信用”，来支撑信息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二十世纪最后几年，见证了一个互联网投资的狂潮，关于新经济未来的信息轰炸，让人们不断把赌注压在与数字网络业务相关的公司上。然而，从千禧年开始，推动网络产业繁荣的股市暴跌，绝大多数网络公司一夜间不复存在。我们由此见证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这也预示了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无解危机。这种经济运行逻辑只能寻找一个又一个新的“迷思”，制造新的泡沫，才能维持运转。在这个意义上，“赛博迷思”实际上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寻找到的第一个有力支柱，为跨国精英推动的全球经济转轨立下了汗马功劳。

以上分析，多集中于“赛博迷思”的建构者如何直接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然而，我并不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在违心地迎合精英群体，以求成为资本力量的附庸;更不是要告诉大家，这些曾经的“反叛青年”与权力精英一起策划了一场经济转轨的阴谋。这套对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政治预言，早在新自由主义转轨之前的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中就已经存在了，之所以在二十世纪晚期受到推崇，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意识形态的逻辑符合了经济转型的需要。

概括来说，“赛博迷思”的意识形态刚好可以在自然、必然、应然三个重要方面为新自由主义观念提供有力支持。

所谓自然，是将经济权力调整的人为工程，讲述成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过程。比如赛博迷思制造者最爱使用的“生物隐喻”：将新媒体技术、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生物世界进行类比，暗示信息化技术和网络传播可以缝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沟壑，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

所谓必然，是指除了网络新经济和弹性生产的改造之外，不存在另类的经济发展途径。这种观念集中体现在他们关于“历史终结”的预言上。这些预言要解决两项紧迫的事业：一是将单极主导的“帝国”状态叙述成历史进化到达终点的“必然王国”;二是许诺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决裂的“光明盛世”。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说：“从原子到比特的变化是不可避免也不会被终止的”，“就像一种自然趋势，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无法被拒绝和阻断。去中心化、全球化、和谐性和向社会赋权这四个强大的特质，一定会让它取得最终的胜利”。与尼葛洛庞帝一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赛博迷思”阐释者，几乎都带有一种宗教般的末世论情节。

所谓应然，是指“赛博空间”具有前文所说的“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等众多政治正确性，因此应该成为各个社会必须加入的普世共同体。新公社主义者的文化偶像巴克敏斯特·富勒曾经提出了一个“法外之地”（Outlaw Area）的概念，用以概括一种超越尘世之外，摆脱日常规则束缚，自由平等、无拘无束的新政治领地。在这种叙述中，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那就是社员群体与外部社会的二元对立，用今天的时髦政治语汇来说，就是市民社会与威权力量的二元对立。

这些联想的核心逻辑是将“赛博空间”视为一个平行于真实社会空间，代表着民主希望的新政治领地，它必将由内而外地塑造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在赛博迷思制造者们欢愉而简洁的乌托邦叙述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产业状况、所有权问题、网民社会经济背景等真实社会问题的讨论。特别有意味的是，流行的数字化巫师们不仅不反对信息的私有化和垄断这些直接危害网络公共性的因素，甚至本身就是传播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将一个政治经济意义上十分复杂的平等和正义问题，替换成一个简单抽象的机会平等的假象，让自由自在、温情脉脉的小资文化彻底占据大众传播的主流，将那些质问传播权力本身分配不公的声音排除在外。

邱林川：在西方，包括刚才维佳讲的，在新自由主义话语框架下，经常讲要给大家“增权”（empowerment）、NGO要给大家“赋权”，台湾叫“培力”。我们要有更多的权利，但谁去承担提供权利、保障权利的义务？以前没有互联网，义务主体在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前还相对清晰。根据当时的“战后共识”（postwar consensus），义务主体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民族国家，以及受国家管控的资本家。这样的制度安排有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英国的费边社、欧陆的福利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更不用说。代表国内多数人利益的民族国家是最根本的义务主体，有了这个主体才能谈权利。

但随着互联网普及，表面看大家越来越拥有消费的权利，或者是市场中选择的权力。这其中有的是老百姓想要的，想从过去老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里走出来，是很多人不满过去的民族国家权利义务体系而争取来的权利，特别是个人权利。但是，越往基层走，越往中下阶级走，我们看到，这些权利是被塞到人们手上去的。即使没人想要这些东西，也只能陷在消费主义的国家，陷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里面——你只能选择消费多少，你不能选择是否消费。

在这样的权利结构下，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到底谁是权利主体？我看光讲13亿人或全部网民，都太抽象。如果还用消费者这个概念，从资本的角度强调个人主义消费关系，说互联网的权利主体还是消费者，这太狭隘;还有人提公民社会，现在好像不提了，因为公民的概念也有不少争议。所以我看还是老老实实用劳动者、用劳工吧。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用劳动来定义权利主体，我看还是很靠谱的。

到底谁是劳工？大家要改变一个旧观念，以为只有产业工人才是劳工。汪晖老师最近有篇新文章《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开篇引用1918年蔡元培的讲话解释“劳工神圣”。蔡先生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在中国传统里面，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力的区分不像西方那么明显。比如儒家讲究修身齐家，要大家早起、清扫门户，并不是读书人就不用从事体力劳动，什么事都交给保姆干。这点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想象，白天做体力劳动，晚上创作诗歌、音乐，享受脑力劳动的工作状态，其实很接近。

从这样的视角看今天讲的文化权利主体，在互联网语境下，可把它定位为数码劳工（digital labor）。数码劳工这一论题这些年在新闻传播等学科里日益流行，包括文化研究、媒体研究、互联网研究，这些年都出现朝数码劳工转向的趋势。我们看到，过去很多研究音乐的学者，主要以大的音乐公司、跨国企业作为分析对象;现在不行了，因为发生了刚才维佳讲的那些新自由主义转型，变成“灵活劳工”（flexible labor）了。唱片公司和音乐劳工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做一张唱片，这两个星期有活做，过两个星期唱片做完，没活做了，唱片公司就和你没关系了。在很多其他领域，包括美术、视频等领域，都大量采用这种方式。这样的灵活雇佣生产方式，成为西方学者主要的关注点。不过这种数码劳工研究也有盲点。他们往往忘了体力劳工，因为他们见不到，西方的蓝领工作机会都来亚洲了，最开始去东南亚，现在主要来中国;开始是中国沿海，现在包括内陆。反思这一过程，我认为跟着西方学者讨论“非物质劳工”（immaterial labor）是不够的，而应该有一个更完整的数码劳工概念。这几天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北京，又有更多人在谈非物质劳工和“诸众”（multitude）。他的清华演讲我也去听了一场，感觉他主要还是只关注非物质劳工;包括潘毅老师对他的发问，我感觉他还是不能很好地回答。

所以我想介绍一个更完整的数码劳工概念框架。今年一本新书叫《数码劳工与卡尔·马克思》，作者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是奥地利人，以前在瑞典教书，现在去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交媒体教授”（Professor of Social Media）。这样的职位名称，全世界没有第二个，看得出新闻传播学还是比较喜欢赶时髦。他今年的这本新书比奈格里，比其他人提出的框架都更大，也更适合我们用来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数码劳工问题。

蔡元培说脑力、体力都是劳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则从时间角度进行分析。劳动者出卖的是时间，是用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用时间来换取资本。中间怎样积累资本，分配存在怎样的不公正，最根本的是在以时间为单位进行交换。这一点我2009年时已经大致在《开放时代》上的一篇文章里进行了解释。最早，马克思分析的是一天10小时、12小时的工作，交换以月薪、周薪形式发的工资。西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分析说，性工作者也是这样，买一小时、两小时，或者一个晚上，也是交换时间，交换生命的一部分。到社交媒体，这种交换更加极端，采用集腋成裘的方式，要你一秒钟、两秒钟，而且不发工资，却可以把更多人零散的时间集中在一块，成为资本积累的资源。

福克斯从时间切入，分析诸如脸书（Facebook）用户面临的数码劳工剥削。他对数码劳工的定义框架相当宏大。他最开始关注非洲的矿工，因为我们的手机里都有稀有金属钽，世界上60—70%的钽是从刚果产的钶钽铁矿中提炼出来，而刚果连年战乱，现在还有最经典意义的奴工。那里有小孩被军阀抓去采矿，也有大人进去，下矿前必须借一大笔钱，成为包身工。之后不是按工作时间给钱，而是看能否上缴到军阀规定的量，每人每月交多少矿石，交不足量就得挨打，连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没有。这种情况被称为“二十一世纪奴隶制”，形态和最经典的奴隶制基本一样，差别只是奴工的劳动成果是钶钽铁矿。没有它就没有今天大家用的智能手机、电脑设备，所以福克斯认为这是数码劳工的第一环。

第二环是富士康这种企业的制造业工人。光有原材料不够，还需要装配。当然富士康不是实行最经典意义上的奴隶制，它比刚果好点;但我跑富士康好多年了，觉得它还是在奴隶制的阴影里，虽然它好像有合乎法律的规矩，比如学生工的问题。我采访过做手机后壳的生产线线长，他告诉我，他的生产线上80—90%都是学生工。每年换四拨学生，每拨“实习”三个月，不“实习”就不毕业，是强制劳动。和那些学生接触，经常碰到河南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来，学生说：“是我们省长要我们来的，不来不行！”线长说，一般女生第一星期站到哭，因为站着劳动和坐着不一样，一天站8小时，一个礼拜下来，女生多数哭。第二星期男生站到哭。到第三星期他们就适应了，变成一种“手头游戏”了，从这时开始到第十二周这个阶段，他们的生产效率比一般工人还要高。所以线长说，我们喜欢用学生工，“实习”完了就走，也没劳动合同，不用另外补偿。

富士康现在比当年要好一些，但还是有严重侵犯劳动者权利的情况。现在有一个个案是张廷振，富士康的电工，工作时从高处摔下来，头部大出血，左脑被切除，丧失劳动能力。这种情况，依照劳动法，雇主和劳动者存在不可切割的权利义务关系。出了工伤，不能把工人当成用完的抹布，一扔了事，不能像以前的奴隶制，奴隶病了就扔海里，跟一个物件差不多。但现在这个官司已经打到二审，还是非常困难。《羊城晚报》有张漫画，上面的工伤工人说：“我受伤了，我是你的工人。”代表资方的官僚却板着脸说：“你和俺没有事实劳动关系！”可见，富士康基本态度还是有问题，还是没将劳动者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还是想逃避作为雇主的直接义务关系。

当然还有更高端的，也是现在最光鲜亮丽的部分，如谷歌的劳工。大家认为谷歌很好。香港有谷歌办公室，进去像进幼儿园一样，五颜六色，里面可以打游戏，可以玩，吃东西，什么都有;但它还是一种剥削，让你在里面更多地贡献你的时间，只是隐蔽性更强而已，所以福克斯都称其为数码劳工。这里的一个特色是没有工会，别以为谷歌里什么都好，离经典意义上的劳工三权依然差很远;因为它还是把员工当成数字乌托邦想象的个体消费者，个体不是团结起来的权利主体，而是一个“单向度的人”。

此外，还有消费环节，包括零售业、运输业的员工、售后服务的员工，直到最后电子垃圾要处理;来中国贵屿也好，去孟加拉、加纳也罢，都需要人来处理，都需要人的劳动。

现在时兴谈“大数据”。大家别认为大数据一定就好，它有很大的生态脚印，因为需要使用大量服务器，服务器要消耗电能，消耗有限的自然资源，也包括劳动力资源。我们的手机、平板电脑装置都要充电，也需要消耗额外的电。据说现在节能灯使得世界电的消费量在下降，但是把所有智能装置的用电量加起来，比节能灯省下的电要更多。前年的一本书《Greening the Media》对此有深入分析，作者是西方的批判学派比较重要的学者，一个是Toby Miller，就是当年写Global Hollywood的，以及Richard Maxwell。他们书里批评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环境和劳工问题，呼吁新媒体应当更绿色更环保。

以上都是福克斯讲的数码劳工：从刚果的童工、奴工，到富士康工人，到印度的软件服务从业员，到谷歌，到运输零售，到洋垃圾处理，以及大数据、云计算，所有这些背后都需要确确实实的人的劳动。这样看数码劳工，涉及很大的范畴，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更具体化的诸众。奈格里讲的“诸众”很哲学，不够具体，但是我觉得数码劳工可将它更具体化。

数码劳工也被异化，也有对立面。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如朱迪·迪恩（Jodi Dean）。她2010年有本书叫《Blog Theory》，影响挺大。她是政治学教师，也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她发现，这些用数码新媒体的社会运动的初衷，是针对金融资本主义的，但搞来搞去金融资本主义也没垮，虽然稍微弱了一点，但远远不够。Dean把自己叫做Typing Left，就是支持劳工、提供思想武器的左派学者。她认为新媒体扩散到社运人群中，结果之一是产生了“传播资本主义”，对劳工运动弊大于利，这种对数码化劳动的批判反思我看我们还很缺乏。Dean主要引用齐泽克，再将它应用到最新的这些用互联网、用社交媒体来展开的社会运动。她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发问，为什么不能推翻它，为什么只有很有限的成果？重要原因是数码劳工被异化，劳动成果偏重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

迪恩其实也只是提出、而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如果说解决问题的话，2010年有另一本书《Program or Be Programmed》（《编程或被编程》），作者道格拉斯·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刚才讲我这本书的起源，开始的一个对话对象是卡斯特提出的“自我程控劳工（Self-programmable labor）”的概念;而拉什科夫这位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互联网思想家，他叫我们自己去编程，如果自己不去编程我们就将会“被编程”。

拉什科夫说的编程已不是卡斯特20年前讲的那种劳动者在职场上自我提升技能，那种受到新自由主义赛博迷思影响的自我程控劳工;但大伙想想，我们现在真的能自己给自己编程吗？你想知道什么新知识，去百度或谷歌一下，搜索出来的排名次序是你编的吗？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想要做的事已经被技术结构给结构了？所以和2003年的《点共产主义》相比，《编程或被编程》延续了当年的精神，同时它更具体，要大家去主动“编程”。这里所说的“程序”（program）既是电脑程序，也可以是开会的议程、一门课程、话剧演出或音乐会的曲目，英文都叫program。

究竟如何编写这些根本性的、组织社会运作的“程序”？我们怎样主动去“编程”？拉什科夫总结了十点建议。第一点讲“时间”，又回到马克思主义劳工价值论最根本的基础，具体建议是“不要整天在线上”（Do not be always on）。大家看我的这部手机，我有时问学生上面最重要的零部件是什么？普通同学常认为，最重要的是触摸屏，因为有了触摸屏就可以做各种事，也有同学觉得是回主页的这个大按钮;但用拉什科夫的观点，最重要的其实是开关键，它能控制什么时候on、什么时候off，这是最根本的“编程”权利。

为什么呢？拉什科夫认为，手机和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是，传统媒体，比如我面前的这本刊物，是生存在时间里面的。比如它是2014年第几期，它有一个生命周期，和社会的生命周期、思潮的进退相类似，都是在时间中发挥功能，产生意义。智能手机的情况不同，机器本身不重要，丢了，再买一个，马上可以把数据重新恢复。里面重要的数据、内容、社会关系都是赛博的或叫虚拟的存在，它没有生命周期，而是存在于卡斯特叫做“无历史的时间”（timeless time）里。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年轻人颈椎劳损，达到 60多岁老人的劳损程度。这说明数码劳工，用电脑、智能手机，也是身体劳动，而当我们的身体变成云计算的一个部件，情形和电影《黑客帝国》还真有些相似，那里的时间是永恒的，24小时不间断地全球运转。听说在座有老师昨晚加班干到凌晨4点多，但我们的身体是拼不过赛博空间的，我们还是要回到时间，回到身体所处的生命周期。所以掌控开关键是数码劳工最根本的权利，就像什么时候上下班，就像争取8小时工作制一样。

这里有必要引入劳伦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一个比较老的概念框架，才能更好地分析不同的权利场域或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关系体系，才能将其细化。雷席格当年在斯坦福法学院时写了《Code》（《编码》），列举了四种规范网络社会关系的方法。一是市场，它实行等价交换、资本积累的逻辑。二是法律，有了法律规定，不听话警察会来抓你，会收到罚单。用第一种方法，数码劳工和网络企业发生关系，包括被它利用，也包括用互联网对它进行抵抗，甚至摧毁它。用第二种方法，法律的运转更多靠国家及其合法的暴力机构，数码劳工也要和它发生关系。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常规，也就是用文化习惯、约定俗成来规范社会关系。比如九十年代网络文化的主流是分享，虽然不分享不犯法，虽然分享往往不挣钱，但当时大部分网民都觉得分享是应该的，是国家和资本都管不到的。这种情况一直到2000年前后有了亚马逊等电子商务公司才有较大改变。最后一种方式是code即编码，是软件工程师设计软件时，通过编程在虚拟空间中设立的结构，也是拉什科夫要我们主动去控制、去颠覆的东西。

说起颠覆，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专门研究科幻小说的。有一本很有开创性的科幻作品值得向大家推介，作者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书名《For the Win》（《非赢不可》），里面借鉴了很多美国工业时代传统的劳工斗争遗产，但将它用来讲“金币农夫”，也叫“网游代练”，就是在网游里帮人家打游戏、挣虚拟武器，结果产生出整个全球经济体。这里有中有西，既有资本、又有劳工，既有虚拟、又有实体。最后网游代练这些网游里的数码劳工发起了一场新的、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革命，成功颠覆了资本和国家控制下的不公平的虚拟经济体系。这又是一种新的乌托邦想象。除了像赛博迷思被工具化、被新自由主义利用的乌托邦之外，这种另类乌托邦，不管是马克思的、蔡元培的，还是官方马克思主义讲的乌托邦，都需要继续被想象。

有了想象，就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实现的可能。当然具体怎样实现？这又是关键问题。在英语文献里，近年又有一个流行词，叫做“变迁的潜能”（transformative potentials），就是说某某东西有可能带来转型。我反对经常使用这种很抽象的词汇。互联网有各种“潜能”，这个杯子也有“潜能”把那个玻璃窗打破;但我们知道，缺乏行动，没有付诸实施，再多“潜能”也没用。我们做社会科学的在这方面需要向研究文科的各位学习，你们研究左翼文学、底层写作等等，在网上和网下都付诸行动，都不再限于只谈“潜能”。

大前天我刚好收到联合国人权专员助手给我发的邮件，说人权专员现在要了解新媒体，他在准备一个关于“生存权”的报告。为什么？原来哪怕在不发达地区，新媒体也和生存权发生了深刻关联，新媒体权利已成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维度。一个极端例子是伊斯兰国，如此不人道地处决人质，对国际人权是大倒退，而这样做很大程度是为了新媒体传播。没有新媒体，这种处决的画面过于血腥，电视台不会播出;但在网络视频的世界里，则是滚动播出的恐怖主义文化表演，传播非常快。所以联合国人权专员写生存权报告，也要考虑新媒体的文化权利问题。

我国的网络已非常普及，新媒体文化权利议题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如果能第一步发起关于新媒体文化权利的大讨论，第二步在讨论基础上形成实实在在的政策建议，相信大家在文化部领导下，可以与时俱进，在互联网时代更好地实践群众路线，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推进文化权利结合起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我自己前几年也提出过，现在在网络文学界能够与资本抗衡的只有体制;但是现在“2014年净网行动”以后，我们看到政治的力量太大了。这个力量又和旧媒介的一套生产机制、评价体系连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是，整个官僚体制及其在印刷时代形成的所有规范一下压过来了，对网络文学所有的媒介特性和新生态进行碾压。比如，有人传言，以后对网络文学也要像纸质文学那样三审三校。虽然我们听来像个笑话，但也没人敢保证完全不可能。或者，更大的可能是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空前广泛严密的审查。“净网”前我们更多地是面临“美丽新世界”的问题，现在，我们更感到“1984”的威胁了，其实，更可能的是“美丽新世界+1984”。所以我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我们怎么回到国家权力的制衡？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慧瑜开始时提到今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二十周年，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前段跟朋友讨论的时候，我说，阿里在美国上市是改革开始进入完成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不是说改革开放就彻底完成了，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上一个三十年相比，已经开启出了新的议题和下一个阶段的新空间。从这个角度再看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互联网或者信息化，确实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对于理解今天全新的“内”、“外”关系，也都是一个有力的抓手。

如果我们只是从“向前看、向上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比如说，不管是刚结束的APEC，包括之前提出的“一路一带”，还是亚太自贸区，可以发现，互联网企业都是排头兵式的角色。“一路一带”刚刚提出，马云就到新疆、甘肃去做考察，而且都是省委书记和省长亲自接见，这在过去不可想象，互联网企业竟然会有这么高待遇。要理解今天这个全新的现实需要更复杂的维度，仅仅“向前看、向上看”，自然也太廉价了。我觉得要理解互联网的上网服务转型升级的意义，就要“向后看、向下看”，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回到今天论坛的主题：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权利与数码乌托邦，究竟意味着什么？举一个例子，在河南的富士康厂区附近，当地网吧大家猜有多少台机器？三千台。而且每天晚上全部爆满。

邱林川：不光是晚上。早上8点钟，下夜班的时候，也爆满。

孙佳山：您说得对，工人们只要一下班第一时间就几乎都去网吧上网，不管身体有多累。在这个时代，可能北、上、广，一二线城市的网吧快被彻底淘汰了;但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包括东部农村地区，甚至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远郊区县，网吧对新工人也好、农民工也好，都是关乎他们网络文化权利的非常重要的载体。我们的文化政策、学术视野由于忽略了这个重要载体，始终没法完全理解新工人的主体性是怎么建构起来的，无法理解当前新的社区关系、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怎么形成的。如果继续忽略这个载体，陷入“向前看、向上看”的亢奋，不认真“向后看、向下看”，就不可能真正触及我们时代最基本的文化议题，我想这才是互联网上网服务转型升级的真正时代意义所在。

我还想回应一下另一个问题，网络文化审查的问题。我是在2013年夏有幸进入了部里的网络游戏审查委员会，主要审查进口游戏。在我供职的这两年里，确实有很多心得，也让我觉得情况可能更复杂，不能用“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些词汇来概括。再举个例子，我上午刚刚分享一篇文章到朋友圈，主要讲IPTV智慧化的问题。今天，很多看似都是以新技术为名的论争背后，其实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较量，因为同样都是新技术、新样态，IPTV实际上从属于工信部、广电总局主导的那一套“电视、电话、电信”三网融合的框架，今天大部分IPTV跟旧有的广电系统共处在一个利益格局内。而今天，比如说小米盒子或者乐视TV，这一套以OTT技术为标识的移动互联网家电体系，由当下新的互联网公司推动，它们和IPTV之间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按照技术标准，OTT技术显然是先进的，韩国政府也将这个领域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加以重点扶持，但如果OTT上位，那么IPTV就彻底没机会了，IPTV如果被淘汰，就意味着三网合一那个利益结构下的上千亿投资都打了水漂。因此这也构成了新一轮改革开放或者“新四化”的基本动力所在。这种格局化、行业化、区域化的利益结构，和整体性的国家的利益肯定是相背离、相冲突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这种旧的利益格局，打破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但是具体执行过程是很复杂的。当时搞三网合一，没人知道会有OTT、移动互联网这些东西，而且毕竟这么多年已经投入了这么大，难不成就全部下马么？所以该如何协调这些发展中的新问题，协调各方利益，尽可能实现多方共赢，确实在考验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所以，从我个人角度很慎用国家权力这些词汇，因为我很难界定究竟什么是国家权力，到底是一个部门利益下的部门权力，还是具有历史正义性的国家权力，以及二者如何结合，而不是二元对立地看待，恐怕还真挺复杂。

邵燕君：你比如说对字幕组的打击，背后可能也主要还是一个利益问题，而不一定是文化思维的问题？

孙佳山：当前在网络文化管理问题上，确实各个部门的思路还不太统一，有的也确实过于僵化和落后，要在实际工作中一点点地解决。但现实的利益格局其实错综复杂，字幕组事件就很说明问题，互联网新经济跟旧有经济、跟金融资本主义有冲突，其内部也有尖锐的冲突。比如视频网站，比如爱奇艺、乐视、优酷，看上去它们在和IPTV的较量中是代表先进方向的，但在字幕组问题上，它们却站在了历史的反面。它们能够这几年独领风骚，是因为有人投了大钱，几十亿、上百亿资金，而这背后都跟国际投行有很大关系。这些字幕网站，将看似不起眼的娱乐资源变成公共、开放、免费的共享资源，是有文化正义性的，问题是的确动了人家的奶酪。因为今天我们称之为IP的这套文化知识产权，是被大资本牢牢控制的，字幕组看似无伤大雅，但显然破坏了人家的商业生态，人家花了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收购这套文化知识产权，比如电视剧、电影、动漫，就是要独播，想观看得付费，就算免费也得进入他们的商业链条;而字幕组的存在却让一般网民都可以先下载外语原版视频，再去字幕组下中文字幕，不可避免地触碰到这些视频网站的核心利益。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技术与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种关键的新技术，比如说从蒸汽机到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产生以后，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都会有一种根本性的改造。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从蒸汽机到互联网，实际上一种新技术诞生以后，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力量也会千方百计地捕获这个技术，为自己所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不同的社会力量究竟是谁，对于互联网更能适应，更能借助这种新技术为自己所用，到底是资本还是国家？目前来讲，资本更游刃有余，资本会借势而上，利用新技术为自己获得成百倍千倍的、过去所获得不了的利润。而权力呢？至少我们看到的是更加保守、更加无所适从，它所采用的是一种更简单、更消极的限制的、围追堵截的方式。所以APCE会议期间奥巴马向中国提出两个挑战性的问题，一个就是更加开放互联网，一个是给工人更好的劳动环境。他在提互联网问题的时候显然代表的是更亲资本的力量，资本的这种力量更属于“海洋文明”，它更机动灵活，面对一个新事物，要比陆权的官僚帝国反应更快、更灵巧、更高明。总之，一种新技术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力量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它，传统的国家与资本相比，确实有一点力不从心。

林品（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做过一个关于中国网络上的“屌丝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从事白领工作、在社会学研究和很多描述中被命名为“中产”的那些人，他们自我认同为“屌丝”，然后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搬砖”。“搬砖”是最普通的建筑行业的词语，城市化过程中建筑业基础工作的典型称谓。那些从事白领工作，在谷歌上班的工作人员——我身边就有很多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同学，他们现在是北大信科的“天之骄子”，未来将进入Facebook、Google，很多同学已经进入了，或者即将进入，或者预期自己能进入那些互联网行业的跨国公司工作——但是他们称现在的学业和未来的工作叫“搬砖”。说明有这样一种自我认同，说是自嘲也好，但的确有这样一种主观感知，作为一种“新穷人”的感知。

刘岩（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刚才听您说到老工人利用新媒体作为自组织的方式，有一种震惊的感觉，因为完全没有想到，利用新媒体是从老工人，也就是原国企工人开始的。我知道新工人用新媒体组织和联络，但没想到在老工人抗争的阶段就已使用新媒体了，比中产或白领要早得多。但是呈现在公共话语空间的，却是白领、中产在新媒体上的话语，以至于主流文化和传统媒体不得不进行回应，比如林品研究的“屌丝”，很快也在传统媒体上出现了。在我的感知中，似乎工人的话语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空间，当他们试图利用新媒体发声的时候，往往被很粗暴地封掉、关掉了。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们刚才讨论，没有将“旧穷人”——我们经常提到的农民或下岗工人等纳入讨论。那么，在新工人和旧穷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一种政治意识，或者是阶级意识，有没有推动新的政治形式或者组织方式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更早，都是政党政治，在“政党政治”中，一个政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代表一部分人，与另外的政党竞争，参与国家的管理，形成这样的一种政治形式。刚才维佳说不同政党政治主张差不多，汪老师说“代表性断裂”的问题，这样一种新现实与新经验，对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政党政治是一种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以新的工人，新的穷人和旧的穷人为主体，发展成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陈国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鲍曼曾提出一个概念，叫“衣帽间式的共同体”，其成员只是临时凑在一起，在公共事件热度减退后，就一哄而散了。今天很多新媒体事件越来越像这种“衣帽间式的共同体”，其公共意义是非常可疑的。与此相关，我们还正在见证一种新的产业，即“愤怒产业”的兴起。很多网络媒体发现，一些社会事件越是能激起人们的愤怒，就越能获得人们的关注，越具有消费价值，于是，它们开始不厌其烦地生产这种新闻。对于公众来说，他们对于这些公共事件的围观，也更多是持一种消费的态度，满足的是他们宣泄情绪的需要。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前些年韩寒、李承鹏等人的博客。因此，公共事件的被消费化，也是早期的数码乌托邦迷思破产的另一种方式。

张慧瑜：互联网产业与资本、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相关，如何在信息时代重新提出、思考劳动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根据速记整理，经过本人校订）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