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仁

事情还没变好就变坏了

铁东铆焊厂的老乔，是我这一生中认识的许多人里面的一个。我在那家工厂干了两年，与他接触的时间不算长。还由于他的反革命分子身份，与他接触的时候也不多。

以后许多年里，我想起老乔的次数，大概只有三次。

最近一次是一个多月前，我写一篇与美国作家品钦有关的文字，他的小说里有个人物叫卡里斯托，掌握了一种记住热力学定律的窍门，那就是：倘若说事情会变好，你就注定输了——事情总是在还没变好之前就变坏了。

事情总是在还没变好之前就变坏了，这句话让我感慨。我在那一刻可能想到，从我遇到的人和事情来看，有这样坏运气的太多了，差不多就成了社会学定律。

我顺势想到的是，这句话可以当作一篇文字的题目，比如说用在回忆起哪个人哪件事的时候。这样一来就难免想到老乔，因为老乔呢，是那一类人物中我较早遇到的一个，具有在时间上领先的意义。

我认识老乔，是在1978年。其实我在前一年已去铁东铆焊厂上班，但印象里没有留下关于老乔的记忆。这样看来，老乔也可能比我入厂的时间早一些，也可能比我入厂晚，是在1978年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先是陆续有人告诉我老乔的事情，模模糊糊的，不太确定;甚至老乔是在哪一年进的监狱，是1963年，还是1964年，他们也说不清楚。这也不怪他们，以老乔那样的身份，没有谁敢向厂保卫科，或者向他自己，询问他进监狱的具体经过。

以我看到的有限资料，也难于向读到这篇文字的人，说清老乔的入狱时间——尽管他入狱那年发生了一件不算小的事情，我也查不到关于那件事情的历史记载。那一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大跃进”结束之后，“四清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前，经济形势渐渐好转，政治局面有些改善，许多地方就建立了小规模的民间组织，有的叫什么什么社，有的叫什么什么组，还有的大胆一些，叫什么什么党。但那些很小范围的党，三五个人，十多个人，都被警方破获了，以反革命罪论处，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至更长时间。住在鞍山郊区的、读过中学的回乡青年老乔，就在那一年进了监狱。

在我认识老乔时，他已经被释放出狱，进了铁东铆焊厂。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想，他已经过上了稳定的生活，还会一天比一天稳定。1978年是中国忙着平反的一年，以后几年里也做了不少平反的事情，虽然这种平反，未必会降临到身份太低的老乔身上，但老乔那一批人的生活，已经从最低的地方开始升起。

事情总是在还没变好之前就变坏了。其实我挺恨这句话，它结束了许多人的希望。

还有一次想起老乔，是十年前。

一位颇有身份的老先生，住在颇为宽敞的房子里。家里书很多，挤满了一间屋子的几面墙。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整座城市最像书房的书房，以至于喜欢读书的熟人去了，也只坐在客厅里喝茶，很少能进入那间书房。有一次他装修房间之后，我被一个电话找去，与他一起整理书目，将书籍重新装入书橱，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最后离开那间书房时，老先生把他两套《二十五史》中的一套影印本送给了我，让我从心里高兴。

那套书中有一部是《辽史》。我只翻开看了几页，就想到，如果老乔能有这部《辽史》，该有多好。

老乔家里我去过一次。

他的家里只有一本书。

好像是1978年秋天，下班时，老乔向车间主任借了手推车，要把他从车间烧过的煤灰堆里挑拣的煤渣推回家去。车间主任心挺好的，还让他装了几块旧木头，和煤渣一起留到冬天烧炉子。等我洗澡换衣出了厂门，看见他正推着车子爬坡，就跑过去帮他推了一段路，然后一边走一边聊到了他家。

老乔家在铁路西边一片工人住宅里。只有一间屋子，窗户很小，看起来比监狱的窗子大不了多少。我这样想，但不能说出来，因为老乔是住过监狱的人。

他的家里只有一本书，我翻了翻，是关于辽宁地区辽代墓葬的书，牵涉到古代辽国的一些历史考证。也就在这时，他对我说起他现在的打算，用业余时间研究辽国的历史，这本书他已经读了好多遍了。

他还说他需要读更多的书，但新华书店里没有几本书卖，听说市图书馆关闭了好多年，上个月又开馆，里面挤满了准备考大学的人。他还问我想不想考大学，我回答说去年考了美术学院，没有考上。说完我又补充了一句，鞍山一个也没有考上。好像这不是我的错。

我不是个思维很快的人。几天以后，我才想起我读过的小说《象棋的故事》，茨威格写的。里面写到一个被单独关在纳粹监狱里的人，关的时间很久，他的意志快被摧毁了。他从看守那里偷了一本书，是国际象棋大师们的一百五十个对局棋谱，成了他对抗孤独的唯一武器。被长期囚禁的日子里，他有足够的时间，自己与自己对弈，把每一个对局都重演了几十遍，再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变化。出狱后，他在船上遇到一位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

我想把这个故事告诉老乔，还想告诉他，只读一本书也能成为辽史专家。但我最终没有告诉他，可能是因为说起《象棋的故事》，绕不开那个人住监狱的经历。

对于一个住过十多年监狱的人，你就不要给他讲什么监狱的故事了。

还有一次想起老乔，是三十多年前。

1979年我离开铁东铆焊厂，去另外一座城市读大学，放寒暑假回来，自然要回那家工厂看望。

这时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老乔死了。

在我离开鞍山后不久，他就死了。

那一天厂房换新屋顶，先拆除旧屋顶，那些使用了几年的瓦楞板，已经破了锈了。有人说老乔是主动上去的，想寻找三五块好些的瓦楞板，盖在自己家里的屋顶上。不幸的是，老乔脚踩的一块瓦楞板断裂了。屋顶离地面有十几米高，他摔下来，当场死去。

我去过老乔家里，看到过老乔家里的情况，知道人们说的有一点不对。老乔家的屋顶不需要瓦楞板，小院子里放木材和烧煤的小棚子才需要它们。但是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老乔死了。

想起老乔，眼前出现了老乔的脸孔，简直像石灰一样奇怪的苍白，那是学过水粉画的我和读过茨威格小说的我，才会注意到的。《象棋的故事》中那个赢了世界冠军的人，在茨威格的笔下，脸孔就像石灰一样奇怪的苍白。

老乔的脸，像被水浸泡过一样，浸出了皮肤中的血水，只剩下惨淡的白。

还有一点，你看过以后就不能忘记的，他的脸很瘦，并且凸凹不平。那种凸凹不平，也像被水浸泡过一样，还像是不止一次地被浸泡。

你没有不说假话的权利

我现在想起的梁漱溟老先生，在1978年已经八十五岁，身体结实，思路清晰。算起来，他还有十年日子要过，然后以九十五岁的高龄驾鹤西去。

他活在世上太久了。以他的各种劳累，各样喧闹，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大约会这样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

到了1978年2月，全国政协开换届大会，梁老先生与上届一样，只是个什么界别也不代表的委员。在讨论到宪法修改时，他本来不说话也可以，但是，全国政协停止十多年后再开会时，年老的委员没剩下几个，年轻的也缺了一些，有人免不了悲从中来，涕泪交零。一群趴在政治碗边喝粥的人回忆艰难岁月，唏嘘不已。梁漱溟的辈分很高，就忍不住想要说话了。

“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老先生说，“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

老先生说了很多，主要的意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人治代替法治造成的。中国由人治渐入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

老先生说得畅快，没有人打断他。但等他讲完，立刻招来一顿批判。这不是因为他讲得不对，是因为他讲得早了一些，要到那年秋天，执政党才会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

由于多少年来生存环境太差，人们被恐怖绑架久了，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对绑架者产生了依赖和热爱，不允许别人对绑架者提出反对意见。那些批判老先生的人养成了批判别人的习惯，只有让别人充当牺牲品，他们才安全。

这样一来，老先生说的话有理还是无理，都不重要了。他们闹闹哄哄地批判老先生，也不过是“你反对毛主席”、“你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一贯站在反革命立场”那几句话。

站在较高一点的位置，老先生的话不一定正确，但那是另一回事。比如像人们知道的，毛泽东有可能说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据我知道，在传统文化的语境里，人治从来不是个贬义词。

人治，不仅是几千年来专制君王治理国家的方式，还是他们的理想：或者具有理性、知识和恩慈，能够将正义送到每个人心中;或者当一位品德高尚的圣王，天意民心都以统治者是否合乎道德为转移。他们不管是圣王还是昏君，尊崇的都是道德至上、以人为本、内在向善的儒家政治理论，他们的区别在于个人品德与能力是优还是劣，对儒家理念是理解还是歪曲。

到1978年2月，梁老先生提出由人治转为法治，也是相当正确的。如果中国那时候就完全转向法治，无疑是中国人的幸运。

梁老先生是愿意说话的人。

他在前一朝代和后一朝代都拒绝做官，为的是保持文化人的立场与视野，保持为国家建言的权利与资格。我这样说他，大约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也是文化人，知道文化人站在党派和官场之外，中立不倚、超越纷争的意义所在。

我还知道，梁老先生虽然拒绝在新政权内做官，但他的地位不低。新政权建立几个月后，毛泽东访问前苏联回国，欢迎人群中站了一排非执政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梁漱溟站在首要的位置上。

早在新政权建立的第四个年头，梁老先生就想为国家纠正一个不小的偏差。当新政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用于重工业的投资为58%，超过了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41%，并且用“剪刀差”保证工业现代化。1953年9月，全国政协开会，梁漱溟发言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第二天，毛泽东在大会上语气很重地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几天后的大会上，梁漱溟为自己申辩的发言刚开头，就被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梁漱溟盯着毛泽东问道，你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讲完？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这种当面顶撞让大会陷入僵持，但没过多久，梁漱溟被轰下台来。

有一部在中国正式出版并畅销了一百万册以上的《毛泽东传》，作者是美国人特里尔。书中有一节写到了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那次争辩。

特里尔写道：“毛泽东极为愤慨，他一会儿对着一千人的听众讲话，一会儿用手指着梁漱溟（仍然尴尬地站在台上）对他进行攻击。（国民党）那么高兴你，毛泽东怒斥道，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这里有一种个人竞争的味道;虽然可能让人觉得奇怪，但毛泽东竟然觉得受到这位想成为中国未来的甘地的人的挑战。”

特里尔没有说的是，首先把梁漱溟称为“中国的甘地”的，是熟悉他的美国人马歇尔、司徒雷登。

其实，特里尔未必知道，梁漱溟不仅有与毛泽东争辩的权利，还有教训毛泽东的资格。很早以前，毛泽东的身份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临时工兼旁听生，住在将要成为岳父的北大哲学系杨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时也在北大讲授哲学，时常来杨教授家切磋学问，每次都是毛泽东为梁漱溟开门，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以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不变的目光看来，梁漱溟无疑是毛泽东的文化前辈。

实际上从1953年开始，梁漱溟成了钦点的“反面教员”，失去了谈论国家大事的资格。但这并不会让乐天知命、仁者不忧的梁漱溟如何恼火，比起几年后发生的事情，所有非执政党派和党外人士都在“反右派运动”中闭嘴，并且境遇很糟，梁漱溟还因为早早闭嘴，因祸得福呢。

但有一种情况，在很长的年月里，确实让梁漱溟尴尬：你没有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不说话的权利。

比如他所在的全国政协，在1978年之前的一些年里，组织过很多次学习会和批判会，遇上重要的事情都要连续开几天会，要大家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如果有人不发言，大会上也不勉强，但会有工作人员背后找到你，客气地说出下面的一些话。

比如，“您至今一言不发，组长让我找您聊聊，您是否顾虑在会上谈不方便，希望您能在会下发表高见，有什么谈什么，由我负责转告组长。”

比如，“现在我的任务是受组长的委托，请您在会下发表高见，我负责向组长汇报，我可以保证如实反映，一字不差。”

还比如，“我受组长之托，当然能完成这项任务最好，但您若拒绝发表意见，我也无可奈何，如实向组长禀报。”

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即使会上不说，会下也得说，总之不表态不行。

你没有不说话的权利。当然，如果说些假话，就能保护自己。

邪教内部的制度性谎言

你说过谎话吗？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不要紧。

如果你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种制度，你偶尔说过的谎话，不会伤到太多的人，也不会害死太多的生命。

上面的话，是从一本书里读到的，还是我首先说出来的，现在很难考证了。大约二三十年前，我买了一本书，认真读了一两遍，还在我编辑的文学刊物上写文章介绍。这样一来，我很难记得清楚，上面那句话到底是我在文章里的发挥，还是那本书原有的观点。不过，这应该不会影响到这句话的内涵与外延，以及传世的意义，像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当年我对那本书的评介，一如预料中那样，没有太多反响，因为读过那本书的人极少，至今在网络上看不到人们的读后感，甚至查不到它的名字。这是一本小众的书，是一部美国非虚构文学作品，写的是吉姆·琼斯创立的人民圣殿教，用各种各样的谎言欺骗他们，最后制造了九百多人自杀的惨剧。

我读的是中文译本，公开出版，印数不多。

读它的第一个收获，是从那个邪教的名字，知道了英文之中也有“人民”这个词语。以前我还以为围绕在我身边的这个政治概念，只是我所在的社会才有呢。原来在遥远的美洲大陆，这个词语的含义，与我们这边的世界，也有相近或相似的含义。

第二个收获，是从它结尾的一句话，知道了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好处，是有利于传递一些亲历感受。那本书的结尾，有被采访者描述他看见的情景：服毒而死的人们脸色都很黑，只有琼斯的脸是白的。我这辈子从没有看见过一个人的脸，会是那样一种白色。

接下来会有第三个收获，第四个收获，第五个收获，但我那时很少做读书笔记，现在已经忘了。

渐渐忘记的，还有那本书的书名。我想起来的是《桃源梦——九百多个美国人自杀的真相》，时间太久，也可能记得不准。

刚才说读过那本书的人极少，我是在说它的中国读者;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读到它的美国人也不多，它在美国也没有预料中的反响。

我看到十多年前一篇媒体文章，说是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1978年人民圣殿教九百多名信徒在教主吉姆·琼斯的带领下集体“自杀”，此后整整二十五年间，外界并不十分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二十五年后，当年的幸存者首度敞开心扉，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惊魂内幕。仔细读了那篇媒体文章，其中“大量鲜为人知的惊魂内幕”，都是我知道的事实，写在多年前出版的非虚构文学之中。

琼斯他们的人民圣殿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极权性质的国家实验、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结构、一种用谎言支撑的政治组织。有时候从一名作家的角度看去，我会看见，任何组织占了以上四个特征中的两个，就贴近了邪教;如果占了其中三个特征，与邪教的距离可能为零。

琼斯治理人民圣殿教的所有方式，都建立在制度性的谎言之上。他关闭了与外界的信息通道，而被他统治的民众，只能接受那些高音喇叭发布的谎言。比如琼斯在高音喇叭中说，他建立在圭亚那热带丛林中的琼斯镇，是农业公社，是世界上最为幸福、没有罪恶的地方。还有，各种敌对势力正热衷于破坏这一场试验，而外面的世界正在打一场核战争，毁灭的末日临近了。有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都像疯了一样，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琼斯镇是一个人间天堂。

实际上，琼斯镇农业公社成员的护照和财产都被没收，几十个警卫白天晚上都在公社周围巡逻，不让人们走出一步。人们就像在劳改营一样，遭受体罚和性虐待，每天劳动之后还要参加思想学习活动，开展自我批评，与个人私念作斗争，一次次接受琼斯对他们的洗脑，把那里当成人间天堂。如果有人对公社的成功表示怀疑，就要被剃头，戴黄帽子，甚至几天不许说话。殴打和处死成员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成员都被完全洗脑。一名美国国会议员带着NBC摄制组和一批新闻记者前来调查时，暗中接到了十多个社员的纸条，愿意跟调查团走，离开琼斯镇。这导致了一场恐怖袭击——当那些人随着调查团登机时，琼斯的警卫队追上来，开枪打死了国会议员和几名新闻记者，另有十多人受伤。

发起那场袭击后，文明社会必然反击。琼斯觉得末日真的来了，决定让琼斯镇上所有的人死掉。

有一名幸存者回到正常社会，许多年后才想明白一件事。怎么区分宗教与邪教呢？邪教领袖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他们所有的信条，比如与个人私念作斗争、用劳动改造思想等等，都是给别人制定的;相反，基督教和佛教的信条是要求自己的，对待大众，那些宗教导师的态度是包容、爱和慈悲。

结局到来之前，他们还在使用谎言。

琼斯告诉被统治者，人民圣殿教原想迁往社会主义的苏联，但被敌人包围，已经无法离开。实际上，并没有人包围那片丛林，不能迁走的真正原因是前苏联限制移民。

琼斯还多次组织过“集体自杀演习”。琼斯告诉他们，搞自杀演习的目的是考验公社成员的忠诚。

琼斯的人民圣殿教内部，说谎话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制度。它最初在美国建立，想达到完全封闭很难，容易被开放的媒体揭露，不得不迁往南美洲的圭亚那。

在制度性谎话的词典里，谋杀也是自杀，自杀也是谋杀。

比如在九百多人排队自杀的那一天，有多少人最初以为是“集体自杀演习”呢？比如其中有二百多个孩子，最小的才几个月大，他们会有自杀的意识和能力吗？再比如，有人看见先被灌入毒药的孩子们死了，有了醒悟想要离开时，死在了琼斯警卫队的枪弹下，这也算得上自杀？

我们可能会关心，当时身在琼斯镇内的幸存者有几个人？

我读过的那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说，只有两个人。

一个老妇人，她活过的年月太多，耳朵完全聋了，通知去广场集体自杀的高音喇叭广播，她没有听见;一些人在喝毒药时“让我们为革命而死”、“在这种伟大的革命自杀中死去是多么美好啊”的高呼，她也没有听见。事后，她走到外面的广场，看见密密麻麻的尸体，后悔自己错过了追随琼斯的自杀。

一个年轻男人，听到高音喇叭广播的自杀通知，没有去广场，还找个地方藏起来了。他是唯一这样做的公社成员。

我读过的那本书说，他所以会这样做，源于他的一段经历。在成为琼斯的公社成员之前，他混迹街头的时间不短了，而他惟一的长处就是说谎和诈骗。忽然有一天他醒悟了，不想再做那种不光彩不道德的事情，就加入了人民圣殿教，向往获得重生。他的特殊经历让他看出，琼斯那些人嘴上说的是一个样子，实际上做的是另一个样子，并且正是他以前在街上做过的样子。还有，琼斯那些人说谎的能力，也不见得怎样高明。

“我就是一个说谎的专家，还看不出哪些人在说谎？”在活着回到正常社会之后，这句话就浮在他的嘴边。

回头看看1978年的小说

到了1978年，写小说的人多了起来。

与文学隔绝了几十年，外国的传统没了，中国的传统也没了;写小说的作者起点很低，要从学生作文水平向作家写作过渡，编杂志的编辑也没有多少经验。那年北京一家出版社想办文学杂志，到了第二年才出刊，校对时发现少了几十页稿件，情急之下从某个文化馆非正式刊物找出史铁生的一个短篇补上去，修改了一些文字，又将题目改为《法学教授及其夫人》。情急之下的这次补救，让当时没人知道的史铁生，突然就有了名气。

史铁生是从1978年开始写小说的。那时他就住在北京，能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对于他本人的意义太大啦。

他比我大了四岁，那一年二十七岁，但他的不幸是我想象不到的。在新政权建立后，他的外祖父被当成反革命枪毙了，父母被划为地主阶级出身。十八岁那年，他和千千万万的城市青年一起“上山下乡”，没有几年双腿瘫痪了，回到北京后与残疾人群一起谋生，受尽歧视，没有尊严。他几次自杀，活过来之后才发现，他只能当个作家。

我读过他的《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差不多也是学生作文的叙事水平，但可以算是一篇优秀的作文。这篇小说用契诃夫《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为摹本，写了教授夫人陈谜参加斗争大会后发生的事情。被斗争的人弯着腰在台上站了六个多小时，头上流着血，血还把白头发染红了。陈谜看着看着，忍不住哭出了眼泪。那年月，同情反革命分子也是严重的政治罪行。她虽然用“眼睛见风流泪”的借口遮掩过去，却被吓出了脑血栓。后来独生儿子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被捕，她吓得脑血栓病发作死了。

从这篇小说里看得出，史铁生在向俄国的短篇大师契诃夫学习写作，这是不错的选择，比起那一代作家来略微聪明了一点;可是继续写下去，高的就不是一点两点了，以至于他在五十九岁去世时，人们才发现他的高度无人企及。

写作和评论界的有些人，因为对他活着时的轻慢和忽略，感到了惭愧。但那不是他们的错。不得不写作的史铁生，无奈之中达到了一种真正的精神创造，一种寂寞的高度，不是他们容易理解的。

回头看看人们在1978年写的小说，也挺有意思。

有一篇小说叫《弦上的梦》，不能说是学生作文级别的水平，而是有着完整的小说人物、情节或者结构什么，总之是一篇完整的小说，或者说是中国1978年里文化素养深厚的小说。这当然与作者有关，其作者1948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发表过小说，算起来竟然有三十年的写作经历。

《弦上的梦》中的弦，是大提琴的弦，能发出如泣如诉、低回呜咽的声音。它的主人公是学大提琴的女孩子阿遐，而阿遐的父亲是学者，因为政治指控死于狱中，母亲被政治审查后赶回原籍，死在那里。苦难中的女孩子阿遐，不仅学会了在琴声里描述情感，还学会了对政治的嘲讽和反抗。

这篇小说里，夹杂了许多不是小说的语言，政治化，概念化，生硬枯涩，有如伤疤，但也相当不错了，可能是当时最好的语言。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深的遗憾，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一个民族的语言已经毁坏，成了小说写作的真正障碍。

还有一篇小说也写了学乐器的孩子，其作者同样是位女性，却是第一次写小说。

小说题为《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有个音乐家因为政治问题，被从北京驱赶出去，到大山里劳动改造。患癌后的日子，他教会了林中少年孙长宁演奏长笛。后来孙长宁去了北京，闯进音乐学院的考场，恰巧主考者是死去音乐家的知己，在少年的笛声里，仿佛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

这样一来，我面前就有了两篇以乐器为支撑点的女性小说，一篇写到大提琴，一篇写到长笛。相比起来，“大提琴”小说展开并且深入到人的苦难之中，而“长笛”小说中的苦难只是一点点，而且带有诗意。

这样对比有没有超出文学分析的意义呢？

有的，还很重要。

制造了种种苦难又不想承担责任的社会环境，觉得“长笛”是好的，听起来舒服，最好把“大提琴”都换成“长笛”，让人们在阅读小说时，能够感到非常多的光明和希望，仅仅有非常少的痛苦。

后来，写“长笛”的那些小说作者受到奖励，地位和职位以及获得的出版许可，远远多于写“大提琴”的小说作者。

这就不难解释，“大提琴”的声音为什么很快不见了。

1978年已经写出的小说里，有一篇叫《枫》，传达的是另一种声音。

据说作者与史铁生是清华附中的同学，同一年被驱赶到农村，后来逃了出去，在东北与内蒙的森林中流浪，也曾在井下挖了几年煤，但身体没受到多大伤害，1977年他三十岁，考上了某大学中文系。

那部小说《枫》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写的是恋爱中的一对青年学生李红钢和卢丹枫，热血沸腾地投入红卫兵运动，因为参加的派别不同成了敌人。在一场动用了轻重武器的战斗中，他那一派红卫兵攻占了她那一派的阵地，要她投降，但她不肯，跳楼而死。两年后她那一派红卫兵掌了权，将他当成谋害她的反革命凶手处以枪决。

连续出现在小说中的，有机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高音喇叭的尖叫声等多种声音，尖锐刺耳，令人毛骨悚然。接下来，小说的声音被同名连环画和电影放大。

有人说，1980年出品的电影《枫》，是唯一一部正面描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电影，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影片，多年来一直被有选择性地遗忘。还有人记得影片结尾，女孩问爸爸：“他们是英雄吗？是烈士吗？”爸爸回答——“不是，他们是历史。”

再过几年，同类型的文艺作品已经绝迹。这篇小说的作者也不见了，据说去了国外。

社会管理者按他的喜恶决定文学作品的命运，并且总是有办法实现他的目的。

我还记得史铁生的一篇《文学记愧》，说到了1974年发生的事情。那年，他和几名年轻人传看手抄本《一个普通的人》等三篇小说。因为《一个普通的人》被当成反动小说，传看者都被公安局立案调查，史铁生可能因为身体残疾又没有正式工作被放过了，另外几个人中，有一人被拘留，有一人被关进监狱两月，还有一人劳动审查了一年。那三篇小说的作者也受到调查，由于他早被驱赶到遥远的云南大山里了，就没有被关进监狱。他赶紧毁掉了其他小说稿和日记，不再写那些东西了。

作者可能叫赵谦。他的命运，就像史铁生所遗憾的那样，这颗本来可以在文学史上升起来的星星，根本就没有升起来的机会。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