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文

一

事情的缘由还得从那只该死的蚊子说起。

那天中午，我趴在床上，迷迷糊糊正要进入梦乡，突然，一只蚊子“嗡嗡嘤嘤”——像一架低空盘旋的直升机，在我耳旁轰鸣。我顺手摸起枕边一本旧杂志，朝空中挥了挥，侧过身不再理会它。没想到几秒钟后，小东西卷土重来。这下可把我惹毛了。一个好端端的午睡居然被“四害”之一给生生搅了，更为可恼的是，生物钟被打乱了，这是最让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一股无明之火从我心底迅速窜起。

我想，你无情就别怪我不义，你破坏我的睡眠，我可要剥夺你的生存权。那会儿可没有什么“一切生命都值得珍爱”的大道理来警醒，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迅速剿灭它。

我戴上眼镜，发现小东西趴在天花板下大约五公分处，发丝般的瘦长腿牢牢地钉在雪白的墙壁上。我缓缓立起来，慢慢靠近它，试图用手中的杂志拍它，可是够不着。小东西反而在我头顶盘旋，带着几分炫耀与示威。这世界说怪也怪，一个庞然大物和一个体型微小的东西对垒，居然拿它没辙。我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话听起来有点小题大作，却是我当时真切的想法。老婆经常批评我，说你们这些酸腐文人不但脾气特别犟，而且喜欢夸大其辞，芝麻小事往往能铺排得像一张苇席。她的话，无论有无道理，我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改了就不是自己了嘛。这年头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是自己的，唯独自己还可以是自己的。猛然想起许广平回忆鲁迅的一篇文章里，写到身着长衫的先生如何跳跃着拍击苍蝇的细节，不禁莞尔。看来，这些苍蝇蚊子什么人都敢欺负，尤其是文人。

趁它歇息当儿，我瞅准小东西，蓄积全身力气，往上一跃——只听见“啪”的一声，眼镜掉地板上了。完蛋了，这下歇菜了。瞬间，眼前一片黯淡，天花板、墙壁、窗帘搅在一起，毛茸茸一片。我下床，套上拖鞋，摸索着，好容易才从墙角下找到眼镜，发现左眼镜片裂为两半，两个鼻托也断了。我试着把眼镜挂上，没了鼻托，它哧溜一下又掉了下去。

怎么办？当务之急当然是维修眼镜。

说起来您可能不信，这副眼镜跟了我整整十年。十年哪，人生有几个十年？往上追溯，我在乡下中学读初三时就有近视，那阵子不好意思配眼镜，觉得就凭自己那点成绩，根本不配戴眼镜。那时候戴眼镜的人可是凤毛麟角，人们的潜意识里，鼻梁上架两个酒瓶底是学问高深的象征。看不清黑板上的作业，我就使劲眯着眼睛，脖子往前伸。起初觉得样子别扭得很，但看看身边几个同学都像觅食的鹅一般，便习以为常了。师范时，课堂上冷不丁回首，发现一大片同学都戴了眼镜，顿时模模糊糊觉得自己多少也算有点知识与学问了，便跟着在街边小摊上配了一副便宜眼镜。佩戴眼镜还有一个原因——和我大姐一个村的同学说我考上师范后架子不小，跟我打招呼，我正眼不瞧人家。天地良心，哪儿来的架子？还不是因为没戴眼镜，所以对他的问候没有反应。同学还通过大姐转告我，说不要以为自己考上了师范，就瞧不起人。这很让我无语。

从地摊货到正规眼镜店验光配镜，中途换了几次眼镜，现在这副是十年前花五百块配的。近视眼朋友都知道，眼镜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寒来暑往，几十年间，它仿佛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它始终安安稳稳坐在我的鼻梁上。哪能离开它呢，说直白点，它是视力的有效补充与延伸。没有它，我怎么看清人，看清物，看清工资单，看清菜市场、超市的价格表，看清报纸电视，看清图书杂志，看清整个世界？一旦失去它，就像现在，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你说多难受？说句丑话，我宁愿摔伤一条腿，也不希望摔坏一副眼镜。

好在离家不远处有个唐医师眼镜店。

我扶着眼镜，一脚高一脚低地来到店里。热情的店长指派一位年轻的女店员接待我。

我把眼镜递给她，问什么时候能修好。女店员反复察看眼镜的“伤势”，隔了好一会儿，说：“你这副眼镜是哪年买的？镜片和样式早过时了。”

我不明白过时不过时怎么和维修扯上关系了，就问：“今天能不能修好？”

“至少要等到明天下午。镜片还得送去打磨……依我看，您不如换一副新的。我们这儿正在搞优惠大酬宾活动，原先一千二的现在只卖八百……”

“谢谢，我目前还不想换。”我当然不会说，我是一个恋旧之人，一件东西用久了，产生了感情，因此舍不得丢弃等等。

“那您就需要等一天了。”女店员微笑着扔给我一个苗条的背影，向另一个趴在柜台前挑选眼镜的顾客迎上去。

我当然知道，出售一副眼镜跟维修一副眼镜之间利润的差距，但女店员的服务态度确实有点让人想发火。问题是这节骨眼上，发脾气顶用吗？

“那怎么办？”我问。眼镜给了女店员后，鼻梁上面空空如也，总觉得少了一样东西，凉飕飕的。

女店员耸耸肩膀，做了一个很欧式的动作。我呆立在那儿，不知道接下来二十四小时意味着什么。

二

回去路上接到一个电话——声音似曾相识，一时又想不起来究竟是谁。

对方显得很有耐心，不停地给我某些提示，要我猜。我说了几个名字，都被她否决。最后她才说她是童真，约我共进晚餐。

“十年啦，你好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电话那头轻叹一声。

“你当初不也是不辞而别么？”我的回答有点酸，夹杂着一丝说不清的赌气。

十年前，我与童真曾经维系了一段长达三年的恋情，商量结婚事宜的前一天，她竟然不辞而别。迄今为止，我还没弄明白事情的原委。我伤心欲绝，多次打她电话，回答我的都是那句硬邦邦的“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后来从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那儿得知，她跟了一个叫泰戈的商人。具体情况至今一片空白。

我在电视上见过泰戈。西装笔挺，拇指粗的金项链套在脖子上像拴狗一样。有两三次吧，在一些房地产项目的奠基仪式上碰巧见过那个家伙，一双小眼睛镶嵌在银盆似的大脸上，掩饰不住狡黠。我就搞不懂，童真怎么会爱上外形如此鄙俗、猥琐之人。俗话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泰戈连牛粪都算不上，不就是有俩臭钱吗？于是，童真在我内心的品行分也就降低不少。所以，我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的解释，也不会原谅我了……”童真弱弱地说。

我没回答。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说原谅么，事实上她不辞而别后的第二年，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婆。之后我们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结婚生子，和大多数庸人一样进入预设的人生轨道，过着按部就班的琐碎生活，偶尔产生某些打破常规的冲动，随即被无穷无尽的鸡毛小事熨平。老实说，当初的不愉快早已被时间冲淡得差不多了。说不原谅么，每次见到泰戈，总会联想到童真，一想到童真，心里还是禁不住一颤。毫无办法，人生就是这么矛盾。

“我在秋浦路红袖餐馆等你。”童真最后说，声音里裹挟着某些沧桑而迷离的意味。

去还是不去？我靠在一棵行道树上磨磨唧唧，犹豫了许久。模糊的车影从我身旁刷刷驰过，一个侏儒坐在地上唱：“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声音从破旧的音箱里飘出，给这个黄昏涂上一层滑稽的色彩。

去了能怎样？看看过去十年在她脸上、身上刻下多少苍老的印记，听她的解释和倾诉，然后佯装胸怀博大地一笑了之？或者斜着眼睛听完她的哭诉，而后将她揽入怀中，像许多俗套故事描述的那样，一场大醉之余，摇晃着搀扶着去宾馆开房？不去又如何？只当刚才是个找错了人的电话，现在就回去做晚饭，然后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旁，然后洗碗，然后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摁电视遥控器，然后上床睡觉，兴趣来了和老婆做一回？可是……人家既然已经在那儿等我，见见又何妨，还能把我吃了不成？

我跟老婆打电话，说一个朋友约我，晚饭就不回去吃了。老婆好像在逛街，市声嘈杂。

秋浦路在城南，离这儿少说也有二十公里。我站在路边，手臂都举酸了，才拦到一辆出租车。

上了车，长得有点像洪金宝的司机正对着电话吼道：“就这样，你妈个×！”他把心中的怒气发泄在他的右脚上，过了一个红绿灯，车子开得飞快。

走到餐馆门前，里面一个红衣服女子站起来叫了我一声。我侧过头，顺着声音的方向望过去，隐约看见红衣服双臂一甩，往后撩了撩头发。我侧着身子，从拥挤的食客和端菜送茶的服务员间一步一步挨过去。

“孟冬，你的眼镜呢？”红衣女子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摔坏了。”我停顿了一下，“你真是童真？”

从脸蛋和身材判断，眼前的女人还是十年前的童真;可是她说话的语调与夸张的手势又让我产生了一些犹疑。

“怎么，就不认识了？”红衣女子坐下，把围巾搭在椅背上。

“难道还有替身，还有山寨版？怎么样，漂亮了还是丑了？”她说，“你跟以前一样，说话总是那么逗。”

“……我看不清楚，十年前就看不清楚，更不要说现在了。”我摇了摇头。

“什么意思？”红衣女子把一张粉脸伸到我眼前，吐了吐舌头，“现在就让你仔细瞧瞧，数数我脸上的皱纹。”

一缕幽香袭来，麻痹了我的嗅觉。这么多年来，除了老婆，我还没跟第二个异性如此近距离接触。

我迟疑着，像狗一样把脑袋凑过去。一团黑影突然冲过来，照着我的鼻梁就是一拳。这一拳力量很大，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一股温热的液体从鼻腔里喷出。人群一阵骚动。

“干吗打人？”一旁有人尖叫。碗碟与酒瓶乒乒乓乓地摔了一地。

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成了关在玻璃瓶中的老鼠，被一群不怀好意的人围观着。我捂住鼻子，傻傻地站在那儿。泰戈横在面前，恶狠狠地盯着我，小眼睛里布满挑衅。人群闪到一边，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襟。

我暗暗蓄积力量，低吼一声，还击的动作还没做出来，被泰戈猛力一推，便像一截木头似地倒在地上，发出一声钝响。

然后，我脑海里一片空白。

三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窗台上植物的绿色影子轻轻晃动，雪白的墙壁有点扎眼。

我下意识地推推眼镜，却触到鼻梁上缠绕的绷带，才想起那副可怜的眼镜还躺在唐医师眼镜店里。事情真他妈的有点……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地约会，莫名奇妙地挨揍，莫名其妙地躺在这儿。

我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头皮一紧，牵扯着全身酸痛无比的肌肉。我像一堆破碎的零件，等待组装。一个女人赶紧把我按住。

“怎么弄成这样？”老婆眼泪汪汪地问我。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摔跤？摔跤摔断了鼻梁骨，怎么个摔法？你告诉我！”

“我……”

“还想瞒着我不是？人家都已经告诉我了。”老婆脸色一沉，“那女的是谁？”

“……”

“不行，伤成这个样子必须负责！”老婆从包里抽出一摞单子抖了抖，“截至今天上午，医疗费已经超过三千了。”

“……”

“说话啊，你。”

“还是……算了吧。”我说。

“算了？说得轻巧，这事完了以后我还要跟你算总账。”

护士推着小车进来换药。老婆扯了扯发皱的床单，在一旁玩手机。

“说吧，那人什么来头，电话多少？”护士走了，老婆又问。

“……”

“说话啊，你不会被打成脑震荡了吧？”

“我哪知道他的电话……他叫泰戈，好像是个商人。”

“那个狐狸精的电话呢？”

“别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

“你还知道难听？简直恬不知耻！”

“到哪儿找人去，还是算了吧。就当你炒股亏了几千块。”我的声音很低，像那只引起事端的蚊子，飘飘忽忽地钻进墙缝里。

老婆没再理我，打了报警电话。

过了一会儿，一高一矮两个警察到病房做笔录。老婆夹枪带棒地把情况讲了一遍，高个子眉头微微一皱，挥了挥手说：“行了。详细情况我们直接询问当事人。”

高个子了解事情经过后问：“你认识对方？”

“可以说认识也可以说不认识。”

“哦，什么意思？”

“说认识，是因为在电视上见过几次，真人也见过两三次;说不认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打过交道。”

“你确定对方是泰戈？”

“确定。银盆脸，小眼睛，左边脸上一颗黑痣。”

“先这样吧，回头我们再询问有关目击者。”高个子说着，招呼一旁做笔录的矮个子站起身。

“哎——就这样结束了？医疗费谁付？”老婆想要拦住他们。

“大姐您别急，等情况弄清楚了，该谁承担责任我们一定找到他。”高个子理了理头发说。

第二天，高个子警察再次向我确认打人者的外貌特征。

“孟先生，我们了解的情况跟你说的有一些出入。”

“出入？什么出入？”

“据餐馆服务员反映，你挨打时旁边并没有穿红衣服的女人。”

“她当时就坐在我对面，怎么会没有呢？”

“事发时间也不对。几个目击者都说是中午，您当时还还击了对方，用塑料凳子。”

“中午……我还击……塑料凳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说打你的人是泰戈？也就是宏泰公司的泰总？”

“我不知道什么宏泰公司，反正人是他没错。”

“银盆脸，小眼睛，左边脸上一颗黑痣？”高个子警察取下帽子，瞟了我一眼。

“对。”

“可是餐馆服务员和几个目击者都说行凶者是个高高瘦瘦，长着一张马脸的年轻人。再说，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泰戈脸上光滑得很，根本没有你说的什么黑痣。”高个子警察轻轻拍了拍帽子。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泰戈，我看得一清二楚，那颗黑痣像一只牛虻似地趴在他左脸上。”

“这就怪了，难道他们集体作假证？难道凶手泰戈，姑且先这么说吧——为了逃避责任，过去二十四小时之内去韩国做了整容？”高个子警察仰头笑了笑。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

“既然你这么肯定，慎重起见，我们把泰总和童真叫过来，你再当面确认一下。”

四

唐医师眼镜店叫我去取眼镜，说打了几次电话都无人应答。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手机调成振动状态了。

从医院里出来，擦肩而过的路人见我鼻梁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带着几分好奇，忍不住停下来上下打量我。我像一个刚从战地医院下来的伤兵，草草包扎伤口后，接受群众带有复杂心情的检阅。

在秋浦路派出所，我跟老婆坐在一间屋子里，等了足足一个小时才见到泰戈和童真。

“孟冬吗，你怎么会在这儿？”童真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哼，小婊子还真会演戏。”老婆低声骂了一句。

我轻轻踢了老婆一下。老婆愤怒地肘击我的腹部。

“这位大姐讲点文明好不好，怎么一出口就骂人呢？”泰戈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很自然地翘起二郎腿。

“打了人想跑？追到天边也不放过你，现在可是法治社会。”老婆鄙夷地瞟了泰戈一眼。

“怎么回事？”童真看看我们，又看看泰戈。

“先生你可看清楚了，打你的人真是我？”泰戈点了一支烟，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就是你……星期六下午童真约我，我们才说几句话，你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给了我一拳。”

“她约你，我冒出来给你一拳？你可真能编啊。”泰戈冷笑两声。

“哎——我约了你？有没有搞错？”童真霍地站起来，“再说，就算我约你，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和他在一起了？”我指了指泰戈。

“说什么啊，越说越离谱了。我都不认识他。”童真的嘴巴张成一个大大的“O”。

“你打我电话，然后——”

“电话？十年了，我早删了你的号码。你现在就回拨那个号码，证明一下是不是我的。星期六下午我在花儿美容院，没离开半步。”童真朝我摇了摇头。

高个子警察朝我点点头。

我掏出手机，拨通那个号码。

手机里传出一个柔美的女声：“您好，欢迎致电广发贸易有限公司，我公司主营……”

“你不是……？”

“远销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依然是那个机械的女声。

“不对。明明是你啊，怎么……”

“……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

我只有把电话掐掉。

“孟先生你再戴上眼镜，仔细看看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人？”高个子警察说。

我小心翼翼地托住眼镜，泰戈隔着簇新的镜片朝我点点头——这个邪恶的家伙，把我的鼻梁骨打折了还朝我点头，分明在嘲弄我。

结果我被自己弄蒙了——眼前的泰戈竟然真的不是星期六下午的泰戈。

“不对啊，左脸上明明有一颗黑痣的……”我嘟囔着。

泰戈哈哈一笑说：“我从娘胎里出来就是这张脸。而且我刚才说了，星期六下午我在公司接待几个客户，公司上下几十号人都可以作证。”

“老兄，不能平白无故地冤枉好人，更不能随意浪费纳税人的时间啊。”泰戈掐灭香烟，抖了抖那身笔挺的西服。

“那……到底是谁打了我老公？”老婆转了两圈，腿肚子有点发颤。

“这事疑点很多，但我们还会继续查。以后不要让孟先生一个人外出了，人都认不清，出了事谁吃亏？”高个子警察摇了摇头，对我老婆说。

老婆的脸红得很难看。

我低头站在那儿很久，或者几分钟。高个子警察拍拍我的肩膀说：“回去吧，我们要下班了。”

出了派出所大门，我发现老婆已经走远了，便重新戴上眼镜，快步跟上去。

奇怪的是，世界旋即变得清晰无比。老婆的步伐很快，高跟鞋敲击着路面，鞋底飘出一阵愤怒的“哒哒”声。天空瓦蓝，金黄的树叶呼啦啦响着。远处，几个染着各色头发脚踩滑板的少年嘻嘻哈哈地相互追逐。超市门前广告牌上贴着各种商品最新的折后价。

我一路诅咒着，取下那副该死的眼镜，只想把它一脚踩碎。

新换的鼻托间非常妥帖地留出一个鼻梁的虚空，更换的左眼镜片异常干净。它们被我的拇指与食指用力地夹住，显得那么无辜。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