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茜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明清江南的园林与市镇文化空间

杨 茜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明代中后期，造园之风大兴，江南市镇中亦多有私家园林，繁忙拥挤的市镇街道并没有妨碍园林的修筑。市镇相对完整的区域和独立意识，使得从地域的视角透视园林成为可能。那些精巧设计的园林景观，成为市镇风貌的重要代表。市镇文人文化活动在园林中的展开，开创了市镇的文化空间，为市镇带来风雅与声望，构成地域的文化、历史记忆。

园林景观；市镇；文化空间

一、引 言

明代中后期，代表着财富与文化的私家园林，大量兴建，所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1]在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域，造园成为一种风气：“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2]至民国初年，著名建筑学家童雋先生实地考察江南园林时，指出“江南城镇，随地有园”。[3]明清江南的私家园林，耳熟能详者如苏州拙政园、留园，无锡寄畅园，上海豫园，扬州个园等等，大多地处经济、文化发达的古代城市和近郊，是古代园林艺术成就的至高典范，也是文人士大夫唱和吟咏的主要对象。

这一时期，同样是江南市镇的稳定成长期，众多市镇兴起于太湖平原，并且达到空前的繁荣。[4]这些市镇中，也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私家园林，闻名者如同里镇的退思园、南翔镇的猗园和檀园、木渎镇的遂初园、甫里镇的梅花墅、南浔的小莲庄等等。毫无疑问，市镇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部分，不过，市镇园林地处一个特殊的地域内，市镇的经济属性、相对完整的区域和独立意识，[5，6]使得从市镇地域的视角透视园林成为可能，也可以加深对市镇文化空间的理解。

目前，学界对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已有多个层面，如园林造园技法，有明末造园家计成《园冶》 一书，将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童雋先生《江南园林志》用测绘、摄影等现代方法开创了对古典园林的研究。概述一代园林历史，如王春瑜《论明代江南园林》。[7]将园林设计、意涵与中国文化脉络相结合，有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8]从明清文人和文化史的视角，美国学者柯律格论述明代园林“生产性”的消退与文人化色彩建构的过程。[9]汉德琳聚焦祁彪佳的园林，分析园林的社交功能和所体现的财富观念。[10]肯尼斯·J·哈德蒙强调园林是个人退隐之所的同时，更是文人角逐声望的展示对象。[11]台湾学者王鸿泰从城市史的视角，思辨园林这一空间形式的社会文化意义。[12]巫仁恕将苏州园林放在社会经济的脉络下，将其视为士绅阶层与文人文化的产物。[13]杨泽君、陆鹏亮观察到明清松江地区的园林，在康乾时期之后，从士大夫雅集胜会之所，渐向商品化之市集转型的现象。[14]近来，关注“园记”及有关园林活动的文字书写，也是园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如曹淑娟.《流变中的书写：祁彪佳与寓山园林论述》，台湾里仁书局2006年版；毛文芳：《物·性别·观看：明末清初文化书写新探》第三部分《园林：图绘、文本、欲望空间》，台湾学生书局2001:147-280页；刘苑如主编：《生活园林：中国园林书写与日常生活》，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年版。

不过，将市镇园林作为考察对象的专门研究，目前所见仅有两篇文章。其一，巫仁恕依据乡镇志书中的“园第志”文本，探讨明清江南市镇园林与宅第的兴建现象，重在揭示这些文本通过对“文人化”园第形象的强调，塑造地域文化的优越性以唤起地方意识，甚至试与城市争长短的企图。[15]这是有关明清江南市镇园林总体状态最为专门的研究。其二，市镇园林还是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缩影。孙冰以湖州双林镇为例，借助对明清两代园林主人身份的分析，指出了园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有利于移民争取文化权力以融入地方社会。[16]

本文即以明清江南市镇中的园林为中心，以市镇的地域空间为视角，从园林与市镇的关系出发，重点从三个层面展开探讨：一是市镇园林的区位选择和地域分布。二是园林景观对于市镇风貌的代表意义。三是由文人主导的园林活动，对市镇文化空间与记忆的影响。

二、园林区位与分布

翻检明清江南乡镇志书即可发现，“园林志”、“园第志”等记载市镇园林的内容乃志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园林在不同市镇中的分布是不均质的。以明代为限：②这里的统计数字来自各相关乡镇志中的记载。由于有些志书中将园林与宅第合为“园宅”或“园第”等加以记载，故统计时需略加区分并剔除，单体楼、轩类的别业也不进入统计。数据可能不够完全精准，但不同市镇中园林数量的相对趋势并不受影响。苏州府的大镇震泽与盛泽，分别仅有4个和5个园林。南翔镇则有12个之多。镇区规模很小的唐市镇，更是有13处园林。乌、青两镇共有7处园林。江阴县的杨舍镇有3处园林。园林的多少，与市镇的社会风气、财富力量、文人多寡、个人喜好等诸多原因相关，难以一言蔽之。以休闲逸致闻名的同里镇，仅有3处园林：也许仕宦文人前来寓居时已经将休闲娱乐的设计内化在了宅第中，故不再需要单筑园林来满足逸乐。宋代园林兴盛的湖州，明清却趋向衰落。明末陈函辉在游乌镇“灵水园”时即有言：“湖中诸大家类治居第而寡园林之趣，鲜有可观者。”③陈函辉.《游灵水园》，载[清]董世宁：《乌青镇志》卷七《园第》，民国七年铅印本，页4b，《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3册，上海书店1992:279.王世贞从文人园林的艺术要求出发，认为乌程县“独南浔董尚书第后一园可游”[17]（这里指董份的泌园）。明代的南浔镇，共有8处园林，还有若干单体的楼、轩作为别业和子弟读书处，多为煊赫一时的董份家族所有。湖州另一个大镇双林，明代有10处园林，不过名气远不如南浔镇的园林。这两镇乃明清湖州府园林最集中的地方。

市镇的位置，从区位来看，不同于城市，也不同于偏僻山林。建园林于市镇，似乎恰好符合明清文人追求隐逸又不失交游便利的要求。巫仁恕先生的研究，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给予了揭示，共分为三项理由：一是城市地价高且土地相对紧缺。第二,市镇可以避开城市的喧嚣，但同时具备市场功能，又与县城距离适中，可使生活便利。第三,许多市镇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观赏美丽景胜的绝佳位置。[18]

的确，应该在何处建构自己的园林，文人士大夫也常常有所表达。陈继儒认为葺园于城市中，“门不得坚扃，主人翁不得高枕卧”。④陈继儒.《许秘书园记》，收入[清]陈维中：《吴郡甫里志》卷四《园亭》，抄本，页34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464.袁枚概括园林的最佳位置时称“凡园近城则嚣，远城则僻。离城五六里遥，善居园者，必于是矣”[19]。王世贞则认为城市园林“近廛市，且不能得自然岩壑以为恨”[20]，强调了园林需配合自然山水才是佳作。但这些都是园林构建中的理想状态，现实中还需要考虑生活本位的选择：在众多的市镇园林中，不排除有由外地人（包括乡村和城市文人）寓居而建者，如吴江汾湖人叶燮，在木渎镇建有“己畦”园。⑤张郁文.《木渎小志》卷一《古迹》，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页37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482.但绝大部分，乃是生活在市镇中的镇民所创，大多数情况下，园林的选址，必须考虑日常生活范围的限制。例如，晚明嘉定县紫隄村（诸翟镇）的大族侯氏，有闻人侯尧封、侯岐曾等，早年在镇中建有园林“侯氏东园”。至万历末年，侯氏举家迁居到县城生活，遂在县城中另建一所东园，镇中园林则逐渐废弃。⑥汪永安原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四《园宅》“上谷东园诗”，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册，上海书店1992:263.[明]李流芳：《嘉定李流芳全集》卷四《雨中集侯雍瞻东园》，陶继明，王光乾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23.紫隄村附近的厂头镇，因有亲戚居住，常相往来，故镇中另建有侯氏水阁，以供避暑。[21]由此可见，侯氏园林的兴建，或城或镇，都显然与自身活动范围密切相关。

至于园林在市镇中的具体位置，自身住宅的附近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这使得园林与宅第基本成为一体。如乌青镇有王氏宅第横山堂，主人便“就宅后治园”，亭台、曲水、嘉树、巨石尽有。①董世宁.《乌青镇志》卷七《园第》，页2a-b，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3册,278.镇中另一园林拳勺园，由著名士人李乐建，也位于自家宅院之后。②董世宁.《乌青镇志》卷七《园第》，页3b，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3册,278.嘉兴县王店镇的勺园，乃主人就房舍后的数间老屋修葺而成。③杨谦纂，李富孙补辑，余楙续补.《梅里志》卷六《园亭》，清光绪三年仁济堂刻本，页28a-b，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9册，上海书店1992:82.濮院镇的徐园，是徐氏于宅后筑土成山，从而构建起来的。④夏辛铭.《濮院志》卷十二《园第》，页14a，民国十六年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1册，上海书店1992:1050.此外，有些园林选择建在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如吴县木渎镇的天平山庄，建于天平山，乃是因为此山本为范仲淹祖墓之地，宋代赐有香火院，到明万历年间范氏后人缘此建园。⑤张郁文.《木渎小志》卷一《古迹》，页32a，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7册,479.清初嘉定县罗店镇的思圃，则建在父亲、兄弟的殉难处，与祭祀祠堂相连，以为纪念。⑥王树棻，潘履祥.《罗店镇志》卷三《营建志下·园林》，清光绪十五年铅印本，页32b，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4，上海书店1992:244.当然，还有不少士人特意挑选镇中风光佳地来构建自己的园林。像朱彝尊选择了王店镇的荷花池建竹垞园。⑦杨谦纂，李富孙补辑，余楙续补.《梅里志》卷六《园亭》，页10b，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9册,73.常熟县唐市镇的柏园，规模达四十亩，主人在镇郊的金庄一带择地而建。⑧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园亭》，页17a-18a，抄本，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508.事实上，大部分市镇园林的地址记载相对模糊，仅以“镇南”、“镇东”，或者都图字号来描述，略详细一些的，有某某街、弄（见表1）。总体而言，市镇居民基于自身的生活空间和需要，择地建园，而繁忙拥挤的市镇街道并没有妨碍这一休闲空间的修筑。

表1 市镇园林位置表

资料来源：[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园亭》，抄本。[清]杨谦纂，李富孙补辑，余楙续补：《梅里志》卷六《园亭》，清光绪三年仁济堂刻本。[清]陈树德、孙岱：《安亭志》卷十三《古迹·园亭附》，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清]陈尚隆纂，陈树榖续纂：《陈墓镇志》卷五《第宅》（园林附），抄本。[清]蔡蓉升原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十一《古迹名胜》，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清]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卷七《第宅园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清]汪曰桢：《南浔镇志》卷六《古迹一》，清同治二年刻本。夏辛铭：《濮院志》卷十二《园第》，民国十六年刊本。

三、园林景观与市镇风貌

如今，园林以精美的景观著称于世，但一般认为，到明代晚期，园林才逐渐摆脱了早期经济园、山林园的形式，独立存在于美学范畴之内。园林创作技巧，如叠山、理水、建筑、花木等，开始大量运用在园林的建造中。[22]这一时期，大批有着较高文化素养和高超造园技艺的匠师纷纷出现，如明代的张南阳、计成，清代的张南垣、石涛、仇好石、张国泰、戈裕良等。[23]330江南名园，像上海潘允端的豫园、陈所蕴的日涉园、太仓王世贞的弇园、无锡秦氏的寄畅园等，即来自于这些造园家的营建和参谋。此外，江南部分文人也参与其中，亲自督造园林，并且总结、阐发筑园经验，力图构建符合其文人阶层趣味与格调的文人园林文化。正如明代常熟人沈春泽为文震亨《长物志》所做的序言中所说的：“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挲护持之情状，其污辱弥甚。”[24]《长物志》中，有室庐、花木、水石、禽鱼四卷，阐述文震亨“复古”的园林审美观和造园理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则表达了崇尚朴实清雅的园林审美，讲究“取景在借”的精巧构思，所谓“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25]清代无锡人钱泳论造园：“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方称佳构。”[23]545因此，在融汇了明清文人、匠师们的诗情画意、高超技巧之后，园林成为极具观赏性的景观。

除了江南大城市中的著名园林外，市镇园林对造园技艺也概得均沾，同样拥有为时人津津乐道的精美园林，成为市镇市场交易画面下一抹独特的风光。

明代长洲县的甫里镇，有一著名园林“梅花墅”，由万历年间的甫里人许自昌所构。甫里镇地处长洲、昆山两县接壤处，镇内居民，除“工商佃田外，大都业织”。①陈维中.《吴郡甫里志》卷三《风俗》，页7b，《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5册,441.明末时，甫里镇商业繁盛，号称居民万户，是一个“商贾之走集，货物之流转，京省诸州备有焉”的热闹市镇。②陈维中.《吴郡甫里志》卷三《物产》，页6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5册,440.许自昌，字玄祐，万历三十五年（1607）谒选文华殿中书舍人，但很快即以养老的名义辞官归里，遂在镇中姚家弄西，筑了一休闲园林“梅花墅”。

梅花墅因地制宜，引水入园，使园内“山水亭榭，颇为奇胜”，③彭方周.《吴郡甫里志》卷十六《古迹》（园亭附），页3b，清乾隆三十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95.文人诗咏颇多。钟惺、陈继儒均撰有园记，而祁承烨仅读过陈继儒的园记便已“不觉爽然自失矣”。④陈维中.《吴郡甫里志》卷四《园亭》，页32a-37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5册,462-465.下面借助钟惺的园记，一览梅花墅的景观风采：

大要三吴之水，至甫里始畅，墅外数武，反不见水，水反在户以内，盖别为暗窦引水入园。开扉、坦歩过“杞菊斋”，盘磴跻“映阁”，“映”者，许玉斧小字也，取以名阁。登阁所见，不尽为水，然亭之所跨，廊之所往，桥之所踞，石所卧立，垂杨修竹之所冒荫，则皆水也。故予诗曰：闭门一寒流，举手成山水。迹“映阁”所上磴，回视峰峦岩岫，皆墅西所辇致石也。从阁上缀目新眺，见廊周于水，墙周于廊，又若有阁亭亭处墙外者。林木荇藻，竟川含緑，染人衣裾，如可承览，然不可得即至也。但觉钩连映带，隐露断续，不可思议。故予诗曰：动止入户分，倾返有妙理。乃降自阁，足缩如循褰渡曾不渐裳，则“浣香洞”门见焉。洞穷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酉洞”，憩“招爽亭”。苔石啮波，曰：锦淙滩。指修廊中隔水外者，竹树表里之，流响交光，分风争日，往往可即，而仓卒莫定其处，姑以廊标之。予诗所谓“修廊界竹树，声光变远迩”者是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涧。润气上流，作秋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蒨中，忽着亭曰：转翠。寻梁契集，映阁乃在下。见立石甚异，拜而赠之以名，曰灵举。向所见廊周于水者方自此始，陈眉公榜曰：流影廊。沿緑朱栏，得“碧落亭”。南折数十武，为庵奉维摩居士，廊之半也。又四五十武，为漾月梁，梁有亭，可候月，风泽有沦，鱼鸟空游，冲照鉴物。渡梁入“得闲堂”，堂在墅中最丽。槛外石台可坐百人，留歌娱客之地也。堂西北，结竟观居，奉佛。自映阁至得闲堂，由幽邃得宏敞，自堂至观，由宏敞得清寂，固其所也。观临水，接“浮红渡”，渡北为楼以藏书。稍入为“鹤御”，为“蝶寝”。君子攸宁，非幕中人或不得至矣。得闲堂之东流，有亭曰涤研。始为门于墙如穴，以达墙外之阁，阁曰湛华。映阁之名，故当暎此，正不必以玉斧为重，向所见亭亭不可得即至者是也。墙以内所历诸胜，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暂委之，别开一境，升眺清逺。阁以外，林竹则烟霜助洁，花实则云霞乱彩，池沼则星月含清，严晨肃月，不辍暄妍。予诗云：从来看园居，秋冬难为美，能不废暄萋，春夏复何似。虽复一时游览，四时之气，以心维目想备之，欲易其名曰贞萋。然其意渟泓明瑟，得秋差多，故以滴秋庵终之。亦以秋该四序也。锺子曰：三吴之水皆为园，人习于城市村墟忘其为园，玄佑之园皆水，人习于亭阁廊榭，忘其为水，水乎？园乎？难以告人。闲者静于观取，慧者灵于部署，达者精于承受，待其人而已。故予诗曰：何以见君闲，一桥一亭里，闲亦有才识，住置非偶尔。⑤钟惺.《梅花墅记》，载[清]陈维中：《吴郡甫里志》卷四《园亭》，页32a-33b，《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5册,462-463.

梅花墅所处之地，饶于水。巧妙引水入园加以规划设计，是梅花墅的重要特点，也是钟惺认为梅花墅水、园交融的独到之处。董其昌曾言：“过甫里不入许玄佑园林，犹入辋川不见王裴也。”[26]直到乾隆年间，梅花墅虽然易主，但其中新增的“七级玲珑”、“夕阳返照”，仍然成为甫里八景之一，名曰“浮图夕照”。⑥彭方周.《吴郡甫里志》卷十六《古迹》（园亭附），页3b，《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6册,95.

再如上海县的法华镇，明代中叶成镇，商贾辐辏、人文蔚起。①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卷一《沿革》，页1b，民国十一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册，上海书店1992年,15.至清代，镇上有大族李氏，以商贾起家，后财富、科名渐著。族人李应增在西镇筑“遂初园”，又名“丛桂园”。源于此地原有的数十株粗壮的桂树，桂花盛开时，香气可达数里，故名。园内有丛桂堂、坐花醉月、听松山房、石虹池馆、调鹤榭、水木清华之阁、吟巢饯春别墅、竹径、梅林、鹤坡等楼台景致，还有连氏训楼，藏书万卷，以及古鼎尊彝、宋元墨妙等珍宝。②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卷七《第宅园林》，页11b，《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册,138.精致的园景，配上大俱合抱、香飘四方的桂树，令丛桂园形成“丛桂早秋”的盛景，时人吟咏道：“北园丛桂荫南廊，八月花繁满院香”，“新涼如洗作中元，丛桂留人满北园。不必小山招隐土，至今避世当桃源。”③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卷一《沿革》“漎溪八咏”，页7b，《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册,18.同甫里镇梅花墅一样，“丛桂早秋”一景，也列于法华镇“八景”之中。

这种由时人总结的市镇“N景”，是市镇风貌风光的象征，园林的景观往往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上述的甫里镇和法华镇，湖州乌程县的南浔镇，亦是如此。南浔镇在明代原有“南林八景”之说，清初八景变为“十景”，增加了两处与园林有关的胜迹，一曰“东阁临流”，一曰“南楼春晓”，有词描绘：

《新雁过妆楼·东阁临流》：画阁高寒。凌烟耸、中流砥柱同看。绿波十里，流过半逻亭边。楼上起楼虚四壁，屋头架屋叠三间。倚层栏、布帆叶叶，飞渡清澜。何时登临最好，记月悬玉镜，菜布金田。买糕重九，还又捉醉偷闲。呼童把窗洞启，便千里都教来眼前。梅花曲，听倚来长笛，声彻瑶天。

《翠楼吟·南楼春晓》：柳上青归，梅边白破，东风已灭寒峭。画楼高百尺，耸天半、韶华先到。亭台多少，看树树芳生，花花香绕。风光好，向阳门地，得春偏早。倾倒，诗伯词仙，料翦红浮白，醉吟酣笑。鸾闺还结伴，也油壁、香车侵晓。莺喧蝶闹，想尽捲虾簾，齐开了鸟。栏干外，更看明月，一峰烟罩。④汪曰桢.《南浔镇志》卷一《疆域》，页10a，清同治二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下，上海书店1992:12.

“南楼”，存在于董绍闻所建的园林中。⑤清道光年间范来庚所著的《南浔镇志》言.“明余山人津著有南林八咏诗汇，董浔阳份始增二景，一曰东阁临流，一曰南楼春晓。”南楼所在园林的主人董绍闻乃清初时人，此言将所增二景，归功在晚明董份身上，也许因为年代久远、记忆混乱所致。园中有明月峰，高达两丈多。董绍闻乃董份的后人，董氏族人众多，从晚明至清代，一直有董氏诸园林，或长或短的存在于镇上，如泌园、溪上草堂、且住园、窥园等。⑥汪曰桢.《南浔镇志》卷六《古迹一》，页12a-16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下,66-68.另一景“东阁”的位置不甚明朗，但据词中描述，亦应是处于镇上的某处园林中。二者的景致，与荻塘帆影、禅院钟声、通津霁雪、垂虹夕照、曲江菱歌、范庄莲沼、西村渔火、古濠走马，共同构成文人拣选出的“南浔十景”，成为市镇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园林活动与市镇文化空间

明清园林，虽为私人所建，也常冠以“私家园林”之称，但事实上一些园林会面向民众开放，供以游赏。钱谦益的拂水山庄即是如此：“拂水游观之盛，莫如花时。祝釐之翁媪，踏青之士女，联袂接衽，摩肩促步，循月堤，穿水阁，笑呼喧阗，游塵合沓。”[27]松江府的顾氏园，地处东郊之外，方圆百亩，累石环山，凿池引水，有石梁虹偃，台榭星罗，除了“宦流雅集”外，“往来过客，莫不于此寻芳觞咏”，日日热闹非凡。[28]游园，成为一种习惯和风尚，甚至可以索取门票。这些开放性园林的游园盛况，被清人袁景澜记载了下来：在苏州，“春煖昼长，百花竞放，园丁索看花钱，纵人游览。士女杂逻，罗绮如云。”游人攒动处，还有“赶卖香糖果饵”、“琐屑玩具”的小贩。这样的游园情形，从每年的清明日，持续到立夏方止。[29]104

市镇中的园林，也有个别开放供民众游览者。譬如吴江县木渎镇的钱氏端园、潜园，靠近灵岩山，本身即处于民众游山玩水的“景区”，而且又是苏州城市的城郊地带，“春时游人毕集”。[29]106秀水县的濮院镇，清嘉庆年间有诸生岳鸿振所建的以“菊照山房”为中心的园林，其中除了菊花数百本，还有四时不绝之花，吸引了众多游人观赏。为了能够接纳慕名而来的游人，园主岳鸿振还特意另筑一“椶云楼”来“馆游客”。⑦夏辛铭.《濮院志》卷十九《人物二》，页39b，《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1册,1113.[清]岳昭垲：《菊照山房图说》，载夏辛铭.《濮院志》卷十二《园第》，页15a-b，《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1册,1051.

不过，大多数的市镇园林仍以私人享用为主。一方面，市镇的位置相对城市偏僻，也不如城郊便利，从地理空间上即不适合大量游人往来游玩。另一方面，那些处于宅院附近的园林，靠近园主的日常生活空间，也不方便招揽游人，打扰自己的清净生活。像陈继儒便将地处甫里镇的梅花墅，与城市园林进行了对比，认为城市中“然通人排闼、酒人骂座，喧笑呶詈，莫可谁何。门不得坚扃，主人翁不得高枕卧”，因此“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滨，莫若乡居为甚”。①陈继儒.《许秘书园记》，载陈维中：《吴郡甫里志》卷四《园亭》，页34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5册,464.当然，园林也不是供主人一个人闭门享受的。正如汉德琳的分析：“尽管祁彪佳的园亭备有晚明最大、最著名的藏书楼之一，但它的用途并非是勤学索居，而是与当地的精英交游联系，共同分享对拥有第一流风景之园宅的审美鉴赏，以及在优美环境中的娱乐。”[10]邀请亲朋好友在园子中游宴集聚、唱和休闲，是园林重要的功用。王店镇自明代以来“士大夫往往构园亭以为宴息之所，而文人逸士亦多有之”。②杨谦纂，李富孙补辑，余楙续补.《梅里志》卷六《园亭》，页1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9册,68.晟舍镇“亭台相望，觞咏争夸”。③闵宝梁.《晟舍镇志》卷二《古迹·序》，页1a，浙江省图书馆藏抄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4册，上海书店1992:978.

具体来看，唐市镇的柏园，天启时辟，园内有董其昌的题字，湖石假山、亭榭花木、高台邃洞、园池回廊，皆精心雕琢，吸引了“吴中骚人墨士琴师棋客，咸集于中”，园林主人亦风流倜傥，安排家中男女梨园，每夜张灯开宴，按次演剧，其间“口餍珍馐，耳穷声色，虽王侯亦不过此”。④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园亭》，页17a-18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9册,508.清代法华镇上的士绅大族李氏，构有从溪园，园中牡丹繁茂，逢花开时，园主人则必“设筵宴请当道缙绅辈为雅集焉”。⑤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园林》,538.[清]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卷四《封赠》、卷七《第宅园林》，页12b，页9b-10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册,75、137-138.木渎镇遂初园，雍正、乾隆年间以藏书著名，多宋元善本，园中常有“浙诸名士流连觞咏，座无俗客”。⑥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九《人物十六·长洲县》，页17a，清光绪九年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苏州府县志辑》第1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334.明末寓居同里镇的朱鹤龄，常于镇中的顾氏园与主人“为文酒会，晨夕过从”，每到春日烂漫时节，“香风馥郁，必提壶造其地，痛饮狂歌，不跋烛不止，翩翩致足乐也。”[30]乌青镇的横山堂，建于明弘治年间，流觞曲水，镌刻精巧，园主“日与名流才士赋诗饮酒于其间”，营造了一派“乌程名士毕集，醉而复醒”的欢畅景象。文征明、祝允明、茅坤等均传有关于此园的长文。⑦董世宁.《乌青镇志》卷七《园第》，页2b，《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3册,278.这些文人文化活动，汇集着大量明清江南文人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上令经济属性的市镇拥有了文化艺术的空间与气息。

清代罗店镇太学生陈浩，字希孟，号问渠，性好游山乐水，擅工诗文。曾在镇中建园林“龙川小筑”，为娱亲之所，是罗店镇园林中最著名者。园有六宜亭、在乐槃、清凉诗窟、海棠寮、苹香水榭等景观，还有大片牡丹供玩赏。逢春秋佳日，陈浩常招名流觞咏园中。其自撰《丁酉春暮六宜亭牡丹盛开招同人燕集》：

春来胜事殊连绵，醉歌日日壶中田。不许青皇掉头去，游丝百丈东风牵。

半弓隙地烟霞拓，花作屏风树作帷。倾倒名流鼓掌来，分题斗韵吟诗各。

牡丹佳种誇东都，千葩万萼争荣敷。便处山林亦富贵，罗珍列异开山厨。

豪情胜致敢予夺，跌宕清风谬青目。醉墨淋漓沧海云，琳琅持赠三千幅。

一笑长空月镜圆，天风吹袂仙乎仙。渔洋三挝响迭奏，不顾世俗嗤狂颠。

人生行乐而已矣，蛇风夔蚿何臧否。黄河东走日西征，古来万事皆如此。

我昨梦到蓬莱巅，飘飘鸾鹤相蹁跹，琼浆玉液相劝酬，兴酣落笔称长篇。

忽然梦醒知何处，却向人间更相遇。拟吹铁笛作龙吟，碧海青天任来去。⑧王树棻，潘履祥.《罗店镇志》卷三《营建志下·园林》，页33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4册,245.

洋洋长诗透露了作者的潇洒与豪情，其彰显出的气度与力量仿佛可以冲破小小的龙川小筑和罗店镇，而“碧海青天任来去”。由此不难理解《罗店镇志·园林》小序所言：“罗店亦一乡耳。本无园亭之胜，林木之观，是乌足以志。然事出孝子之所为，虽一壑一邱，亦堪景仰。地经名流之所过，虽一木一石不尽流连。至若栽名花、叠奇石，月夕风晨，宾朋宴会，亦极一隅之胜，概岂必如摩洁、辋川、石崇、金谷然后可以传往昔而示来今哉？”⑨王树棻，潘履祥.《罗店镇志》卷三《营建志下·园林》，页32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4册,244.罗店镇中的园林也许没有城市园林般至高的艺术成就和绝佳的造景，但娱亲的孝行、名流的会聚与宴集的欢畅，是罗店镇文化活动的集中体现，足以代表市镇的文化记忆以“传往昔而示来今”。陈墓镇对古人生活遗迹的认识亦相似：“夫古人不可见，而古人之里居及古人之园囿犹可考而知也。倘所谓地以人传，与若夫坊以表之，奖善之风树焉，亘古常照（昭）矣。”①陈尚隆纂，陈树榖续纂.《陈墓镇志》卷五《第宅·序》（园亭坊表附），抄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299.

嘉定县南翔镇的檀园，园主是晚明“嘉定四先生”之一的李流芳（字长蘅）。园中“凿曲沼，开清轩，通修廊，栽花灌木”，[31]皆为流芳亲自设计，形成“房廊水石，映带嘉木”的景致。②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十五《祭李长蘅先生文》，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李流芳与程嘉燧等嘉定文人常常宴会集聚于檀园中，吟诗作画，是为晚明嘉定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后来，名妓柳如是的两次嘉定之游，都造访了这座檀园。据陈寅恪先生以程嘉燧诗文为线索的考证，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柳如是第一次游嘉定，寓居嘉定城南二十一里、南翔镇北三里的薖园。期间，柳如是与“嘉定诸老”曾游宴檀园。当日，众人在檀园“山雨楼”中晚宴，酣饮达旦，次日清晨仍余兴未阑，遂同赏山雨楼前芙蓉泮中之新荷。陈寅恪引程嘉燧和李元芳（李流芳兄长）之诗为证：

林风却立小楼边，红烛邀迎暮雨前。潦倒玉山人似月，低迷金楼黛如烟。欢心酒面元相合，笑靥歌颦各自怜。数日共寻花底约，晓霞初旭看新莲。

新荷当昼便含光，要看全开及早凉。带露爱红应爱绿，迎风怜影亦怜香。林深鸟宿声还寂，水涨鱼游队各忙。

“小楼”即指檀园中的山雨楼，“林风却立小楼边”、“潦倒玉山人似月”言柳如是醉酒状。“红烛邀迎暮雨前”、“低迷金楼黛如烟”言柳如是唱曲。“晓霞初旭看新莲”，“新荷当昼便含光，要看全开及早凉”，则是指第二日清晨共赏荷花之情。

崇祯八年深秋，柳如是与陈子龙分手，返盛泽镇寄居，惆怅无聊之际思量再作嘉定之游。而此时程嘉燧对柳如是的思念之情已是“一寸心灰缟雪生”，故与李元芳商量邀约柳如是重访嘉定。崇祯九年正月初到二月末，柳如是应约再次来到嘉定。这一回，她直接居住在檀园中，并以檀园为据点又一次展开与当地名流的交往活动。③有关柳如是嘉定之游的内容均引自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9:175-176、198-199、205-208.柳如是的两次光顾，一方面显示了檀园在嘉定文化圈中的名气，也给南翔镇留下了一份才子风流的记忆。此外，李流芳家族，有“两代三进士”，且李氏兄弟“工于文辞，并噪晚明江南词坛。”④张承先纂，程攸熙订正.《南翔镇志》卷六《人物·文学》，民国十三年南翔凤翥楼铅印本，页15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3册，上海书店1992:476.无论家族财富、科名，还是文化修养与声望，李氏家族在晚明的南翔镇都是特别突出的。尤其南翔镇“多文雅风流之士，皆李长蘅诸先生所沾溉”，⑤张承先纂，程攸熙订正.《南翔镇志·增订南翔镇志序》，页3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3册,452.即以整个江南地区来说，李流芳也是“炳天壤而光史册，岂一乡一里之人哉！”⑥张承先纂，程攸熙订正.《南翔镇志》卷六《人物》序，页1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3册,469.因此，人、园林、市镇三者间的关系就这样连接了起来，相互推动。

柯律格指出，“园林的名声并不从它‘自身的景致’中来，而是从它所具有的文学、艺术财富中来，特别是这些代表财富的制造者的声望。”[9]31对市镇与园林来说也是如此：“先贤钓游之地，后人所景仰也。名流啸咏之场，逸士所兴思也。是故高闳大阀附盛德而传深壑崇邱，虽荒墟亦显盛衰兴废之间，流览者能无动禾黍故宫之感乎。”⑦王钟纂，胡人凤续纂.《法华乡志》卷七《第宅园林》，页9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册,137.宴集、吟咏、读书带来的名声，令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市镇历史记忆的某种寄托与象征，所谓 “名园甲第未数传而其迹已湮，不过因高贤之一觞一咏而追忆其胜概。”⑧董世宁.《乌青镇志》卷七《园第》小序，页1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3册,277.同里镇的“园第志”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园林文化对市镇的重要性：“地以人传，人以地传，金谷风流，连云甲第，传为盛事，都则有之，镇亦有焉”。⑨阎登云，周之桢.《同里志》卷五《建置志下·园第》，页2a，民国铅印本，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24.

五、余 论

市镇园林与城市园林一样，都面临兴废无常的命运，如易主或湮灭，均是类似。南浔镇上的小桃源，元代由华氏兴建，明末归庄允诚所有，清初“明史案”后，庄氏籍没，园林又被镇中大族董氏购得，改名董园。①汪曰桢.《南浔镇志》卷六《古迹一》，页9b-10a，《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下,64-65.王店镇的在我园，晚明大族李氏辟，入清之后，先后为吴氏、李氏两官绅所有。②杨谦纂，李富孙补辑，余楙续补.《梅里志》卷六《园亭》，页1a-b，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9册,68.在这样的一次次易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园林的景观情况往往不为后人而知了。再者，园主不见得全是文人缙绅。像唐市镇的东庄，由士绅、藏书家孙朝让建，后来卖与徽州商人程氏。③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园亭》，页18a，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9,508.同一镇中的黄氏北宅园，日久荒废之后，也由商人购得，园林得以重新修葺、添建，恢复山林逸致之趣。④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园亭》，页18b，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9,508.

事实上，市镇园林的属性，与园中活动的性质，与城市园林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从地域社会层面而言，江南市镇园林则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存在。因为它们依附于江南市镇这样一个明代中后期才大规模出现的地域空间。这样的一个空间，不同于苏、杭等城市那样名园集中且文化高度繁荣。与纯粹的乡村社会相比，市镇的地域完整性与独立性更强。因此，在市镇中，园林与地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显得较为明显。生活在江南市镇中的文人，在自我生活的地域空间，营建各式各样的私家园林。大大小小的园林，散布于市镇的街巷，点缀着市镇的风光。其中那些巧立心思、精致设计的园子，成为市镇风貌的代表。市镇文人在园林中的宴集吟咏、交游切磋，形成一个市镇的文化空间，即使园林易主、甚至旧地难寻，仍然作为市镇文化特质的代表，留在市镇的历史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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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晓芝）

The Gardens and Town Cultural Space in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ANG Qi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Due to the wave of building gardens in the mid-to-late Ming Dynasty, there was no lack of private gardens in towns of Jiangnan Area. And the busy street in town did not hamper the construction of private gardens. The relatively complete areas in town and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 made it possible to design garde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The exquisitely designed gardens were considered as the signific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andscape in town. Many cultural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at those gardens, which created the cultural space in town, brought elegance and reputation to town and became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emories of this area.

Garden Landscape; Town; Cultural Space

2015-05-20

杨茜（1988-），女，山东梁山人，历史学博士研究生。

TU-098.4

A

1671-6973（2015）05-001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