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阿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于2007年发表了以其故国阿富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灿烂千阳》。小说一经出版就赢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迅速占领各大排行榜榜首并创下了销售奇迹，作者胡赛尼也随之由新人作家一跃成为受到广泛认同的成熟作家。故事讲述的是自幼跟随母亲生活的私生女玛丽雅姆由于母亲自杀，定期探访的父亲急于将她这个“耻辱”和负担送走，于是草草地将她远嫁给了喀布尔中年鞋匠拉希德为妻，从此生活在动荡年代的家庭暴力阴影下。十八年后，战乱仍在继续，炮火吞噬了少女莱拉的父母亲人，孤苦无依的她亦被迫嫁给拉希德。在战乱、贫困与家庭暴力的重压下，共同经受的悲苦与忍耐让她们缔结出了如母女般相濡以沫的真挚情感。胡赛尼在小说中并未采用历史“宏大叙事”的策略，而是通过小人物的“小历史”再现20世纪后期阿富汗战乱的“大历史”：借助两位阿富汗普通女性玛丽雅姆和莱拉的悲苦一生把读者带入了那个战火纷飞的苦难世界和那段阿富汗历史上最为动荡残酷的岁月，透过她们伤痕累累的生命片段揭示了女性如何在那片充满生存裂痕的国土上苦苦挣扎并活过沧桑。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在任何一个貌似处于某个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时代社会里，都存在着被压抑、被边缘化的异己因素。这些异己因素往往由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而不能进入到历史表述之中。[1]阿富汗是一个男性至上的父权制国家，女性自然而然就被迫处于社会的边缘，被归于父权制话语中的异己“他者”，是失去发声权利的沉默的客体。但是，胡赛尼在《灿烂千阳》中却敢于挑战传统男性话语权力，让那些被压抑的异己因素诉说自身的历史，用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建构了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小写的“历史”，通过女性的声音赋予了那段黑暗残酷的阿富汗历史一种全新的阐释。本文拟从新历史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灿烂千阳》中身为边缘化异己“他者”的玛丽雅姆和莱拉在连年战乱中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如何从沉默屈从的“他者”成长为勇敢颠覆男权秩序的女斗士。这一解读不仅使我们了解到胡赛尼对阿富汗社会男性话语霸权的批判和对故土女性同胞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女性“他者”挑战并颠覆父权制压迫和束缚的心路历程及其艰辛与不易。

异己“他者”的抑制与压迫

新历史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特定时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必须依靠制造异己、排斥异己来维持自身。”[2]在男性中心主义者看来，女人绝对处于男性权力的边缘，是男性社会中永远的“他者”。正是基于这种传统的“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权力模式，女性长期受到父权制权威的抑制和禁锢，处在被边缘化的异己“他者”地位，被迫扮演父权文化为其建构的性别角色，沦为男性的沉默的附属品。玛丽雅姆所经受的种种悲苦和生存困境正是阿富汗这个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作为边缘人所遭受的压迫与磨难的真实写照。

玛丽雅姆的“哈拉米”身份是她一生悲惨命运的开始。私生女作为主流父权文化中的异己因素是被排斥和压抑的对象，所以玛丽雅姆实际上是被打上了双重“他者”的烙印。一出生她就只能跟母亲一起生活在远离人们视线的幽闭的乡间泥屋里，每个星期眼巴巴地盼望着父亲一周一次的例行公事似的探视。“哈拉米”在男权至上的阿富汗社会被看作是“耻辱”的象征，是一种遭人唾弃的丑陋的东西，不被法律承认，“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3]所以她注定永远无法住进父亲那座豪华的大房子，无法像父亲其他的孩子一样时刻承欢于他的膝下，甚至当她在生日时为能见到父亲而只身在门外苦苦守候一整夜时依然被父亲拒之门外。母亲去世后，父亲才在无奈之下把无依无靠的她接到了自己的家里，但不过几天他的虚情假意就暴露了出来。为将家族的这个“会走路、会呼吸的耻辱”送走，也为把自己丑闻的最后一丝痕迹抹去，他任由自己的三房妻室匆匆地把年仅15岁的玛丽雅姆远嫁给喀布尔一个年逾四十的中年鞋匠。如此地被父权制传统所不容，而她所犯的唯一“罪行”不过是诞生在这个世间，那个真正可耻的生下了她这个“哈拉米”的人却连承担责任的勇气都没有，为了挽回自己的男性权威甚至还不惜将亲生的孩子置于这样一个遭人鄙视、受人摧残的悲惨境地。

作为女性“他者”的玛丽雅姆遭受的另一重压迫来自于父权制社会中的婚姻家庭。波伏娃曾在其《第二性》中引用巴尔扎克的话指出了已婚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地位：“女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动产，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附属品”。[4]在被迫嫁给拉希德之后玛丽雅姆一心一意地料理着丈夫的诸般生活事宜，甚至还曾一度在心底里萌生出与拉希德“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浓浓情意。可惜玛丽雅姆所有的努力和真挚情感都不可能得到拉希德的用心回应，皆因在他眼里妻子已被彻底物化，仅仅是作为他的私人物品和传宗接代的机器而存在，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的意义和价值。被男权至上主义经年累月浸染腐蚀的拉希德已然能够做到视玛丽雅姆为无物，对她的全部付出安心享受而不思回馈。此外，拉希德还时刻不忘用父权制社会性别体系为女性制定的道德规范和清规戒律来束缚和压抑妻子。每次出门玛丽雅姆都必须依照拉希德的要求穿上厚重笨拙的布卡，把自己严严实实地罩起来以保证除丈夫之外的其他所有男性都看不到她的脸和身体，也不能够跟任何人交谈往来。多次的不幸流产导致玛丽雅姆最终丧失了传宗接代的能力，从此她便失去了最后的物化功能，被迫作为“废物”在拉希德的动辄打骂和非人折磨中痛苦度日，身心饱受摧残，年纪轻轻就容颜尽失，心底里也布满了深深的如梦魇般的恐惧和伤痕，一生挥之不去。

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主人公莱拉作为拉希德的第二任妻子同样也没能逃脱家庭暴力的折磨。少女莱拉十四岁时嫁给了花甲之年的拉希德。婚后由于垂涎莱拉的青春美貌，更是由于希冀莱拉能为他生下一个儿子，拉希德也曾短暂地给过莱拉些许虚情假意的关爱和讨好。不幸的是莱拉生下了女儿阿兹莎，随之而来的就是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如同玛丽雅姆一样莱拉也受尽了拉希德的魔鬼摧残。玛丽雅姆在故事里说，比起不能生育莱拉没有生个儿子是更为不可饶恕的罪过。“这是与传统父权文化所秉承的父子相继的社会格局密切相关的，这一格局暗示了社会主体皆为男性，只有子一代男性才是家族的承继，女儿只不过是沉积于历史地内心缄默无语的客体‘他者而已”。[5]最终同玛丽雅姆一样，婚后没两年莱拉就被折磨得未老先衰，以至于拉希德自己也无耻地问莱拉“你怎么回事？我娶回来一个美人，现在却骑着一个老太婆。你变得越来越像玛丽雅姆了。”[6]

另外，极端宗教主义作为阿富汗男权文化的帮凶更加将妇女推向了社会的边缘，使她们长期处于依附、缄默的客体地位，被动地沦为男权体制下的异己“他者”。在阿富汗这个政教合一的父权制社会，政府和法律完全代表着男权意志，他们利用无端强加给女性的他异性来压迫和残害女性，使其成为男权文化秩序中最大的牺牲品。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政府故意歪曲伊斯兰教义，用极其严苛的宗教教法来禁锢和压制女性，如规定女性出门必须带面纱，穿罩袍，必须有同行的男性家属陪伴，严禁女性随意说笑等等，以此来疯狂地践踏女性的权利和主体人格。莱拉为去孤儿院探视女儿阿兹莎苦苦哀求拉希德陪同前往，但都被拉希德无情地拒绝，无奈之下只能孤身出门，但十有八九都被塔利班士兵狠狠地鞭抽至遍体鳞伤后扭送回家。玛丽雅姆和莱拉后来由于实在无力忍受拉希德的家庭暴力而不得不从家里逃跑，却不幸被塔利班官员抓获并被无情地交还给恶魔般的拉希德处罚，理由竟是“一个男人在家里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7]无怪乎有恃无恐的拉希德敢于继续对玛丽雅姆和莱拉施暴并狂妄地咆哮出“这个见鬼的国家将没有一个法院会为我所做的事情判我的罪”。[8]为男权服务的政府和个体男性家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来压制和残害女性的丑恶嘴脸由此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异己“他者”的驯服与屈从

面对如此无情的禁锢和压迫，长期以来女性却鲜有抗争。这是因为在男权体制规约力量的统治和训服下，女性长期经受着该文化秩序强加的性别角色意识的洗礼和道德价值观念的灌输，逐渐形成了以被动依附为核心，以驯化服从为特征的独特女性气质，久而久之还在很大程度上将男权制意识形态对其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的强塑充分内化认同。这无疑导致了女性对缄默无名的异己客体处境习焉不察，[9]从而屈从于被动的“他者”角色，心甘情愿地恪守着父权制社会规定的一切妇女道德规范，逆来顺受地忍受着所有惨痛的压迫和伤害。

玛丽雅姆的一生都是在歧视和屈辱中度过的。母亲娜娜都瞧不起她，每次骂她都像是在骂一只丑陋可恶的蟑螂，而且还边骂边吐口水。小的时候玛丽雅姆曾经向母亲提出去上学的想法，遭到了娜娜无情的讽刺和奉劝，“像你这样的女孩去上学有什么意义呢？那就像擦亮一个痰盂。……像你和我这样的女人，这辈子只需要学会一种本领就好了。……只有一项本领。就是这个：忍耐。”[10]父权制文化由此不仅排斥压抑女性，还让她们接受并内化这种自我否定的观念，浑然不觉地甘愿套上父权制话语强加给她们的枷锁，而且还一代代将作为边缘人的他异性自觉地全盘灌输给自己的女系后人，使她们积极扮演着父权文化建构的性别角色，安于做一个“房间里的天使”。

婚后的玛丽雅姆把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宽恕、忍耐的“女性特质”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了父权文化秩序彻底的认同者和屈服者。面对拉希德常年惨无人道的家庭暴力，她“学会了横下一条心，忍受他的轻蔑和责骂”，[11]“没有哭喊，没有哀求，没有突然的大叫，只有对称的殴打与被殴打，只有某种僵硬的东西反复击打肉体的扑扑声，某件东西、某个人砰地撞上墙壁的声响，伴随着衣服被撕裂的声音。”[12]发现拉希德偷偷翻看色情杂志时她起初有些尴尬迷惑，继而帮丈夫找到了一个绝好的解释：他是男人。他的需求自然和女人的不同。这是真主赋予他的天性。她不能因此而怪罪他。最终她原谅了自己的丈夫并且还为自己的行为不安地自责，“她不过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哈拉米，她又有什么权力对别人说三道四呢？”[13]当拉希德有朋友登门造访时，玛丽雅姆早早地把待客的食物准备妥当，之后就被丈夫命令上楼去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直到客人离去，她才可以下楼来收拾一屋的杯盘狼藉。对此玛丽雅姆并不介意，反倒还有点沾沾自喜。她以为拉希德是因为把夫妻关系看得很神圣才这样做的，其目的是捍卫她的尊严。这样的保护甚至让她误以为自己对丈夫来说很宝贵，很重要，内心还充满了自豪感。女性在父权制强权的冲击下对自我的彻底否定，文化身份与主体意识的丧失，对父权文化强加的异己“他者”的边缘地位的认同内化由此可见一斑。

以“哈拉米”这个非法定身份降生于人世的玛丽雅姆作为父权文化中的异己因素，本应更容易看清楚父权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但她却并没有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异己力量和叛逆者。她渴望时时刻刻跟父亲待在一起，渴望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样住进父亲的大房子里，在象征着父亲其他十个子女的三列石子之外她总不忘加上第四列代表着自己的那块孤独的石子。她渴望把自己从低贱羞耻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获得社会他人的认可。为此她瞒着母亲只身前往赫拉特见父亲，希望能够获得父亲的相伴与关爱。这样一来，她实际上成了曾经伤害她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奴隶，她的行动表明她已经从对抗社会的破坏因素转化成了臣服因素。[14]

异己“他者”的抗争与颠覆

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意识形态的异己因素是始终存在的，且永远无法彻底化解。因此，新历史主义批评更加关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下被抑制的异己和破坏性因素。分析异己的存在及异己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冲击和破坏作用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15]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既有的社会秩序是围绕男性话语而设立的，是为保障男权而服务的。女性在这一社会秩序中被放逐到了男性中心权力之外，作为异己“他者”被置于社会的边缘附属地位。男性通过控制主流权力话语来抑制和压迫女性，并以所谓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和女性美德来达致这种压迫和抑制的长久化与自觉化。但是，任何的权力最终都制造反抗。格林布莱特认为“颠覆力量是权利的产物”。[16]在男权体制下，女性要争夺话语权，成长为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完整的人，就必须对自身所遭受的压迫有所警觉，必须对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加以消解，必须颠覆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和社会秩序。只有在男权统治被打破，女性具有了自我言说的权力之后，女性才能迎来充盈着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人格和文化身份的真正解放。

莱拉是在自由开明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父亲哈基姆对阿富汗女性同胞怀有深切的同情，认为女性应该享有受教育和出去工作等更多的自由与权利，支持妇女自由解放运动。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莱拉从小就独立勇敢，自信自强，敢于抗争。在父母双亡、孤苦无依的境况下，为了能在父权制社会中有一个立足之地，她果断决定委曲求全嫁给拉希德。新历史主义认为女性个体为能在男权社会中立足，就不可避免地对男权话语带有一定的屈从性，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和资源。批评家的任务就是不仅仅揭示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异己因素的对抗关系，还要揭示出两者之间极为复杂的支持、破坏和利用的不断交错和演化的过程”。[17]婚后的莱拉一直没有忘记过作为女性的抗争，没有放弃过对女性话语权的争取，她敢于向拉希德流露出冰冷而憎恨的目光，敢于跟拉希德说不，甚至敢于策划逃跑。当拉希德要殴打玛丽雅姆时，莱拉勇敢地扑向拉希德，拼尽全力阻挡他手中的皮鞭往下落，最终成功救下了玛丽雅姆。莱拉一开始就暗暗谋划的出逃计划是对男性霸权的最大反抗和颠覆。为逃出拉希德这个男性中心主义者的魔爪，莱拉带着玛丽雅姆和女儿阿兹莎试图逃往巴基斯坦，但不幸在车站被代表着男权意志的政府官员扭送回家。尽管这次逃亡计划宣告失败，女性话语遭到重挫和更残酷的抑制，但它却是反抗男权权威的女性话语第一次升华为现实的抗争行动，女性第一次从被动屈从的异己“他者”阴影里走出来开始主动探寻作为主体来言说的权力与方式。

莱拉的勇于抗争虽没能立即颠覆男权体制，却感染了多年来一直被动屈从于异己客体地位而仍默默忍受的玛丽雅姆，并最终促成了她为颠覆父权制束缚和压迫而迈出的关键一步。促使玛丽雅姆勇敢迈出这一步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她与莱拉之间深厚的“姐妹情谊”。“姐妹情谊”是后现代女权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通常是指身处男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在共同经受压迫、反抗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和相依为命的特殊亲密关系。在拉希德的家庭暴力的阴霾下，玛丽雅姆和莱拉逐渐从互不相容发展到缔结下如姐妹又似母女般的深厚情谊。夏日的一个夜晚，玛丽雅姆在莱拉的邀请下两人一同来到屋外小院里喝茶。三盏茶让两人彻底冰释前嫌，各自心底里升腾起的相濡以沫的友情加亲情让这两个饱受磨难的女性感受到了真挚的人间温情。只一个“坦诚的、会意的眼神”就已经足矣。“在和玛丽雅姆这次匆匆的无声交流中，莱拉知道她们已经不再是敌人了。”[18]一份深厚的姐妹情谊就此缔结，一个反抗男权权威的女性同盟就此成功构建。此后，在院子里分享三杯茶成了她们的一个晚间仪式。从一次偶然的相邀到发展成一个仪式，这标志着女性话语同盟的不断稳固壮大和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觉醒后的女性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并缔结了强有力的“姐妹情谊”以实现女性颠覆父权文化秩序的最终胜利。在拉希德就要把自己深爱的姐妹莱拉杀死的危急关头，玛丽雅姆勇敢地举起了铁锹，“第一次决定自己生活的轨迹”。[19]虽然最后她被塔利班政府判处死刑，莱拉也随塔里克逃往巴基斯坦，但女性争取话语权力的斗争毕竟还是取得了小范围内的胜利（拉希德已死）。正如新历史主义认为异己因素对现存秩序的破坏虽不在于立即颠覆它，但毕竟破坏了它的权力模式的神圣不可侵犯性。[20]行刑前，“玛丽雅姆的双腿没有变软。她的手臂没有挥舞。她无需被人拖下车。……她心中充满了一阵安宁的感觉。”[21]一个颠覆男性话语霸权的勇敢的女斗士形象跃然纸上。

结束语

在“历史与作家”的关系上，新历史主义看重的是作家在文本中展露出的被压制了的无意识和作家在颠覆权力压制的基础上对既有历史叙事的解构与再创造。[22]由于阿富汗战乱，卡勒德·胡赛尼自幼随父亲逃往美国。作为一名美籍阿富汗人，美国强势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间的相互碰撞无疑导致胡赛尼本身就处在一个异己“他者”的客体处境中。“边缘人”的身份对他内心深处的文化心理有着很深的影响，让他时常被故国家园深深地吸引，同时也对故土女性同胞的边缘“他者”地位有着深深的体会与同情。因此，胡赛尼在《灿烂千阳》中选择两位被深深打上他者异性烙印的普通阿富汗女性的“小历史”作为叙述主线，真实地再现了阿富汗人民那段水深火热的“大历史”，从女性“他者”的视角重构历史并赋予这段历史一种全新的阐释。这不仅体现了胡赛尼作为一个具有新历史主义精神的作家对男权文化秩序所进行的消解和颠覆，对母国女性同胞所表露出的深切同情和人文主义关怀，也让我们了解到阿富汗女性异己“他者”挑战并颠覆父权制压迫和束缚的勇气、艰辛与不易。在许多作家作品都对“姐妹情谊”表示怀疑并对其乏力表示失望之时，胡赛尼却让我们看到了“姐妹情谊”在一定程度上的胜利，“使被整合以至沉默、失落的女性文化升上历史的地平线”，[23]这不能不说是为全世界女性同胞的自由解放燃起了“几许细微的希望之光”。

参考文献：

[1][2][14][15][17][20][23]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6][7][8][10][11][12][13][18][19][21]卡勒德·胡赛尼.灿烂千阳[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31.

[5][9]高小弘.成长如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D].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35，35.

[16]石坚，王欣.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53.

[22]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57.

作者简介：

李良博（1981— ），女，河南长葛人，硕士，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