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范 松

战时贵州科技发展的历史机遇

文丨范 松

抗战时期贵州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令人瞩目，但这种飞速式的发展也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由多种复杂的因素促成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近代科技逐渐传入贵州，但贵州近代科技的实质性发展，却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全面抗战开始到战争结束，贵州在鼓动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前线、接纳内迁教育院校、国防工矿企业、繁荣后方经济、确保战时交通运输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大批内迁院校和国防企业定居贵州的这段时间里，贵州的科技事业在外来科技力量的促进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科技兴农大发展

贵州农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抗战时期十分显眼。贵州因为地形地貌复杂，农业一直是以个体农户自给自足的因地制宜耕种为主，在传统小农经济下，各地的耕作方法五花八门，有犁耕的、有锄耕的，不少地区还有刀耕火种的。

抗战期间，贵州的农业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改观。在粮食作物生产方面，水稻一直是贵州人的主要食粮，在全省农村种植十分广泛，历来占全省耕地面积比例之首，达50%以上。但因“稻种混杂不纯，品质较他省为劣”，单位面积产量在黄河以南各水稻省中名列最后。1938年，随着贵州省农业改进所成立，科研人员将改良与推广优良水稻品种，科学补充稻田肥力，试验研究新水稻良种作为重点研究项目，历经数年，先后培育出“黔农2号粉稻”、“黔农28号釉稻”及“黔农5号黑糯稻”等稻种，这些稻种的推广运用，不仅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增加了水稻的耐旱性、抗倒伏性，还在稻谷加工时减少了碎米比例，深受稻农欢迎。由于水稻、小麦、玉米等十多个优良粮食作物品种的培育成功，抗战时期的贵州粮食产量，总体上提升了15%～30%。

此外，在农具改良、水利兴修、病虫害防治技术等方面，通过科研人员的努力和示范，先进农具得以制造和使用，科学的水利兴修方法得到推广，病虫害防治水平得到提高。这一切，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经济作物方面，蚕桑、园艺、兽医、家畜良种繁殖、畜产品加工和农业经济等的研究、教学、推广都取得了明显成绩。加上美国“大金叶”烤烟种的引进成功，不到3年，贵州就一举成为全国三大烤烟产区之一。

机械制造突飞猛进

抗战时期贵州科学技术的进步，最明显的是机械制造业的形成和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抗战以前，贵州全省只有5家称得上机械制造的工厂，抗战时期一下猛增至300多家。其中，兵工企业的发展变化最大。辛亥革命后，地方军阀为了争夺政权，曾经在贵州办过兵工厂，但技术较为落后。1922年周西成在习水办的兵工厂生产的步枪，被人们称为“通耳枪”，因为装一次子弹打一响，又得再装子弹，所以又叫“单子枪”。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兵工厂相继迁到贵州，第五十三兵工厂也在贵阳建立分厂。这些兵工厂的设备、科技水平都是贵州前所未有的，各厂为建厂与开展生产在贵州招收了大批工人，这些本土工人通过厂里的生产活动，掌握了相应的科学技术，为贵州军工科技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此外，1941年兵工部在贵州大定（今大方县）羊场坝创建了航空发动机厂，该厂的设计规模为年产1050匹马力的航空发动机300台，技术人员曾多次到美国实习，并获得了G105型活塞式发动机和民恩—100型涡轮发动机的制造许可证。

左图为抗战期间迁至平越（今福泉市）的国立交通大学旧址。大批工矿企业、高等院校的内迁，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长期闭塞落后的贵州，推进了贵州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民用机械制造方面，作为大后方的贵州，发挥战时交通运输枢纽作用是十分重要。这一时期，贵州机械制造领域的科技进步突出表现在汽车改装、修理和配件的研究与生产，由于战争的需要，当时贵州汽车修理业迅速发展，技术水平飞速提高，不但能自制汽车零部件，成批生产50多种汽车配件，还举办过汽车配件展览会。当时的马王庙汽车修理厂，利用“木炭增量给汽机”技术，将烧汽油的汽车改装成木炭车的成功，极大缓解了战时燃油供应的困难。

科学技术跨越发展

轻工业方面，化工行业随着内地工厂的迁入数量猛增，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全省化学企业骤增至61家工厂，加上小型私人企业，总共达127户，从业人数多达3000余人。工厂数增加的同时化学科技有了明显的进步。典型的如配合运输需要，研究出运用酸、碱、盐制造技术研制成功用植物油代替汽、柴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战时汽车燃油匮乏的问题。其他轻工领域也在技术上有了显著的发展。用波兰特法生产出名为“金刚牌”的水泥；卷烟生产由手工转为机械；印刷企业由单纯的黑铅字排印发展到能印五彩画像甚至印钞等，都显示出贵州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电信事业、地质科学、医药卫生在抗战时期的发展，也是贵州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方面。抗战以前贵州虽已有邮政电信，但也是摆脱了人挑马驮后的一些初级邮电。抗战期间，由于战事的需要，重庆至贵阳的电话改为德制单路载波电话。以后又改为三路、四路载波电话，无线电台也猛增至10座，短波收讯与发讯机也增加到各44部。这对崇山峻岭，交通极度阻滞的贵州来说，相当于拉近了与外界交往的距离。

地质方面，虽然1935年成立了贵州地质调查所，但地质矿产科研的兴盛，同样是在贵州成为大后方，国内地质机构、高等院校及大批学者迁入贵州以后。这一时期由知名地质学家丁道衡在贵州大学创办的地质系，是地质领域的重要成果。此外，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李四光等在黔东地区对古冰川及冰碛层的考察，贵州学者乐森璕等首倡创建的贵州省矿产探测团，以及该团的研究成果，都是抗战时期贵州科技发展的证明。

贵州的医药卫生在抗战期间有了大踏步的进步，随着战争的进程，作为大后方的贵州医疗卫生任务日益繁重，为了支持前方的抗战，解决大量难民涌入后的医疗卫生问题，1937年以后，贵州陆续建立了许多医疗机构，如贵州国医馆、贵州卫生处、国立贵阳医学院、贵州卫生实验所和相应的药品研究及制造单位。加上国际援华医疗队、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及其他医疗机构的迁入，贵州的医疗卫生水平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仅出版的各类医药卫生刊物，在当时就有10余种，足见当时医疗理论科研和疾病防治活动的活跃。

抗战时期贵州科学技术的发展，原因是多源的。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山地高原内陆省，各民族在这个多彩多姿的民族大家庭里，共同创造了贵州独特的文化。贵州文化能够广纳百川，以宽阔的胸襟为内迁教育单位与工矿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有效吸纳先进的文化与科技；又能在国家面临危难时刻，发挥民族文化中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以身在后方，心系前线的精神服务抗战事业。这正是抗战时期先进科学技术能在贵州落地生根的重要原因。

大批高等院校、工矿企业的内迁，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长期闭塞落后的贵州，迅速推进了贵州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为贵州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仅高等院校这一块，抗战期间迁入贵州的就有国立浙江大学、中国海军学校等10余所。至于矿企业方面，仅1938年至1939年迁移到贵州的工厂即达101家，两年中工厂增加10多倍，资金增加50多倍，加上一批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入黔，极大地促进了贵州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贵州建立了一批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如贵州农业改进所、贵州科学馆等，对贵州科技事业的活跃与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一批本土籍的科学家、教授于抗战期间从海外、国内其他省区返回故乡，他们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转化为科技研究的动力，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有1937年从美国回国的罗登义教授、蜚声中外的黔籍地矿学家乐森璕等。罗登义通过170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分析，发现贵州刺梨每百克果肉中，维生素C含量高达2054-2729mg，比四川产的广柑高50倍，比綦江红桔高100倍，比梨子或苹果高500倍，由此，土生土长于贵州，原先不为人看重的路边野果一举名声大噪，甚至有了“登义果”的别名。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徐海星）

右图为1941年兵工部在贵州大定（今大方县）羊场坝创建的航空发动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