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红梅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家风连着党风”。黄克诚大将在党内、军内享有崇高的威望，连年长他9岁的毛泽东也尊称他为“黄老”，他不仅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而著称，而且在严格治家方面也堪称楷模。

对自己：克己奉公

黄克诚一生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对待自己有时严苛得几乎“不近人情”。

1941年，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由于日伪军的重兵封锁和频繁的“扫荡”“清乡”，三师指战员的吃、穿和生活日用品供给十分困难。为了改善三师指战员们的伙食，黄克诚亲自带头开荒种菜。种菜没肥料不行，他就和当地的农民一样背起粪兜拾粪。在黄克诚的带动下，三师干部、战士一齐动手，开荒种菜，省下的菜钱可以买点荤菜，几个月下来，部队伙食就得到了改善。黄克诚还把亲手种的番茄送给部队驻地附近的群众。群众吃了，都高兴地说：“吃了番茄甜在心，黄师长和我们是一条心。”吃的问题解决了，黄克诚又打起军装的主意。在军帽上去掉围圈，只扎一道线作象征，军上衣去掉翻领，把原来老式军裤的宽腰裤改为窄腰裤，这小小的改动，积少成多，节省了很多布匹。

黄克诚对自己要求甚严，生活上处处节俭。抗战时期，部队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每人每月发2盒火柴、3两油和4两黄烟。可黄克诚吸烟要用火柴，每天晚上还要点灯熬夜工作，发的两盒火柴，一个多星期就用光了。没火柴吸烟，他就到群众家的锅塘里点火。一天，警卫员小张看到黄克诚躬着腰到锅塘里点火，既不方便，又影响工作，就悄悄替他多领了2盒火柴。黄克诚发现后，立即退给小张，并且耐心地教育他：“小张，官兵一样，不到发火柴的时候，不能发给我，决不能有丝毫的特殊，不然以后这个部队怎样带啊？”于是，小张又把2盒火柴退回去了。后来，黄克诚干脆买来火刀、火石，打火点烟。有一次，师部来了一位客人，黄克诚递给他一支烟，警卫员用火柴替客人点了火。客人走后，黄克诚对警卫员说：“今后来人抽烟，一律用火刀、火石，不要用火柴，各方面都要节约。”黄克诚的棉衣穿了四五年，补丁打着补丁，领口、袖口都破了。警卫员想给他领一件新的，他却拒绝了，缝补一下继续穿。黄克诚还把领到的洗脸毛巾从中剪开，一半自己用，一半给别人用。为了节省烧洗澡水的柴草，黄克诚一年四季坚持洗冷水浴。由于黄克诚处处以身作则，厉行节约，1942年被评为全军的“节约标兵”。

1948年5月，黄克诚奉命担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当时，分局机关设有一个单独的小食堂。分局秘书长看到黄克诚等一些领导干部营养不良，就吩咐管理员弄了些大米、鸡蛋，打算给首长补充点营养。吃饭时，黄克诚看到桌上的米饭和鸡蛋后，对秘书长说：“农民现在没饭吃，你却叫我们吃白米饭、炒鸡蛋，这是共产党员干的事吗？”接着，黄克诚指示：“取消小灶，干部一律到大灶就餐，并立即执行。分局个别有肠胃病的领导干部可适当照顾，可吃点细粮。……后方的干部要多吃粗粮，把节省下来的细粮送到前线，让前线的战士们和伤病员吃得好一些，多打胜仗。”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当时实行供给制，根据黄克诚的提议，给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每年的活动经费是4000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每月平均330多万，而黄克诚自己每月仅100多万元。

1952年11月，黄克诚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掌管全军财政的计划权、分配权。在此期间，经他主持研究， 报军委批准， 为全军下拨经费数亿元， 建房4600多万平方米， 全军基本结束了住民房的历史。而他本人1952年进京时住在北京万寿路一栋普通平房里，后来因工作需要搬到北海旁的一个小院里，房小屋旧，冬季漏风，夏季漏雨。房管部门要大修，他却说那要花很多钱，先简单维修一下即可。直到1957年才搬到一个条件好一些的院子里。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当时，黄克诚因庐山会议所受到的错误处分尚未彻底平反。对于自己曾经受过的不公正待遇，他从没有流露过一点不满和怨言。很多人为他鸣不平，然而他却坦然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来，实在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一些好同志含冤死去， 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运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没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了吗？ 比比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 ”好心人提醒他，起码庐山会议后被降低的两级工资应当要求予以恢复。他不以为然地说：“降低两级工资算什么？当年从家乡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几百位同志，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现在我有地方领薪金，有地方看病，有吃有穿，不是挺好吗？”

黄克诚对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却对平反别人的冤假错案不遗余力。长春市的一名医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政治上受歧视，级别、待遇长期受影响，精神上很压抑，无奈之下，他试着向黄克诚和中纪委写信申诉。黄克诚知道后，随即给这个医生所在的医院党委写信，责成他们认真复查处理，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这名医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个普通医生的问题居然得到了黄克诚的关注，感激之余，他给黄克诚回了一封信，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同时寄了一筐苹果答谢黄克诚。黄克诚知道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回信告诉他，帮他解决问题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是应该的，现在问题得到落实，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就行了， 不必送礼。”他还嘱咐工作人员：“苹果要坚决退回去。”工作人员于是将那筐苹果寄放在商店里卖掉， 而后将钱寄给了那位医生。

1986年是黄克诚光辉一生的最后一个年头，重病缠身的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不管医护人员和亲友怎么劝说，他就是坚持不吃任何药物，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他反复强调：“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只好强行为他注射、输氧。然而，他一旦清醒，就将身上的输液针头拔掉。一个战功卓著、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共和国大将，却对自己严苛得似乎“不近人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在想着为国家节约钱财。他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群众，唯独没有自己。

对妻子：约法三章

黄克诚参加革命前，父母给他包办了一桩婚事。婚后没几天，黄克诚便离开家乡去参加革命。不久，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对她说，我是提着脑袋参加革命的，生死未卜，不想让你白等，你还是另嫁他人吧。妻子是个实在人，很快就改嫁了，后来生孩子时难产死了。为此，黄克诚深感愧疚，在晚年病重时还常提起这段往事，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个人一生中总会有许多遗憾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就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前妻，真是对不起她呀！”

前妻改嫁后，黄克诚单身了很多年。1941年，经阜宁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撮合，39岁的黄克诚和来自山东的23岁女大学生唐棣华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摆喜宴，只向几个好朋友打声招呼，就算结婚了。婚房是简陋的临时住房，连个大红喜字也没贴，床上摆着破旧的军用被褥。

新婚夜，黄克诚就和新娘唐棣华 “约法三章”，他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有些问题需要郑重地讲清楚。第一条，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婚姻的利益而妨碍党的利益，不能因为私人的利益而损害党的利益;第二条，我所处的工作岗位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求男女平等而让我迁就你，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比你的重要;第三条，我这里有军队的一些文件，还要经常找人谈话，你不得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唐棣华觉得第一、第三条都好接受，唯有这第二条多少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味道。虽然当时有些不乐意，但她很快便想通了。婚后第二天，唐棣华就到阜宁县修筑海堤的工地上参加劳动了。她曾说过：“战争环境，他不苛求我，我也不苛求他。”对黄克诚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

唐棣华的父亲是当年汉口的大鸦片贩子、大汉奸，全国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和关押。1952年春夏之交，中南局决定对其执行枪决。唐棣华知道这一消息后，只是暗自伤心，却没有要求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丈夫去求情。在临近执行枪决的前两天，黄克诚来到负责此案的高文华家，对他说：“中南局已经决定要将唐某枪毙，我准备叫唐棣华同志去汉口见其父亲最后一面。不管怎样，毕竟是生身之父嘛，临死时去会个面，你看可以吗？”高文华连声说：“应该，应该，这也是人之常情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黄克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态度坚决，而为人的感情却是很细腻的。

1954年，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按规定， 唐棣华与孩子可以享受相应的生活待遇。唐棣华却说：“我们一直是普普通通的人，孩子们将来也一定是要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我只有一个想法， 不管将来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保证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

对子女：不许沾光

黄克诚40多岁才有了孩子，舐犊情深较之常人更甚，但是他对子女要求却十分严格，曾给子女们立过许多家规：“你们要学革命，不要学世故。千万不可不学革命，却把世故学会了。”“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小汽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 黄克诚被关押了8年零9个月，长期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 直到1972年才被允许与家人见面。当5年不见的儿女获准来监狱探望他时， 已过古稀之年的他，见到孩子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诫他们要好好学习马列著作， 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背诵《共产党宣言》的情景。当孩子们关切地问他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时， 他只是淡淡地说“过得很好”。随后，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他当年的革命、工作和学习经历， 并不无遗憾地说起他的一些未及实现的、为国为民办实事的美好设想……他说得激情满怀、神采飞扬， 仿佛他不是在坐牢，而是在讲坛上发表演说、作报告。

小女儿黄梅回忆说：“父亲和母亲用一种信仰的力量规范自己的言行，律己和治家一向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家的衣食住行，除了住房由公家安排，住得比较宽敞外，其他的都很简单。我们兄妹小时候穿的衣服多由外婆亲手缝制。家里还种了几棵刀豆、几棵南瓜。一段时间，吃菜经常是豆荚、南瓜，南瓜、豆荚，把人都吃烦了。公家给父亲配备的小车，孩子们是极少能坐的。我年幼时多病，常常是叫辆三轮车去看病。我还记得雨天里发着烧，坐在挂着油帘子的三轮车里往医院赶的情景。”

1980年春，小儿子黄晴结婚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 无论大小城市，都是用小轿车迎亲。于是，工作人员请求黄克诚破一次戒——允许黄晴用专车接新娘。黄克诚断然拒绝，他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 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黄晴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了回来。同时，既不请客，也不收礼，全家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把喜事办了。在谈到父亲的言传身教时，黄晴说：“父亲谈话不搬用名词， 不故弄玄虚， 他总是从丰富的阅历中提取一些有教益的事实开导人， 使人感到一种历史和经验的厚度。父亲曾说：‘我赞成你们做一件事就要钻进去，搞到底，这样才能搞出点名堂;患得患失，受不得冷遇， 不坐冷板凳， 就什么事也做不好”。

儿子如此，连小孙子也不例外。有一年冬， 黄克诚不满7岁的小孙子黄健因夜里发烧没睡好觉，早上起床迟了，可要强的小家伙顾不上吃早饭就要去上学。那天下着大雪，司机王秀全见状，心中不忍，于是便自作主张准备开车送孩子去上学。黄克诚夫妇发现后，连忙制止，并对王秀全说：“现在你去送他一次，他就会想下一次，应该让他从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不去依赖别人，更不能让后代人破了我们的家规。”小黄健很懂事，既不撒娇、更无怨言，和平常一样， 毫不迟疑地顶风冒雪带病徒步上学去了。

大女儿黄楠回忆说：“父亲不怎么关心我们今后是否会有‘出息，更看重我们能否按自己的兴趣发展，为国家做有益的事。”在黄克诚夫妇的言传身教下，4个子女都很自觉，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名要利，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大女儿黄楠北大毕业后，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人员;大儿子黄熙清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工程师;小儿子黄晴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小女儿黄梅是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曾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对亲戚：“指条明路”

黄克诚经常教育亲戚们：“不要打他的牌子、旗子，不准利用他的关系开后门、走关系，要靠自己奋斗成才”;“为人要正直清白，淡泊名利， 工作以公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作为准则”;“不要去做人民反对的事， 不要去做老百姓痛恨的事”。

黄克诚的家乡在湖南永兴县油麻墟下青村，是一个贫困山村。全家6口人，只有3亩多水田、2亩多旱田，一年辛苦劳作，也只能勉强糊口。黄克诚曾说：“自幼至19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由于家境窘迫，黄克诚读书全靠亲戚的资助。1920年春节过后，他考取了衡阳省立三师，乡亲们送衣、送物、送钱、送米，由哥哥用一个旧木箱挑着，送他去衡阳求学。在衡阳省立三师， 黄克诚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湘南暴动后，黄克诚被敌人列为“暴徒首领”悬赏通缉。于是，他和两个战友来到家乡附近的太平山上打游击。白天， 黄克诚和战友在山上活动，大嫂把饭送到指定的地方。她时而用篮子装饭，装成上山扯猪草;时而用提桶装饭，假装去浇菜。后来，敌人多次围村抓人，黄克诚都是在大嫂的机智掩护下脱离险境，逃出包围圈。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黄克诚身居高位，但是大哥、大嫂一直坚持在家务农。村里人纷纷劝大哥找黄克诚谋个差事，大哥却说：“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田。”1959 年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解职，大哥却向他道喜道：“这些年你做了大官，叫人担心死了，现在不做官了，太好了。”又说：“做官，太险，官愈大愈险。不如青菜萝卜保平安。”

大哥大嫂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黄开衡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大嫂对儿子说：“你去找二叔吧。听说他在长沙城里做了大官。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好工作，找条出路。”经过一番曲折，黄开衡终于见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二叔黄克诚。叔侄俩一番寒暄后，黄开衡直截了当地说：“二叔，我要工作。”“你的文化程度怎么样？”黄克诚问。“只读过一年书。”黄克诚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侄儿说：“不错，大哥大嫂对我有恩，我真的好想念他们。可是，你文化这么低，干什么工作合适呢？依我看，你还是去煤矿挖煤吧。怎么样？”黄开衡连连摇头：“我不去挖煤。我要去读书。”黄克诚说：“读书？好！就去考湖南革命大学吧。”

第二天，黄开衡去参加考试，要求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黄开衡从来没学过，根本无从下笔，结果没考取。黄克诚当时正兼任湖南革命大学的校长，却并没有为他开绿灯。黄克诚对侄儿说：“我看，你还是去衡阳铁路当个工人吧，当个信号工。怎么样？”但黄开衡还是坚持要去读书。见侄儿决心这么大，黄克诚就把他送到长郡中学，在那里读完初中和高中。临行前，黄克诚对侄儿说： “我只能给你指一条明路，至于怎么走， 就靠你自己了。”黄开衡读书十分用功，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政法学院，1959年顺利毕业。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受到不公正对待，黄开衡也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批斗和关押。1978年， 黄克诚被平反、复职， 黄开衡也平反了，他向二叔提出想从岳阳麻袋厂调到长沙工作。黄克诚没有答应，他还说了3条理由：“一、我是中纪委书记， 我不能办自己的私事;二、调湖南，我没有熟人;三、我没有时间管这个事。”

黄克诚弟弟的女儿黄榕生于1963年，由于受到父母和伯父的严格教育， 她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好品格。高中毕业后， 黄榕没有让二叔给自己安排工作， 而是默默地回乡务农，后被批准到粮食系统当工人。她主动申请到偏僻清苦、交通闭塞的山区农村粮点工作，一干就是7年。1995年，党组织为解决她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将她调入县城粮运车队，安排到粮贸宾馆当了服务员。1998年，黄榕因工作出色，被评为湖南省粮食系统劳动模范、省粮食系统五好标兵。

黄克诚最小的侄儿黄宜说：“二叔教育我们，要认真读书， 从小学真本领、硬本事，从小独立，长大了不要依靠别人。”

1979年国庆前夕，堂弟黄时申去北京看望黄克诚。临走时，乡领导委托黄时申给黄克诚带去30斤茶油，算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黄克诚看堂弟捎带了礼物，语重心长地说：“请客送礼不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人先正己嘛！”并叫堂弟将礼物带回。黄时申感到很为难，离开时借故把茶油留下了。黄克诚得知后，立即让工作人员按市值折钱汇给乡领导，并亲笔写信告诫家乡的党员、干部，不要再搞请客送礼的事。

对别人：以德报怨

对待别人，黄克诚向来宅心仁厚、胸怀博大，有以德报怨的美德。

黄克诚复出后，一些当年在批判和审查他时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 纷纷向他赔礼道歉。他大度地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也有压力，不向我开炮，你们也难以过关。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去提它了。要注意保重身体， 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多做些工作。”他还将曾担任黄克诚专案组负责人的某军代表推荐到中央某机关工作，他认为，当时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都是好中选优选拔出来的。工作中犯错误，大多是执行上面的指示，情有可原，不应该影响现在对他们的信任和使用。他还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方面打招呼，做疏通工作。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受到错误批判。在1959年8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黄克诚的老部下、空军政委吴法宪落井下石，揭发黄克诚“本位主义”，进而演变成为黄克诚贪污了一万两黄金，致使他当年有口难辩，蒙受了20年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中，吴法宪因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1971年9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吴法宪患了重病，请求监外就医。司法部门领导不敢擅作主张，特意前来征求黄克诚的意见。黄克诚不计前嫌，非常痛快地回答说：“我个人同意让他监外就医。”并对来人嘱咐说：“还有一件事， 请你们也办一下。是否把他的爱人从浙江接来， 随身进行照料？”吴法宪闻知此事后，感动得痛哭流涕。

1985年，有关同志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关于林彪的条目送请黄克诚审读。他认真地听秘书念了两篇后，郑重地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是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他教导撰写人员：“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他还提出了明确的修改意见：“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要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能如此客观地评价林彪，确实需要超人的政治勇气和博大的胸襟。

这就是黄克诚，一个克己奉公、求真务实的人，一个人胸怀博大、以德报怨的人，一个“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人。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