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焕明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2000年前后，我国农村进入了经济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加速期，农村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深刻变革。农业税的取消，理顺了农村分配关系，规范了政府行为，缓解了农村矛盾，但以农业税为主要税源的乡镇及村集体收入减少，事权失去了财力保证，乡村治理陷入困境。本文结合对山东省部分农村的调查，着重从农民隐性负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农村基层政权功能诸方面，对现阶段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几个难题进行揭示，敬请方家指正。

一、农民隐性负担沉重

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农村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作为一项善治之举，废除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政策性税费负担或显性负担，但没有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产生的源头。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减轻的显性负担有反弹势头，农民的“隐性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其中，各类价格“剪刀差”、政府行为及生活成本负担，被称为压在农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

（一）价格“剪刀差”

各类价格“剪刀差”主要包括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人力资本价格剪刀差和征地价格剪刀差。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长期存在，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推行后，农村商品流通市场逐步发展，“剪刀差”有所缩小，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消除，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并未真正到位，“剪刀差”始终存在。从1979年到2006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量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在1000亿元以上[1](P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