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学锋

目前央企、地方国企的混改设计中，普遍做法是母公司不动，子公司层面混改。这意味着，母公司高管不能成为员工持股的主体。而客观上大权在握、在相当程度上扮演出资人角色的他们，需秉承公心支持下属企业的混改、员工持股，做非常重要的改革推手。这对其责任心又是一大考验

“我们台上的四个人，已经有三个人降完薪了。” 3月30日，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出席发布会的四人中，除首席风险官外，他和两个副行长都已经降薪——今年1月《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实施，央企高管薪酬开始普遍下降。地方国企层面，广东省政府3月印发了《关于深化省属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成为首个发布省属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省份，省属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下降幅度超过20%。

毫无疑问，全新的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之际，由组织部门任命的国企高管，面临史无前例的降薪潮。而国企高管的事业心、利益心、责任心正遭受空前考验。

官、商平衡点

行政化任免的国企高管长期以来普遍亦官亦商，仅有少数高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有一些被外界认为有行政级别的央企高管自称无级别。

有关部门曾出台废除国企行政级别的文件，但并未真正落地;在国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而长期以来的体制惯性，导致国企高管行为呈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习惯于亦官亦商、行政化任免，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希望保留“官”身份的同时更多享受为商的好处，包括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俗称“两头都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