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飞飞 殷昭鲁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基督教会大学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不断地顺应中国社会形势，实现“本土化、世俗化、知识化”，发扬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服务中国社会。金陵大学是当时基督教会大学中成绩最为显著的大学之一，有五位外籍教师获得国民政府的授勋，其中三位是奖励他们在抗战期间抑制强暴、伸张正义、救济难民，另两位是奖励他们在中国创办教育事业和宣扬中国文化中做出了卓著贡献。让我们来了解与记住这些伟大的“异乡客”名字和博爱济世、奉献教育的事迹。

贝德士、史迈士、林查理：“异乡客”的博爱济世

1948年11月12日，金陵大学隆重举行60周年校庆，在校庆纪念册上有这样一段话：“当二十六年本大学西迁后，贝德士、史迈士、林查理三教授等特发起组织国际救济委员会，联合留京中西籍教职员及友邦热心人士，从事救济难民工作，将本大学校舍、宿舍、住宅、农场悉供难民栖止，并设立粥厂及补习学校，以资教养。当时首都难民获免敌军侮辱屠戮，得以全活者至众。国民政府嘉其茂绩，特予明令各授襟绶景星勋章，以示褒奖。本大学校舍，亦赖贝德士教授等努力维护，得免破坏”［1］。获得授勋的三位外籍教授的功勋或已超出了一校的范围，影响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这三位金陵大学外籍教师分别是：贝德士、史迈士、林查理。

贝德士等三人在南京沦陷期间与其他几位志愿留在南京的外籍教授、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业人员一起，共同设立了国际安全区，在日军的刺刀环伺之下成功地保护了20 多万中国民众。鉴于他们的突出贡献，1938年夏，国民政府就为他们授勋，但因为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考虑到这些外籍教师的人身安全，授勋事件并没有对外公开。1939年1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函告贝德士：“1938年6月30日中国国民政府秘密训令，授予您襟绶景星勋章。此项勋章现已送至使馆，希尽早来使馆出席授勋招待会。您当可同意，此事不宜为外界广泛知晓”［2］。景星勋章属文职勋章，授予对国家政务有勋劳的公务员，或对国家社会有重要贡献的非公务人员及外国人士。这是中国政府对贝德士等三位金大外籍教师致以很高荣誉和谢意。近距离了解这三位外国友人，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些“异乡客”的中国认同情感与人道主义精神。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20年来到南京，在金陵大学任教30年（1920—1950）。他起初在政治历史系任教并兼系主任，以后改任历史系主任并开设了许多主干课程，对历史系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贝德士还与李小缘等中国学者一起协同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并添购大量文史典籍、报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学校当局命他以副校长名义全面负责留守校产，并勉为其难地办了一所农业专科学校。在南京沦陷前后，贝德士先是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之后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成员与主席。从1937年冬到1941年，他为保护中国难民和揭露日军暴行作了大量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贝德士于1942—1944年负责战俘国际交换工作。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奉命回南京负责接收校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校产被汪伪中央大学占据），并参与筹备复校工作。1946年9月金大在南京旧址如期开学，这其中包含着贝德士的一份辛劳。连续多年的过度劳累，严重损害了他个人健康，他长期处于病痛折磨之中，但贝德士一如既往从事教学工作和各项社会活动。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左起：福斯特、米尔斯、拉贝、史迈士、史波林、波德希伏洛夫。

1946年7月29日，贝德士至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以无可辩驳的确凿事实，证实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美籍助理检察官萨顿对贝德士询问在1937年12月13日之后中国军队或中国人民是否有抵抗日本军队，贝德士回答：“在南京城里没有任何形式的抵抗。”［3］接着，萨顿询问日军在进城后是如何对待平民的，贝德士陈述道：“日本人进城后的几天时间里，我家附近的胡同和街道上到处是平民的尸体。这种屠杀的规模极大，没有谁能够加以完整的描述。……史迈士教授和我进行了调查，观察并检查了埋葬地，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有12 000 个平民被杀，其中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城里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屠杀，而这些数据是我们无从核对的。”［4］贝德士冷静而又机智地逐个回答战犯辩护律师提出的各种刁难问题，坐实了1937年底南京地区日军最高指挥官的罪责。

史迈士（Lewis S.C.Smythe），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金大社会学系教授，曾任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在当时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金大社会学系在史迈士、柯象峰、徐益棠等中外资深学者主持下，紧跟学术发展潮流，取得了很大成绩。金大社会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既注重研究理论的运用与创新，又强调社会调查与实践，把“调查工作”作为“各种事业之母”，并希望通过对社会的深入研究以改良社会。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中国家庭制度大讨论，金大社会学系也积极参与，且更注重实际的调查研究。当时由史迈士教授组织师生共同参与“中国家庭制度调查”，并相应开设“中国家庭研究”课程。史迈士研究中国家庭问题多年，最后完成了《中国家庭制度调查报告》。史迈士对工业合作也颇有研究，编撰了《世界工业合作运动史》，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有助于倡导工业合作、普及工业合作知识经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迈士和贝德士一起为保护校产留在南京，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和出纳，与其他留京的外籍教授一起为保护中国难民和揭露日军暴行作了大量的工作。由于工作职责范围，他对安全区救济难民以及安全区的经济状况非常了解，在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负责人贝克的函电中，他说：1937年“12月份战争一爆发，25万市民涌入南京安全区。其中7 万人被安置在25 个收容所。今年2月份起，收容所人数逐渐减少，5月31日前所有收容所将关闭”，以后“救济工作将有意识地从强调难民大集中转向为因迁移或被转移而散居各地的个别难民和难民家庭提供服务上来”［5］。正如史迈士所言，收容所关闭后，要为难民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善后工作，而这些救济、就业和善后计划必须在搞清楚南京所遭受的战争损失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因史迈士之前有从事过社会调查的经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遂委托史迈士主持此事。他以社会学家高度的专业素养，从1938年3月8日开始，至6月15日截止，前后花费3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综合各项调查结果，编成《南京城区战争损失（1937年12月—1938年3月）》，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对日军暴行的有力控诉。在东京审判中，史迈士以书面证词确认了日军在南京的罪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6周间，史迈士和拉贝几乎每天都要就日军虐待中国平民和解除武装的士兵，向日本大使馆发出两封抗议信，几乎每天都要会晤日本大使馆官员。

此外，史迈士与贝德士还合作完成了《南京地区战争灾祸》《南京农作物调查及经济情形实录》和《南京人民之职业、收入与支出》等调查报告，这些对南京战争损失、农作物和经济情形以及南京人民的职业、收入、生活状况等的调查，有助于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从总体上把握救济计划，也为我们提供了抗战时期有关南京情况的可靠翔实的材料。

林查理（Charles Riggs），1916年作为美国宗教部的公理会传教士来华工作，1932年到金陵大学执教，至1952年在金大服务了20年，是金大农艺学系农具组教授，开设过“初等农业机械学”、“机械学”、“机械制造”、“水力学”、“高等机械学”、“机械设计”和“纺织原理”等课程。他还从事改进美国的农业设备以适应中国的农村和经济条件，在南京制出更为优良适用的机械设备。林查理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重要成员之一，担任住房委员会副主任。他和贝德士、史迈士一样，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英雄或救星，面对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亲眼看见成千上万无辜民众被屠杀，他们经常感受到的是力不从心的痛苦。当日军从法学院和最高法院抓走全部难民加以杀害时，林查理抗议无效，且遭殴辱，悲愤得痛哭流涕［6］。正如贝德士当年所说的那样：“基督徒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只会为自己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愧疚。”当日军借“登记”之名，从金陵大学骗走二三百难民并加以残杀之后，林查理沉痛地自责为“从犯”，觉得应该向死者家属承担责任。在战后的南京审判期间，林查理向法庭提供了三件案例以证明谷寿夫的罪行，并作为谷寿夫的罪证写进了法庭宣判记录之中。

福开森与包文：“异乡客”的教育奉献

除了上述三位金大教授获得国民政府的授勋以奖励他们对中国的卓越贡献之外，还有两名金大的校长级人物亦因贡献突出，获得了国民政府的勋章。他们是金陵大学早期有筚路蓝缕开拓之功的领导者，为金陵大学的创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86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1887年来华，是金陵大学前身汇文书院的首任院长。先后创办了《新闻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金陵大学成立后一直担任大学校董，先后获得过国民政府的嘉禾章、文虎章、彩玉章、红十字会勋章等［7］。

福开森对中国文化、教育最大的贡献是将个人收藏的939 件文物，悉数捐赠给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福开森对中国艺术、考古素来热爱，在一次给金陵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中国自秦统一文字，数千年来文化事业代有进步，就研究书画之书籍一端而言，合英美德法所有者，已不及中国一国之多”［8］。1934年，福开森将收藏的铜器、书卷、画册、碑帖、玉器、拓本等共计939 件，捐赠给金陵大学。其藏品皆为稀世珍品，铜器中如周克鼎，书画中如宋贤手札、王齐瀚之挑耳图，碑帖中如宋拓王右军大观帖、欧阳率更草书，均为当代至宝。

当时金陵大学没有建好专门的陈列室，这批古物寄存在北平的文华殿。为求妥善保管，福开森邀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美驻华大使与内政部古物陈列所主任委员钱桐签订三方合同，并向内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备案，各附合同目录，以资证明。陈裕光有感于福开森的慷慨捐赠，呈请教育部介绍福开森赠与中国文物事迹，认为“福氏所赠论资则甚巨，论功则甚伟，论心则尤可嘉。既属殊勋，应膺懋奖”［9］，遂有教育部、内政部、外交部三部会同提请国民政府行政院优予嘉奖，福开森遂荣膺国民政府一等彩玉章之颁赐［10］。因居功至伟，1935年3月国民政府填发福开森捐资兴学一等奖状一件，以昭激励。

私立金陵大学校校董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guson）捐赠该校各种古物暨拓本照片等凡玖佰叁拾玖件，价值约在百万元以上，按照捐资兴学条例之规定，特授予一等奖状。

此证。

教育部部长王世杰

1941年美日开战后，福开森被日军俘虏，被关在集中营两年多。值美日交换俘虏，福开森因年老体弱被释放。回国后卧病不起，1945年8月在美逝世，身无长物，惟其精神永寄于此批赠与金陵大学的古物之中！

鉴于福开森为中国文化、教育做出的重大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于1945年11月29日再次呈请教育部转呈国民政府，“请依照国民政府公布《褒扬条例》第一条之规定，为福开森赐予匾额，明令褒扬”。1946年5月16日，教育部电告陈裕光：国民政府对福开森“明令褒扬”［11］。

金陵大学第一任校长包文（A.G.Bowen），1897年来华，1908年任汇文书院院长，在金大早期的发展中占有突出位置，是金大大学格局的奠基人。包文胸襟开阔，勇于任事，在他的推动下，1910年南京的三大教会书院——汇文、基督、益智合并成立金陵大学堂。包文因笃实、坚毅被托事部和校董会选举为校长，直到1927年中国北伐军兴，华人校长陈裕光掌校，包文乃辞职回国养病。1937年3月，包文返校任英美文学史教授，卢沟桥事变起返国。1944年7月在美逝世，享年71 岁。

包文终身以服务教育为职志，为金陵大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首先，远见卓识奠基础。金陵大学初创时，设备、图书、课室都极为简陋，教师也不多。包文遂派人携其发展方案回美国，向托事部募捐、增聘教授，成立文理科，设立医科，制定校宪。1911年得到美国纽约大学承认，毕业生文凭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大学毕业生可直接升入美国大学，金大事业蒸蒸日上。其次，定位准确促发展。包文深知基督教会大学必须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应由中国人掌握校务，遂请示托事部聘请中国学者担任教职，也鼓励学生自治。1915年金陵大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1925年文理和农林两科科长皆为中国人，校董中华人占一半，其他教职员中华人也超过一半。这也是金陵大学在经过“南京事件”的动荡后，能迅速恢复教学秩序的原因。再次，民主治校传风气。包文是一位心胸开阔、从善如流的校长，对于学校的财政支出、学校事业发展，都是通过召开会议民主决定，参加者畅所欲言。这种民主治校的校风也传承给了学校的继任者。

1948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金陵大学纪念福开森、包文礼拜会上曾这样评价二者：“福氏首创金陵大学，包氏合并金陵大学，两氏之功，永垂千古”［12］。

鉴于包文为中国高等教育做出的杰出贡献，国民政府于1945年4月14日题“教泽长留”四字匾额给包文，并发褒辞：

兴学育才，古今所重，敦风式俗，中外同钦。金陵大学前校长包文博士，籍隶美邦，名高中土，历程万里，来输海国之文明，树人百年，更助东南之教育。行踪虽返，遗泽长存，追缅芳型，难忘嬍媺纶绩，爰颁纶綍，用示褒崇。

以上介绍的五位受到国民政府嘉奖的外籍教授，只是当时金陵大学众多外籍教授中的杰出代表，其他外籍教师在各自本职岗位上也都为金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人道主义的救助精神亦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的心里。

贝德士和那些1950年前后从中国回到美国的传教士教育家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他们相互间却常常自称“我们中国人”（We Chinese），有时还不无乡土气息地自称“我们南京人”（We Nankinese），他们似乎有一种永远难以解脱的中国情结。这些“异乡客”对金大、对中国的贡献和深厚感情，将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

［1］《金陵大学60 周年校庆纪念册》，1948:3。

［2］Bates’Papers，RG10, B4, F67.见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7。

［3］《贝茨的证词与回答质证》，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 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79。

［4］《贝茨的证词与回答质证》，张宪文主编，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 册《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80。

［5］文俊雄：《史迈士呈送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工作报告致贝克函一组（1937年12月～1938年5月》，《民国档案》1998年第2期。

［6］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264。

［7］《首任院长福开森》，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

［8］《福开森向学生作讲演》，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8。

［9］［10］《金陵大学接受与保管前校长福开森捐赠所藏古物的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649-144。

［11］《金陵大学呈请国民政府准予褒扬前校长福开森、包文的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649-143。

［12］《司徒雷登在本校纪念福、包二氏礼拜会上的讲话》，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