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有人可能觉得，抗战时期延安工厂不多，工人有限，党对职工（工人）工作不是特别重视。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延安时期党中央对工人工作极为重视，制定方针，健全组织，办工人学校，出工人刊物，组织工人参与各种抗日的社会政治活动。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职工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纷纷投入打日本、争民主的斗争中，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心职工运动，提出工人工作的方向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很重视工人运动，关心工人的解放和根本利益。1921年8月党中央设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第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此后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工人大会，推进工运发展。1925年5月，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领导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来在苏区，尽管环境残酷，但工会工作依然继续发展。长征一结束，党就开始抓工人工作，提出工人运动的指导方针。

1936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专门研究工会工作。会议在听取刘少奇的报告后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加强工会工作，要打破关门主义，普遍吸收工人、雇农加入工会。工会的各级组织，应实行广泛的民主，要注意培养工会干部。这是陕北时期党第一次提出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

1937年 5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五一节的决定》，要求向广大群众解释“五一”的意义，宣传党的新政策、新策略;拥护在五一节开幕的全苏区党代表会议;各城市举行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红军举行阅兵式。这些活动起到了为工人阶级造势的作用。

1938年4月20日，毛泽东接见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讲话，题目是“结团体，打日本”。他说，中国有一个大团体，叫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也有一个大团体，就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只有团结，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强调，要发挥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各种斗争情形下，团结知识分子和一切可能革命的人民，组织起广大的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讲话，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总方向。

1939年2月7日，延安职工纪念“二七”大罢工16周年，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一、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斗争历史;二、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历史任务，在目前就是抗日救国;三、中国无产阶级有光明的前途——社会主义。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党中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过去现在都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地位。决定对组织工人的方式、加强党的领导、准备纪念“五一”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5月1日，延安各界3万多人在南门外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作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演讲，他说：为了争取最后胜利，就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把一切不好的东西统统去掉，例如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等，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

1940年3月24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人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并讲话，号召边区工人为争取宪政而奋斗。

1942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节的指示。要求纪念活动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斗争结合起来，与我国人民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斗争结合起来。同时要用整风精神改造工会工作，肃清职工运动中的“三风”不正的毛病。要做到：1.必须进行客观环境的调查研究;2.必须注意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特别是熟练工人参加工会工作，发扬工会民主作风;3.必须克服空洞的工作作风，及夸夸其谈的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动员工人参加武装组织和各种建设，克服目前困难。

1943年5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决议》。要求各地：要以战争、生产、教育三大任务为中心，检查和布置今后的工作。决议指出，抗战6年来各根据地职工运动是有成绩的，但存在不能充分认识公营工厂的性质、干部的形式主义及官僚主义等缺点。今后职工运动的方针是：职工运动的中心应放在公营工厂，工会要组织工人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决议还规定了职工运动的10项任务。

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他首先回顾了延安的工业发展，他说，5年前的边区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700个工人，现在有12000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接着，他又一次强调了工业的重要性：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政治家。

健全各级工会，统一工人的组织领导

延安时期陆续创办的政府机关和部队经营的工业主要有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火柴、造纸、印刷、制革、煤矿、石油、炼铁、化学、机械制造、兵工等。这些工业部门，逐渐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工人队伍，需要党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

1935年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陕北吴起镇召开。会议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这表现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高度重视。之后，刘少奇召集陕甘晋省工会筹备会的负责人开会，决定成立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刘少奇任执行局委员长，高长久任组织部长，蔡乾任文化教育部长，朱协辉任国家企业部长，管瑞才任社会福利部长，刘群仙任女工部长。11月初，全总西北局在瓦窑堡召开第二次工会工作联席会议，讨论和修改工会章程，起草《工会选举法》，决定将“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改为“陕北省总工会筹委会”，并与全总西北执行局合署办公。从此，陕甘宁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

1936年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陕北工会工作报告。他指出：陕甘苏区最近开始发展工会组织，会员近万人，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工会工作。2月20日，全总西北局在瓦窑堡召开第一次陕北省工会代表大会，党中央和陕北省委的负责人李维汉、林伯渠、郭洪涛、马明方等出席。1937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筹委会成立，毛齐华任筹委会主任。至12月，边区已建立县工会20个、区工会116个、乡工会546个。

1938年4月17日，延安召开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毛齐华作《边区抗战以来职工运动的总结和今后的方针》的报告，刘少奇作了《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第三天，毛泽东到会讲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大会通过了《边区总工会章程和战时工作纲领》，选举了执委会，并发表了大会宣言，正式宣布边区总工会成立。4月24日，边区总工会执委会推选毛齐华为主任。这标志着边区工人组织的统一，开辟了边区工运的新阶段。10月，陕甘宁边区已有4万多工人加入了工会。

1939年3月10日至15日，边区总工会在安塞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确定工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动手工业工人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工厂和作坊，大量吸收外来的失业工人参加生产。4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康生、刘少奇、陈云、张浩、孔原、朱宝庭、刘大超、乐少华、高长久、李卓然为委员，以康生为主任，张浩为副主任。

1940年4月22日，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三次执委会，确定工会目前的任务是：发扬民主，深入下层，巩固和扩大组织，加强战时动员工作，保卫边区。这时，区工会128个，乡工会678个，工厂工会16个。

1941年4月11日至21日，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适应边区厂矿企业的发展，决定在总工会内增设产业部，加强对厂矿工人群众的领导。此时，有县工会30个、工厂工会60个，工会会员总数达54969人。1942年会员发展到56954人。

194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具体办法：1.在《解放日报》提出此问题，各地工会响应、支持;2.由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作出决议，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在延安成立筹备会;3.各解放区工会立即搜集有关材料，届时提交大会。2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为独立与民主而战，准备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为促进全国性职工组织的建立，各解放区的职工会应首先联合起来，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并促进中国职工的大团结，一致行动起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自由，促进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更有效地更迅速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5月22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在延安成立。推举邓发为主任，崔田夫为副主任，李硕伯为秘书长。7月12日，党中央任命邓发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创建工人学校，武装工人的头脑

延安工人学校，是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领导的、培训工人运动干部的学校。为当时边区乃至建国后的全国工人运动和工业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它的成立，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片国土沦陷，迫使上百万工人失业，大批工人流入陕西寻求生路。1937年10月，西北青年救国会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创办“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安吴青训班），主要吸收有志于革命的流亡青年为学员。青训班将工人出身的学员编成了一个职工连。连长董昕，指导员陈希文。每期招收学员30人至100人，学习两周至20天。结业后，大部分学员被派往延安工厂工作。

1938年2月后，各沦陷区来西安的流亡工人日渐增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兵工、铁路、机械、电器等行业的技术工人，他们都是宝贵人才。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安吴青训班职工连的基础上组建职工大队，下设4个中队。中共中央委员张浩任大队长，董昕任副大队长，石磊（曹瑛）任教务主任。3月，第一期开学，5月底毕业，有学员453人。6月1日第二期开学，学员589人，其中女工10余人。8月，职工大队迁往延安，并入抗日军政大学，列为第二大队（亦称职工大队），驻旧延安府衙门。学员逐渐增加到1300多人，分编为6个区队。大队长卢华生，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同年冬，二大队迁往延安柳树甸。

1939年3月，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更名为延安工人学校。为此，毛泽东专门指出，职工学校要有政治纪律，防止工人中的帮会观念。5月15日，延安工人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学员是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工人和部分华侨工人，共700多人。张浩任校长，宋侃夫任政治部主任，校址在延安城东10里的桥儿沟。工人学校的教育方针是：用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提高学员的思想;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使之认识目前运动的规律;加强党建和职工运动与农民同盟军的教育，以掌握工运方针;无产阶级组织性的养成，艰苦奋斗作风的锻炼，正确的民主习惯的培养等。

工人学校的课程设置有：《基本政治常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政党、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三民主义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问题、民运工作等）、《抗日军事问题》（包括战时军事基本知识、军事训练、游击战、军队政治工作等）、《工运理论》（包括中国工人运动史和国外职工运动现状等）。文盲、半文盲学员，以学习文化课为主。为促进学习，还增设《学习方法》《集体生活》 《工作方法》《阶级团结》《时事》《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党派问题》等课程。学校经常聘请一些中央领导人来讲课，刘少奇、张浩等均多次给学员授课。

在教学中，工人学校非常重视四结合，即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抗日战争形势、任务相结合，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工人运动的路线、政策相结合，与学员的思想实际相结合。把“工人阶级不是金字招牌，而是实际行动的模范”作为校训;提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向上看齐，在生活上向下看齐”的行动口号;培养学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教育学员自觉从严，政治上努力进取，生活上力求简朴，为群众做模范;发动学员自己动手，各展所长，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经济困难。在学校的统一领导下，学员们开荒种地，生产粮食;学校还组织有专门技术的学员办起铁、木、化工、缝纫、豆腐、印刷等小工厂，既解决了自身的生产、生活必需品问题，又培养了学员的艰苦创业精神。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工人学校的部分学员，与延安的陕北公学、鲁艺、青训班的部分学员合并一处，组建华北联合大学，转入华北办学。年底，另一部分工人被派往太行根据地，支援那里的工业生产，延安工人学校遂结束。

创办《中国工人》，宣传和指导工人斗争实践

中国共产党创办工人刊物推进工人运动，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1924年10月，党就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工人》杂志，指导工人运动。

1940年2月7日，新的《中国工人》在延安创刊。它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编辑，32开本，印刷精美。1941年3月终刊，共出版13期。除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发行外，还有少量刊物在国统区传播，受到读者欢迎。

毛泽东很重视《中国工人》的出版，不仅参与办刊方针的讨论和制定，而且亲自为它题写刊名，并撰写了《发刊词》。发刊词指出：《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 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中国工人》的具体任务是：以通俗的语言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它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虚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希望这个刊物好好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一定要把它办好，这是办报人的责任，也是看报人的责任。

《中国工人》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既有关于工运的理论文章，也有生活、科技知识和文艺作品。以第一期为例，除毛泽东的《发刊词》外，还有林伯渠的《发挥边区工人的力量》、吴玉章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及其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张浩的《“二七”的意义及经验教训》。此外还有各国工运通讯、国内工运简报、边区工运简报等内容。在这13期刊物中，每期都有文艺作品，封面印有精美的木刻画。还经常刊登工人习作，有散文、诗歌、小说等。诗人刘御等，画家马达、钟灵、张谔等都给该刊供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茅盾（当时在鲁艺讲学），专为《中国工人》写了《喜悦与希望——读了〈中国工人〉的文学作品以后》一文，对工人的习作加以热情的鼓励。同时，也提出如何写作的指导意见。

开展职工活动，激发工人先锋模范作用

1936年前后，陕北各级工会在组织工人努力生产、赶制军服、修造枪械、制造生活用品等，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还积极参加了“扩大红军”运动，仅1936年初的头3个月内，各级工会就派出600多名工人参加这一工作，完成“扩红”4000人的任务，受到党中央的表彰。为了配合红军渡河东征，黄河水手工会紧急组织会员挑选水手，修造船只。在很短的时间内，造出大木船20多只及一些羊皮筏子，顺利地将两万多红军运抵黄河东岸。4月底至5月初，400多名水手，用了7个昼夜，又将回师陕北的红军顺利接回，为红军东征做出巨大贡献。

1938年5月1日，延安各界近万人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响应中国工人抗敌总会发起的“一分钱运动”，要求每户节约一分钱，支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为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宣传革命主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5月23日，由边区总工会参加筹备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成立，利用传统戏剧形式，开展抗日宣传。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边区总工会和成立不久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都发出号召，动员工人全力投入生产运动，开展生产竞赛，多做贡献。不久，边区农具厂劳动模范赵占魁脱颖而出。他是山西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分配到边区农具厂当翻砂工（后升为股长、厂长）。他每天早出晚归，工作10小时以上;钻研技术，节约材料，生产优质产品;爱护教育工人，团结大家提高产量和质量。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号召边区工人学习赵占魁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向赵占魁学习的通知》。一场轰轰烈烈的“赵占魁运动”在边区开展起来，工业生产出现了新面貌。毛泽东高兴地对张浩说：树赵占魁为标兵，号召向他学习，有很重要的意义。边区政府授予赵占魁“模范工人”“工人旗帜”等称号。他还当选为边区参议员。

边区的合作运动，实际上是在工会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原来边区只有极少数不稳定的“搭伙生产”组织。1939年3月，边区总工会作出《关于工人合作社工作的决定》，推动合作社迅速发展，方便了群众的生产、交换和分配。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保障人民权益，延安开展了宪政促进运动。“延安工人宪政促进会”首先成立，并成为延安宪政促进会的团体会员。工会组织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宣传宪政的重要意义。

1944年12月22日至次年1月14日，延安召开全边区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共有476人出席。毛泽东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朱德讲话，对代表们加以表扬和勉励。这次会议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竞赛运动。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