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政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源远流长。《管子·桓公问》记载黄帝立明台、大禹立谏鼓、周武王设灵台等，用以采察民意、求贤纳谏，被认为是古代监察制度的滥觞。西周时已经出现了具有一定监察职能的官职，秦汉时独立设置监察机构（御史府、御史台），至唐宋成熟，明清完备。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监察制度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位置，它的发展与成熟有诸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吏治的高度重视，所谓“治国必先治官，治国之本在于治官”。法家人物尤其重视吏治，韩非子甚至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这是因为：吏治不正、腐败盛行，首先破坏的是人民对政权的信任与尊敬，进而影响到政权的形象、权威与执行力，更严重的是毁损了社会风气。特别是对于“人治”文化传统浓厚、道德评价为先的古代中国来说，本应作为道德楷模、行为表率的官员如果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将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愤激与无序，使政权与人民离心，使怀疑与不信任情绪蔓延，进而造成社会运行的混乱、道德的滑坡、诚信的缺失和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削弱。

古代监察制度诚然为澄清吏治、抑制专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未能挽救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在王朝末年，政治腐朽、吏治腐败的一大标志是监察机构不但陷于瘫痪，而且同流合污，加速了王朝的覆灭。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王朝承平之时，监察机构往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权臣，如桓温、蔡京、秦桧、严嵩等，在他们最炙手可热之时，也曾受到弹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