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成：王干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我现在跟随程光炜教授做“九十年代文学研究”，我们的研究特别重视用一种“史”的眼光，对文学现象、事件和作品做“历史化”的清理。因此，今天我们的访谈虽然是围绕“新写实”展开，但我的关注点可能和其他研究者不太一样，我不会着重从文学思潮、文学进化等惯有角度去设问，而是首先把“新写实”作为一个“事件”，格外重视史实和材料，更关注它的展开过程和细枝末节。我在做材料准备时注意到，历来对于“新写实”的种种讨论，基本上集中在学科内部，探讨文学精神的转移、现实主义的变形等问题。但是我发现，“新写实”不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交汇点，包含了一些九十年代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同时它也与当时的政治事件、社会变革、精神危机、市场意识、大众传媒等等都有着相当密切的互动关系。我希望通过这种“还原”式的研究，打捞一些曾经被忽略、被遮蔽的生动细节。您作为“新写实”的当事人，一定掌握了很多有意思也有意味的故事，必定能够丰富我们对这一现象或事件的理解。

我们还是从一九八八年十月份《钟山》与《文学评论》联合举办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的讨论会谈起吧，因为那次会议被看作“新写实小说”发起的源头。您在会上提出“后现实主义”的概念，也是在那之后，《钟山》开始筹划“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我的问题是，当时参加会议的都有哪些人？那次会前有没有与“新写实”或“后现实主义”相关的酝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