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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地属江西，文人众多，在北宋有“庐陵欧阳修”（欧阳修《醉翁亭记》末自署）。宋末元初，有刘辰翁影响之下的赵文、庐陵三刘，包括辰翁之子刘将孙，以及刘诜、刘岳申，还有龙仁夫、周霆震等人。他们的创作风格和文学主张比较相近，走向具有个性色彩的一路，盛于一时。元人评刘辰翁之作为“峭厉”、“奇险”、“奇崛”，实可为其风格代表。元初庐陵文学及风格的生成，在地域上自有江西文学的承传统绪。庐陵文学承宋代江西文学而来，包括庐陵欧阳修、杨万里诚斋体，以及江西诗派。到元代中期，其个性化的文学被同为江西籍的虞集、范梈、揭傒斯所代表的平易正大的盛世文风所取代。

一、 文学渊源：宗于庐陵欧阳修

江西庐陵一地文人颇多，文学相对繁荣，从北宋欧阳修到元初庐陵作家群，尤其如此。后人对庐陵一地的文人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庐陵是文章上的邹鲁之地。明晏璧序陈谟《海桑集》：“庐陵文章为江右之邹鲁，自欧阳文忠公而下，若胡忠简、周文忠、杨文节，俱称文章宗家。”又说：“元氏时又若麟洲龙公，养吾、申斋、桂隐三刘公，力追古作者，猗与盛哉！”以江右邹鲁比庐陵文章，实是很高的评价。他还将庐陵文人由宋至元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排列：宋代有欧阳修、胡忠简、周文忠、杨文节，元代有龙仁夫、刘将孙、刘岳申、刘诜。元初庐陵文派在刘辰翁那里便已成风势，刘辰翁又学于欧阳守道。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说：“吾庐陵巽斋欧阳先生，沈潜贯穿，文必宿于理，而理无不粲然而为文。繇是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与青山赵公相继，今四方论文者知宗庐陵，而后进心胸耳目，涵濡依向，无不有以自异。”与刘辰翁在师友之间的赵文，亦是该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对于元初庐陵文学的风格，后世学者们不仅追溯至宋代欧阳修等人，还上溯至隋唐至于秦汉。刘辰翁的弟子王梦应即是一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须溪集》提要：“辰翁……得鲠直名，文章亦见重于世。其门生王梦应作祭文，至称韩、欧后，惟先生卓然秦汉巨笔。”可见这庐陵文派及其所形成的具有群体共性的文章风格，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任何一派文风，都必然能找到历史上与之相近的创作及风格，都有其自身演变发展的线索。如果一直上溯，完全可以追踪到先秦经典的各种典范之作上去。古代文论，经常会寻根溯源，关联上古《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经，也是这个道理。王梦应的关联虽然是出于感性的认识，但多少也证明当时庐陵文风有着与韩愈及秦汉文章风格相似或相近之处。

然而元代庐陵文人都以欧乡自居，以欧阳修为宗，自觉维护庐陵文统。欧阳修以下，有人认为该地主要有两种文章风格。元人李祁为说：“庐陵文章，诗书之邹鲁也。断自欧阳公而下，舂容大雅，鸣琚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厉，嵬眼耳者有之。琳琅炳焕，磊珂奇杰，或同时竞秀，或殊世俪美。在有元国初时，犹闻有相颉颃以甲乙数者。”（《申斋集序》）他认为两种风格一是“舂容大雅，鸣琚佩玉”，一是“刻削峭厉，嵬眼耳”。它们同时或者不同时而存在着，其成就不相上下，“琳琅”者“炳焕”，“磊珂”者“奇杰”，在元初之时，犹有这样的情况。元代中期文人欧阳玄说：“窃怪近年江右士为文，间使四方学者读之，辄愕相视曰：欧乡之文，乃险劲峭厉如此？何不舒徐和易以宗吾六一公乎？”（《圭斋文集》卷八《族兄南翁文集序》）虽不满庐陵文章的“险劲峭厉”，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庐陵地区文章风格的两面性。元代中期文章大家所倡导的“舒徐”“和易”文风，在欧阳玄的眼中，在庐陵一地早有历史的渊源存在，那就是北宋欧阳修的文风。

其实两种风格在欧阳修的文章中都有渊源体现。欧阳修的文章主儒家思想，平易和畅，已造精熟。然在其和易的文章风格之下，还时而透露出一些奇崛的因子，如《秋声赋》中写秋声，有出奇的笔墨。这种笔墨被延续扩大，则很有可能发展为较之更甚的“峭厉”文风。

深入考察这两种文章风格，则可发现其大的风格特征趋向之下，有着细微的内容差别，而元初庐陵文人及其文学风格则有合二者为一的趋势。虞集说元初庐陵文派“怪诡险涩，断绝起顿，挥霍闪避为能事，以窃取庄子、释氏绪余，造语至不可解为绝妙。”（《元文类》卷三十五《南昌刘应文文稿叙》）是对“峭厉”风格的进一步剖析。这些说的是整体的风格，包括形式上的，如语词文字，也有文章所叙写的内容，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上的。“怪诡险涩”主要说用语，“断绝起顿”、“挥霍闪避”说行文脉络。而“窃取庄子、释氏”，则不仅是有着佛道思想，更是模仿庄子及禅家的阐释方式，以至于“造语不可解”。四库馆臣评刘辰翁诗也说其“特蹊径本自蒙庄，故惝恍迷离，亦间有意趣”，更可见该派往往取庄子之“蹊径”，以达到让读者“惝恍迷离”的接受效应。语言形式和所写内容上的怪诡险涩使其文学风格很容易走向“峭厉”，而其所涵思想和文学表现方式的庄、释因素，使其有自然无为和玄妙之味，这又容易给人以“舂容大雅”、“舒徐和易”之感。

这种融合可能并不算太成熟，所以也被后人所诟病。四库馆臣即说刘辰翁“评诗论文，往往意取尖新，太伤佻巧”，其“批点”“大率破碎纤仄，无裨来学”，说“即其所作诗文，亦专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读”，时“堕牛鬼蛇神”（《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须溪集》提要）。言辞颇有批判。

二、 文风“奇险”：上承宋末“卑陋”而下启元中期之“舒徐”

元初庐陵文人颇有个性，文风也以奇险为主。这是由一些现实的因素促成的，包括改朝换代之际文人的“不平之鸣”，以及宋亡之时形成的时文陋风，需要矫正，总之都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必然。宋末文风颓靡卑陋，元初庐陵文人力矫其弊，而到元中期，同为江西籍，以虞集、范梈、欧阳玄为代表的文人则倡导平易正大的文风，整个就是由宋末卑陋走向元初奇险，再到元代中期的舒徐的过程。

元初庐陵的奇险文风有成就，也有缺失，它是文风发展的必经阶段。宋末元初，随着一个朝代的走向没落，受这种社会大气候的影响，衰飒之气灌注，末代人心的疲惫和文坛的无序，一种文学沿袭相尚，到最后，往往都会走向“卑陋”、“陈腐”。其实质就是对前人流于表面的模拟相尚而导致文学精神的缺失，以及文学中创新因子的难以生发，总之就是使得文学的发展徘徊而不得前进发展。虞集《跋程文宪公遗墨诗集》说：“故宋之将亡，士习卑陋，以时文相尚；病其陈腐，则以奇险相高，江西尤甚，识者病之。”（《道园学古录》卷四十）“陈腐”实际就是沿旧习，“卑陋”说的就是蹈袭前人并形成一股风气。而江西文派则以“奇险”救弊，主要也是在文风字句上，流于表面，而且以一种异端的精神来扫荡旧有的基于理学传统的陈腐精神规范，这就是一股非主流的异端，而被坚持儒家正统的文学家们所不能容忍。在这样一种为力矫前弊而作出的努力中，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反倒出现更多的问题。正如虞集所说：“执笔者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惟旁窃于异端。”（《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三《庐陵刘桂隐存稿序》）这其实是一种在改变陈腐旧风并努力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暂时的混乱。

同时，随着庐陵文学的发展，庐陵文派的后学也不可避免地流入模拟形似的弊端。文章盛名之下的刘辰翁，对当时的庐陵文人产生了较大影响，学者成风。元人吴澄说：“近年庐陵（按《四库全书》误作“齐陵”）刘太博以文鸣，沾丐膏馥者不少。然学之者字其字文其文，形模謦欬，事事逼真，俨若孙叔敖之衣冠。”（《吴文正集》卷十七《刘志霖文稿序》）弊端是流于文辞字句的形似声同，形式上的逼真模拟使得文学精神开始丧失。

在宋末靡靡“卑陋”之音，元初矫枉过正，更流入模拟形似的背景下。一种具有正大力量的文风应势而孕生。虞集认为应该“以平易正大振文风，作士气，变险怪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烂为名山大川之浩荡”（《道园学古录》卷四十《跋程文宪公遗墨诗集》）。他所说的“文风”“士气”已经包含了一种浓郁强劲的精神内涵在其中，而这种精神风格被附着上了理学家的心胸气象和人格境界，如同“青天白日”、“名山大川”，从狭仄的“险怪”、“腐烂”之象走向“舒徐”、“浩荡”的阔大境界。虞集将文学的思想和精神风貌引领向儒家主流，但已经不是宋末“士习”规矩于空洞的时文老套，而是在文章中加入了自己对儒家精神的深入理解，并且有了对于这种精神的热忱与虔诚，而具有了真的特点和个体的精神力量，而给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有了文学生命。

而事实上也是，在宋末元初庐陵文人刘将孙、赵文、刘诜、刘岳申等以很具个性色彩的峭厉奇险文风特出一时之后，同为江西籍的文人虞集开始登上文坛，以平易正大之风号召“盛世之文”、“治世之音”，文坛风气再变。这包括江西人范梈、揭傒斯，以及祖籍江西的欧阳玄。江西籍的虞集、范梈、揭傒斯三人，加上福建浦城的杨载，共同组成了代表元代盛世文风的元诗四大家，虞、杨、范、揭并称，为元代诗文的代表。江西一地的文风脉络，于此也更为明了。而以地域的视角来观照，则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主导元代文章及其风格流变的乃在江西。更扩大一点说，元代文章主于南，而戏曲则主于北，这又应和了文学史上的通识。

三、 诗风“奇崛”：变自江西诗派和诚斋体

与文章风格相一致，元初庐陵诗风主于奇崛，庐陵诗歌总是被与宋江西诗派和江西庐陵人杨万里诚斋体诗共论。这其中固然有同出江西的地域观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元初庐陵诗歌确与宋江西诗派和杨万里有一定联系，或者说是共性的继承，或者说是相似之处。元人自己也这样认为。欧阳玄就认为刘辰翁的“奇崛”也是承江西诗派和诚斋体而来的。其《罗舜美诗序》说：

江西诗在宋东都时宗黄太史，号江西诗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后杨廷秀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虽杨宗少于黄，然诗亦小变。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点校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圭斋文集》卷八）

程钜夫还认为刘辰翁出而变江西诗，他说：“自刘会孟尽发古今诗人之秘，江西诗为之一变。今三十年矣，而师昌谷、简斋最盛，余习时有存者。无他，李变眩，观者莫敢议；陈清俊，览者无不悦。此学者急于人知之弊也。变眩、清俊，固非二子之本，亦非会孟教人之意也，因其所长，各有取焉耳。”（《程钜夫集》卷十五《严元德诗序》）言下刘辰翁是江西派的沿续流变。他将刘辰翁与黄庭坚、杨万里合论，认为元人习江西者于此三人仍师黄、杨多，对刘辰翁的新“变”颇有贬斥。

由黄庭坚江西诗派开始的创新，发展至于南宋杨万里清新自然的“诚斋体”，到元代由刘辰翁开始的江西庐陵诗歌的“奇崛”，这里面也体现了诗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整体完备于唐诗之后，局部新变的必然走向。北宋江西派诗人主于学问议论，诗中已露奇崛，呈现出力变唐诗，翻新出奇，再拔新高的诗学路向。江西诗派也的确为有宋一代诗风定下了主调，而在诗学艺术上再创高峰，与唐诗争雄。

北宋江西诗派以诗歌的主题内容，即才学议论标新，南宋杨万里以体裁，即“诚斋体”创新，到了宋末元初，刘辰翁再以文字风格的“奇崛”和新异的个性精神立新。“奇崛”诗风背后融入了庐陵文人的个性，包括一种真性情，表现为求真不伪的精神。刘辰翁《简斋集序》称：“余尝谓晋人语言，使一用为诗，皆当掩出古今，无他，真故也。”又其《欧氏甥植诗序》云：“诗无改法，生于其心出于其口，如童谣，如天籁，歌哭一耳。虽极疏戆朴野，至理碍词亵，而识者常有以得其情焉。”（《须溪集》卷六）他崇尚晋人的真性情和特立独行的个性，甚至认为只要诗出于真心，哪怕稚拙的童谣，形式上虽不成熟，却也可以原谅。在这一点上，他对文字形式的奇崛追求也不那么看重了。所以，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所好尚的“奇崛”之风，在鉴赏上多以文字形式求之，而在创作上则以具有真性情的个性而得之。因而他虽然称于文学形式的奇崛，却说“彼旬煅月炼，岂复有当日兴趣万一哉”（《欧氏甥植诗序》），并批判“月不曰月，曰朏魄；雷雨不曰雷雨，曰解作；以‘解作对‘升长为草木，以二凤为二离，譬以鸡鸣为括揭。凡初仕谓之牵丝手，三十谓之既立，长夜谓之广宵”等语言文字上的矫揉造作之举。

上引欧阳玄《罗舜美诗序》中的那一段论述，不仅勾勒出江西一地以及它所影响带动的多批诗人群在诗艺上求新求变的过程，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宋以来诗学发展的追求新变，走向非主流，或者说是走向“奇崛”和个性色彩的必然趋向和途径。诗学上每一次有意义而且可行性较大的新变都会引起当时许多诗人的跟风仿效，这也证明了当时诗坛在已有成熟经典之后的稳定和难以创新，也证明了诗学从各种途径，各个方面创新的大势所趋，和这种局部创新的可行性。刘辰翁之后的江西文人，依然沿着这条诗学发展局部创新的路子，艰难地前行。

补充一点，被评为“峭厉”、“奇险”、“奇崛”的元初庐陵文学风格不仅表现在诗文上，也影响及于词风。况周颐《餐樱庑词话》中评元初刘辰翁词：“多真率语，满心而发，不假追琢，有掉臂游行之乐。其词笔多用中锋，风格遒上，略与稼轩旗鼓相当。”“真率”、“满心而发”、“不假追琢”都是说其情感之真，不造作雕饰，率直而且强烈。“中锋”是书法上的一种笔法，使笔直立，笔锋在正中，笔力劲健。“遒上”一是风格遒劲，二是走的向上一路，感情是积极而不颓靡的。况周颐所评刘辰翁的词有两个特点，即真率而强烈，这也是奇崛峭厉风格的内涵之一。

总之，元初庐陵文学自有其地域上的渊源流脉。江西也在文学的传承中形成自己的文学之风和传统，在历史的演变中继承、变革和创新。它的发展既有文学传承上的因素，也有社会历史转型的作用，更是文学发展新变规律使然。这构成了元初庐陵上承盛宋文学，变革宋末文学，下启元代盛世文风的历史地位，并生成了颇有可观的元初庐陵文学景观。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