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剑

我们快30岁才来美国，对文化的眷恋仍停留在成长的时代

对我来说，头顶上的确有一扇玻璃天窗，而且是厚厚的天窗。这扇天窗是客观存在的，是语言和文化的。这扇天窗也是我们自己筑起来的，是情结和心灵的。

文化是语言的延伸。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很多时候文化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又存在着，靠我们去体会和揣摩。文化的差异存在于很多地方：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等等。有时这种差异很小，稍加磨合就会消除。有时这种差异却是一道鸿沟，很难跨越。每种语言和方言都有这种文化的内涵。只有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理解这些内涵。一句平淡的话，有的人听起来只是一句话，可对有些人来说却有一层又一层含义。

几代人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差异，这就是代沟。聊起少年时代，谈到《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勇敢的人们》、《第八个是铜像》，唱起了《流浪者之歌》，讲起了学习黄继光、邱少云的情景，我们会兴致勃勃，因为这些伴随着我们的童年。而年轻一代对这些全然不知并且兴趣索然。

中国不同的城市之间就存在着文化差异。刚去上海的时候，同学问：“你知道‘帮帮忙’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问题幼稚而好笑，“帮帮忙”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有必要回答。同学说我错了，这三个字在上海话中意味深长，在不同的场合和用不同的语气讲出来，意思大相径庭。请人帮忙，可以说“帮帮忙”，嘲笑人和对人对事不屑一顾，同样可以说“帮帮忙”。日子待久了，对江南语言的理解也成了入乡随俗的事了。

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更加明显。每年春天，爱尔兰人要热闹地庆祝圣帕克里特节（St. Patrick’s Day），人们穿着绿色的衣服，戴着绿色的帽子在大街上游行。有一次，一个中国朋友跟一个美国人去看游行。绿色是这个节日的象征，好客的美国人找来一顶漂亮的绿色帽子给这位朋友戴上。这位中国人勃然大怒，对美国人骂了一句脏话，搞得老美莫名其妙。“戴绿帽子”对美国人来说只是一句平常的话，对中国人来说，这句话有无穷的含意。

这就如同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老外，说着一口流利中文，未必懂得“叶公好龙”、“环肥燕瘦”、“秦晋之好”、“黔驴技穷”、“杞人忧天”、“亡羊补牢”、“红袖添香”这些成语的内涵。中国人聊天说“老张像周扒皮”、“小李像阿庆嫂”，大家会心一笑，对字里行间的意思心领神会，而外国人却干瞪眼，甚至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可能也会不知所云。

我很喜欢大卫·莱特曼主持的脱口秀。他口齿伶俐、博学多才、风趣幽默。刚开始很多幽默的话听不懂。时间长了，理解稍微好些。但面对他的“十个幽默问题”时，多半还是迷失了方向。当观众们哄堂大笑时，我仍不知笑从何来。那些字明明就印在屏幕上，看懂了，但却不知道笑声背后的故事。

我们生活在美国，对现在发生的、正在经历的事情，就理解它的内涵。比如讲起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我们会笑。讲起女生害怕到华盛顿去做实习生，我们理解深层的意思。可是讲到“甲壳虫”和“猫王”时代的传闻逸事，我们可能不知所云。谈及更远点的东西，引用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小说中的典故、惠特曼的诗文时，我们更是云里雾里。虽然我们学过美国历史，但那只是浮光掠影。

一位中国主管告诉我，他招聘人时，如果是中国人，他基本上能知道这个人的水平和说话的诚实程度。可是面对一个外国人，仅仅一个面试，他却没有这个把握。他太了解中国语言中所透露出的信息，而对外国人，这种语言传递的文化信息难以琢磨。

我们快30岁才来美国，对文化的眷恋仍停留在成长的时代。这就与我们很难放弃中餐，很难接受一种宗教一样。一个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记忆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

文化的情结总不停地在我们心灵深处萦绕。当我听到苏芮唱的《奉献》时，那歌声会把我带到曾经生活过的校园，往日朋友的身影会浮现在脑海里。当《北京的金山上》响起的时候，会想到儿时戴着红领巾走在马路上的情景。

我只有在旷野里开车，听着《乡村的路》，才会将自己与歌声和环境融为一体，但心却没有踏在“乡村的路”上。当优美的《泰坦尼克》的歌声响起，所能领略的是一片没有边际的幻想和陶醉。但这些都是虚拟的世界。

中西文化的距离

中西方文化是有距离的。2002年5月，我见到了著名歌唱家戴玉强。享誉世界的鲁道斯演出公司准备在秋天将一台全部由中国人演出的《图兰朵》推向世界。而曾经捧红了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三大男高音的鲁道斯先生非常想将戴玉强作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推向全球。而他的儿子小鲁道斯更是陪同戴玉强在美国10个城市做巡回宣传介绍。在宽敞的剧场里，戴玉强没有用麦克风，可是他声如洪钟的歌声却深深地吸引着前来试听的少量观众和记者。

我采访了他，期待着在红叶怒放的时节再见到他。可是他却没有来，他的经纪人告诉我，这场演出被取消了，因为卖票情况比预期差很多。我心中有了几分遗憾，原以为这场演出会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轰动，以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会像剧中那首《茉莉花》一样在西方世界鲜艳地盛开，但我发现自己错了。

大卫·莱特曼主持的脱口秀让美国观众哄堂大笑，我却不知道笑从何来

中国这些年的巨变仿佛把在美国的“我们”和在中国的“他们”之间横出一条河流。回国讲学，同行的朋友介绍完自己后，我补充几句赞美之词。我的夸奖是诚恳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可是，后来一个国内的朋友告诉我，在现在的中国，这样补充介绍可能给别人的印象是我在说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顿时，我发现再回来时，已经有了一个文化断层。

美国的经纪公司曾计划把著名歌唱家戴玉强包装成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

文化之上的“网”

生活在美国社会，这种文化上的隔阂也阻止了我们与美国人的接触。说实话，大多数美国人是友善的，甚至比自己的同胞还友善，但是那扇文化的天窗却挡住了我们与他们的交往。我们与他们的交往是客气的、浅层的。要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而且能让这些话题持续下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当中国人碰在一起时，找话题易如反掌，谈及我们的教育背景，毕业的学校，扯上某个认识的人等等。很多话心照不宣，彼此深入地理解语言和文化的内涵。

文化又编织起一张张网络。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将人们连在一起。而这些网络是人成功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美国，一些人突破了这扇文化的天窗，因为他们编织起一张范围更广的网络，就取得成功。赵小兰成为“白宫学者”，在政界撒开了网。日后与布什家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与国会参议员结婚，这些促成了她的成功。任筑山博士曾经是教授，在加州时被州农业部门聘为顾问。而当这个部门的主管升任美国农业部长时，就想到任博士，并委以重任。在一次聚会上，我结识了一位28岁的韩国人，他是密歇根州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州众议员。他出生18个月的时候，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养父是政府官员，所以他从小对政治就耳濡目染。大学毕业后，加盟了一位众议员的竞选班子。这位众议员后来去做了参议员，众议员的位子空缺。他去竞选就非常容易。他说：“我不是从零开始的，我的起点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他没有文化的玻璃天窗，而有一张坚实的网，这张网帮助了他。

我们经常讲人生的成功要有才华、勤奋和机遇。这三方面的权重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不一样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和才华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往更高层次发展，关系网就起到了关键作用。多少人抱怨没有伯乐，千里马没有驰骋的疆场；多少人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实他们没有编织起这张强有力的网。那扇无形的文化天窗在阻隔着。

天窗下不同的追求

中国的巨变让多少海外学子羡慕与向往。俞敏洪创造出“新东方”的奇迹，北大的同窗们充满了感叹。杨元庆三十多岁成为“联想”集团的总裁时，交大和科大的同学又有怎样的叹息。在一批同代人成为省市领导、大学校长、公司总裁、自己创业轰轰烈烈的时候，我们却在一个安逸的屋子里，享受着田园般的生活。可是我们的心安宁吗？

来美国留学的这批人，不敢说是一群精英，但是有不少人才华横溢。如果错过了中国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心里会别有一番遗憾。一位回中国做一家汽车公司副总裁的朋友说：“中国正处在千载难逢的时期，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今天中国的诱惑牵动着一个情结。越来越多的人正打破玻璃天窗，回到中国发展。海归似乎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趋势。

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敲打着这扇玻璃天窗，走向美国深处。有一位朋友放弃工作，在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成为一位众议员候选人的竞选助手。她的目的就是希望突破玻璃天窗，寻找一条捷径进入管理阶层或者政界。如果这位候选人成功，她可能随他去华盛顿，那将给她提供更多机会，就如同赵小兰当年那样。如果失败，这段宝贵的经历对她去寻找高层主管的职位也会有帮助。

虽然人生的成功并不能用金钱和加官进爵来衡量，但我们难逃对“成功”的期盼。起码来到人世一场，也要潇洒地走一回，让有限的生命轰轰烈烈。

玻璃天窗啊，我们享受着天窗下的安宁，更渴望着天窗外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