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我进大学，已是58年前的事了。那时，正值“反右”之后。大学师生里出了那么多的“右派”，这还了得！大学应该怎么办，成了上上下下领导们大伤脑筋的事情。

于是，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口号。但“命”怎么“革”？煞费脑筋。方案提了很多，我们这些刚进大学、尚不知大学为何物的“学生”，也被发动起来提方案，什么方案都提了出来：

有说，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既然就在是否同工农结合，那么大学就应该搬到工厂、农村去办。文科去农村，理工科去工厂。

有的说，学习的目的就在于解决问题。大学就应该以社会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作教材，学习就是解决问题。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一分成绩。解决的问题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成绩就越好，就可以毕业。

还有的说，现在这样的大学，只能培养出理论与实际脱离的书呆子，应当打破。要到农村去办黄芽菜大学、卷心菜大学。能够把亩产提高到一万斤、十万斤，才叫大学。

各种非非之想，都叫“敢想敢说”，而且都有领袖的话语做依据，似乎天经地义。但想到后来，说到后来，似乎又都不可行。把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文理科教学大纲、教材体系统统打烂，勇则勇矣，可惜难行。实践出真知，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若不能在学习期间，掌握所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即便到生产实际中去摸爬滚打，也是事倍而功半。

于是，讨论的方向又转向如何在学校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