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银 章世森

1960年5月，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来华访问。在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时，蒙哥马利说：“阁下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而毛泽东却以他特有的幽默，微笑着摇摇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

《长征组歌》中有这样一句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唱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确，四渡赤水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突出体现。但你可能并不了解，成就毛泽东这“得意之笔”的却是以青杠坡战斗为核心的土城战役。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后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役。由于情报失误，土城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正是因为土城战役的失利，才有了后来的四渡赤水。

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于是，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作了重新部署，除分别以湘鄂、川陕敌军各一部对付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外，集中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妄图将中央红军37000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

临危受命的毛泽东急欲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他力主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北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主张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率领部队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江北上。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四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两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一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红五军团两个师，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

28日凌晨，细雨蒙蒙，寒风刺骨。红三、五军团在彭德怀和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土城镇外水狮坝分两路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四个团6000多人，实为六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痛心疾首、刻骨铭心，但从来都不墨守成规的他迅速从不利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急令红一军团红二师火速返回增援，以求变被动为主动。在增援部队尚未赶到的两三个小时内，敌军的反攻更加凶猛，阵地一度被攻破。敌人抢占部分山头后，步步进逼，甚至打到了位于大埂上东南方向一个叫“漏风垭”的地方，而那正是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无险可守，战局于我十分不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发起反冲锋。临危受命的干部团猛打猛冲，打得敌人失了神，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毛泽东在白马山上用望远镜看到这个情景，兴奋地对身边人员说：“打得好！打得好！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红二师返回后，中革军委认真分析了形势，重新调整了进攻部署，决定再次向青杠坡敌军发起总攻。战事危急，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统一指挥，指战员备受鼓舞，士气大增。下午2点，总攻开始，一场殊死搏斗在青杠坡山梁及两翼峡谷展开。红二师担任正面作战任务，主攻青杠坡山腰川军指挥所永安寺。川军凭借有利地形，布置了三层防卫火力，红军多次进攻都未能奏效。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正汇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

1月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毛泽东以一当十，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导演出一部“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写下了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吕丽妮荐自2015年2月9日《书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