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甜中　向昌国

一、引言

2011年在国家扶贫开发办公室和国家發展与改革委员会共同颁布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中，明确指出以“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为基本思路，提出了建立“国际知名生态旅游文化区”的战略定位。已有的实践证明，在民族贫困地区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既能通过旅游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又能实现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可有效地满足民族地区摆脱贫困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需要。

旅游企业是构成旅游业的细胞，旅游酒店是旅游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者前往旅游目的地进行舒适旅游体验的“感官”载体，对旅游目的地美好形象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有关旅游酒店的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在国外，学者对旅游酒店的研究较早，Mintz berg提出了旅游酒店管理角色分类的理论框架。David J Egan认为投标地租决定了旅游酒店在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区位模式和等级结构。Douglas G对1965～1980年西班牙旅游酒店需求的差异进行了探讨。Adi Niv以以色列为例，分析了1970年～1986年以色列星级旅游酒店发展变化的趋势。W.MacyMarvel通过分析瑞士旅游饭店业统计数据，指出应采取适宜的货币流通政策、市场化动作、饭店业管理革新的措施遏制瑞士旅游饭店业业绩下滑。此后有关旅游饭店效率的问题成为研究热点。如Kimes、Bakeretal分别使用变动资产收益管理方法和毛利率、收益率、纯利率等指标比率方法来分析了旅游饭店业的经营绩效。

21世纪以来，Pan，Chih-Min发现了旅游服务市场的市场结构和酒店的位置对旅游酒店的盈利能力产生了深远影响。Wen-Jung Chen构建了旅游酒店内部服务质量的影响模型并发现了官僚组织文化和变革型领导对其影响最大。Ming - Hsiang对台湾旅游饭店行业周期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索。

在国内，学者们对旅游饭店业的分析探讨多于旅游酒店业。刘晓霞对中国旅游饭店的供给特征进行了研究。张海霞从档次、规模、空间分布等多角度分析了新疆旅游饭店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结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星级结构合理化、规模结构合理化和空间结构合理化的提升策略。温碧燕在对内蒙古、四川、云南等西部地区的星级旅游饭店调查中发现：服务质量对星级旅游饭店顾客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贾英在概括企业文化及旅游饭店特点的基础上，尝试性的提出了以“服务”为核心价值观的旅游饭店企业文化的构建思路与模式。辛岭、王朝晖分别以云南省和安徽省为实证研究对象，阐述了旅游饭店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卞显红辨析了旅游饭店核心竞争能力的识别与培育途径。李云霞运用危机管理理论对云南省旅游饭店人才流失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相关应对的措施。黄静波通过比对全国31个省（市、区），利用1999～2003年的相关统计资料，揭示了湖南省旅游饭店业的优势特征。刘玲玉从时空的角度探讨了上海旅游饭店业效率的差异，并进一步指出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旅游开发、政府政策、重大事件是产生这种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谢新丽则从旅游饭店行业自身特点、经济管理体制、行业结构、行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等5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旅游饭店经营绩效低迷的原因。杨德云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2004年～2011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饭店业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4年～2011年我国旅游饭店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有恶化的趋势，其中规模效率的增长是我国旅游饭店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效率则为限制作用。高佩佩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旅游饭店供需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旅游饭店供需系统交互耦合的协调等级为良好协调，且旅游饭店供给系统的有序度高于需求系统的有序度，供给大于需求。也有学者从个性化的角度对旅游饭店服务、知识经济时代旅游饭店发展新趋势、旅游饭店集团的跨国竞争战略进行了关注。

综上可知，学界对旅游酒店或旅游饭店业虽然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为本文提供很好的研究思路和启发，但已有成果大多集中在省域或国家尺度，且多从单因子分析视角出发，相对缺乏系统性，对成长性分析显得薄弱。尤其，旅游酒店伴随旅游业的发展，到现在也随旅游业的深刻变化产生了系列影响，而且深远，特别是在相对落后地区，依托旅游业作为区域经济支柱产业的区域，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旅游市场日趋成熟，旅游酒店结构性矛盾凸显，如何积极有效应对旅游市场的新变化成为相对落后地区酒店业不可逾越的命题。张家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同时也是国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城市。自1989年张家界政府明确“旅游立市，旅游兴市”的发展战略，到2007年提出的“三年有改观五年大变样”确立 “世界旅游精品”的建设目标，历经30余年的发展旅游业已发展成为区域主导产业和武陵山片区旅游业的龙头及片区对外形象的窗口。予此，本文以张家界为实证案例，以旅游产业成长的视角，对张家界旅游酒店业的成长进行剖析，揭示旅游产业生成过程中酒店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张家界旅游酒店企业辨识产业生成周期所处阶段，从而更好的进行成长调整决策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同时对政府进行针对性地进行适应性制度设计亦有理论依据，更可为同类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分析思路。

二、张家界旅游酒店成长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经济水平比较落后，人民生活比较贫穷，我国旅游行业尚未正式起步，张家界旅游业也基本为零。张家界旅游产业的萌芽源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1981年林业部鼓励大家兴办林场发展森林旅游，1982年1月湖南省向林业部申报了张家界林场开发森林旅游设计任务书的报告，同年9月，国务院同意大庸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也代表中国第一个森林公园。1986年，索溪峪和八大公山被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8年，大庸县升级为地级市，建立武陵源区，统一管治张家界、索溪峪和天子山3大风景区；同时将慈利、桑植2县划分为大庸管辖，8月，武陵源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最终形成，张家界也由此正式开启旅游发展之行。截止目前张家界共有2个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和5个3A景区，已成为我国著名的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

因此本文选取1989-2013年作为观察区间，对张家界旅游酒店业的成长情况进行分析。由于张家界旅游酒店业相关统计数据的不全，为避免实证的误差，因此选取旅游酒店业就业人次和旅游接待人数来反映张家界旅游酒店业的成长情况。

张家界旅游产业具有明显的生成周期，旅游收入与旅游接待人数是分析旅游产业生成周期的重要指标，但旅游收入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受外界的影响较大，如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汇率调整等，而旅游接待人数只是单纯的人数统计，更能体现旅游产业的生成历程。由于酒店数量的数据统计不全，而酒店数量的增多，相应从业人员也增多，而酒店从业人员也更能反映酒店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效应，因此本文主要选取旅游接待人数（包括国内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人数）来体现旅游产业的生成历程，以酒店从业人员的变化情况来反映酒店业的成长变化，如图1所示：

图1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与酒店业人员演变图

（1）1989-1998年，出现期。1988年，大庸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地级市，改名为“张家界”，为了便于了解张家界旅游的生成过程，以1989年来起点作为张家界旅游的起点。旅游接待人数从1989年的5649万人次到1998年的20755万人次，年均增长率为2674%，而酒店就业人员也由1989年的330人增加到1998年的2100人，年均增长率为5364%，酒店数量也由1989年39家增加至1998的187家，年均增长率为3795%，酒店就业人员和酒店数量的增长率均略高于旅游接待人数，说明随着张家界旅游产业的起步、发展，酒店数量及就业人员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以满足游客住宿需求。

这一阶段，全国各省份开始筹划发展各地旅游业，张家界也处于积极开发景区和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时期，但当时资本来源主要为国有资本，受资本等因素限制，投资资本优先用于改建景区设施及旅游接待行业，酒店就业人员也相应增加，从42图我们也可以看到，酒店就业人员与旅游接待人数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说明早期阶段，酒店业出现及变化与旅游产业的出现息息相关。

（2）1999-2007年，生成期。此阶段，我国旅游业也跨入了高速发展期，张家界因1999年的“飞越天門”而世界闻名。同年，国家对节假日进行调整，即从2008年起，“五一”、“国庆”、“元旦”假期由原来的1天变为3天，再通过双休日的调整，假期可以更长，这为人们出行旅游提供了时间便利，该期间张家界核心景区引来了巨大的客流量，也带动了周边景区的发展，除2003年受SARS危机影响严重之外，旅游接待人数均呈上升趋势，由1999年的34251万人次增长到2007年的20041万人次，年均增长率为5391%远高于出现期，而因客流量的增多，酒店也逐步围绕核心景区而增多，数量由1999年的187家增长到2007年的330家，年均增长率为849%，酒店就业人员也由1999年的2850人到2007年的12850，年均增长率为3899%，增长速度要慢于旅游接待人数，在于早期的投资发展较快，而后期更趋于稳步增长，同样酒店数量和就业人员也受SARS危机影响而同比减少414%和1821%，而旅游接待人数同比减少56%，说明酒店业易受外界不利事件的影响，发展还不够成熟。

（3）2008-至今，发展期。2008年，张家界政府出台加快旅游发展的各项政策，在景区深度开发、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为旅游更快、更好的发展营造了优良环境。但受2008年重大事件的影响张家界旅游接待人数有小幅度下降，2008年环比减少1622%，随后张家界政府又实施相关对策来刺激旅游需求，如冬季免票、乡村音乐周、推出“天门狐仙”、“魅力张家界”等民俗文化产品等，使得旅游人数又呈直线增长，从2009年的192842万人次增长至2012年的35901万人次，年均增长率为2154%，这些措施也为酒店就业提供了保障，2008年张家界酒店不管从数量上还是就业人员上均有小幅上涨，酒店数量2008年的348家增长到2012年的545家，酒店就业人员从21000万到2012年的29987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32%和1069%，通过对旅游业景区或产品的深度开发、加工和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仅可以吸引增多的游客，又可以增加酒店业的就业机会，酒店业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

三、张家界旅游酒店业成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张家界酒店业的成长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为了探究这些因素对张家界酒店业成长的具体影响程度，我们用可量化的指标来代表宏、微观因素，如用人均GDP反映市域经济发展水平，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对旅游的投资额度，用年度旅游人数反映张家界旅游内在需求，用总客运量来反映张家界的交通设施服务水平，用函数式表达如下所示：

R=F（G、I、T、P）（1）

式中，R表示酒店从业人员，G表示人均GDP，I表示社会投资强度，T表示旅游人数，P表示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路的客运总量，这些变量相互作用、相互反馈影响张家界酒店业的成长历程。

3.1 经济发展水平

良好的经济基础，不仅是旅游发展的动力，也决定了酒店业的规模、分布及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酒店业的作用从两个方面进行体现，一是区域经济水平越高，对外的投资吸引力越强，酒店也越集中于这区域，酒店的规模及提供的住宿条件也越好。为了进一步分析国民经济发展与张家界酒店业的成长关系，我们选择人均GDP来表示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以酒店从业人员表示酒店业的成长情况，利用1989-2012年张家界人均GDP和酒店从业人员进行多元化分析，结果显示，张家界人均GDP与酒店业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图2），相关系数为09936，说明张家界区域经济发展与酒店业的成长之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图2 人均GDP与酒店业成长的相关性分析

3.2 社会投资强度

张家界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图3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酒店业成长的相关性分析

早期，张家界对酒店业的投资主要来源于国有资本，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好，对酒店业的投资来源也越多元化，投资类型中私营企业当主导地位，但外商投资比例仍比较少，说明张家界酒店对外吸引资金的能力不强，国际化程度较低。为了进一步探究社会投资强度与张家界酒店业成长线性关系，我们选取1989-2012年张家界市固定资产投资情况与酒店从业人员进行多元化分析，得到结果发现：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与酒店业成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图44所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875，即社会投资强度对酒店业的成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慈利县和桑植县需加强招商引资强度。

3.3 旅游内在需求

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越大，慕名而来的游客越多，对目的地住宿业的需求也越多，我们用1989-2012年历年张家界旅游接待人数（包括国内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人数）来反映国内外游客对张家界旅游的需求，探索旅游内在需求对酒店业成长的作用情况，如图45所示，发现旅游接待人数与酒店从业人员之间的相关关系为09581，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张家界旅游的内在需求对酒店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带动作用。

图4 旅游接待人数与酒店业成长的相关性分析

3.4 交通基础设施

旅游，以空间位移的实现为前提，因此，交通设施服务是旅游的一部分，是旅游的动脉，也是旅游业的生命线，快捷、安全、便利、廉价的交通工具是推动旅游发展的决定因素。交通，对于任何一个产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对于酒店业来说，交通的便捷性、时效性都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外来游客来说，游客一般会选择交通状况良好的路段，这样对于出行或游玩、购物都是比较方便的，且不容易迷路。因此，我们选取1989-2012年张家界总客运量（包括公路、铁路、航运和水路客运量）来反映张家界的交通变化，测量交通基础设施与张家界酒店业成长的相关关系，如图46所示，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915，拟合程度较好，而且酒店的分布除了个别散点，基本上位于交通变化趋势线的两侧，说明良好的交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酒店业的成长，通过历年客运量的情况，我们可知桑植县的交通状况有待一步提升，影响桑植县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亦是交通不便捷，时间成本较大，因此张家界想要全面打造国内外著名旅游城市，交通方面需加强对桑植县的规划、引导和扶持。

图5 交通基础设施与张家界酒店业成长的相关性分析

3.5 张家界酒店业成长影响因素的动态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知，张家界酒店业成长受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影响因素对其作用的程度亦不相同，且每个因素并不是单独影响酒店业的成长，每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反馈共同影响酒店业的成长，为进一步分析张家界酒店业成长的动态影响机制，我们选用1989-2012年张家界相关数据建立多元化回归模型，以酒店从业人员（Y）作为因变量，反映張家界酒店业的成长情况，而选择人均GDP（X1）、张家界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2）、旅游接待人数（X3）、交通总客运量（X4）为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张家界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投资强度、旅游内在需求和交通服务设施四个方面，首先对其进行对数处理，以减少差分消除趋势性，使不同来源的数据更具平衡性，然后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In（Y）=β+a1In（X1）+a2In（X2）+a3In（X3）+a4In（X4）+ε（2）

其中，β表示常数项，a1、a2、a3、a4为各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ε为扰动项，然后运用Eviews 60软件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In（Y）=-16929+05713In（X1）+07001In（X2）+04554In（X3）+00747In（X4）（3）

其中，可决R系数为9349%，修正可决R系数为9059%，DW值为168，即模型拟合效果很好，从相关系数的大小来看，X2﹥X1﹥X3﹥X4。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的经济含义为：在1%的显著水平下，保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旅游接待人数及交通客运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每提高1%，酒店从业人员将增加057%；在人均GDP、旅游接待人数及交通客运量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多1%，酒店业从业人员将增多070%；而在人均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交通客运量不变的情况下，旅游接待人数每增加1%，酒店从业人员将增多045%；在人均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旅游接待人数不变的情况下，交通客运量每增加1%，酒店从业人员将增多007%，即交通对酒店从业人员的影响最小，可能是交通主要通过影响旅游的客流量间接影响对酒店业的成长情况，而外来游客对酒店的选择，多数会选择临近景区或市域中心，而其他影响因素均可以直接影响酒店业的发展，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最大，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旅游接待人数较小，说明张家界酒店业的发展对游客的依赖性逐步减少，这是一种良性发展，即酒店业受不利事件的影响也会减小。

四、结论

1、从酒店业成长的阶段特性来看：出现期，政府投资优先满足景区建设和旅游接待行业的改建，酒店业的发展速度要快于旅游的发展速度；生成期，张家界旅游人数迅速增涨，酒店业的发展速度要慢于旅游的发展速度，且对于重大不利事件的抵抗力较差，发展还不够成熟；发展期，张家界政府相继出台各项政策来刺激旅游的深化发展，这为酒店业更快、更稳地成长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这段时期，酒店从业人员的数量呈直线增长，虽增长率有所减缓，更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且抵抗不利事件的影响能力有所提升，发展越趋成熟。

2、从静态角度看，张家界酒店业的成长受多因素的限制、影响，如宏观因素有国内旅游的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水平、节假日的调整和各级政府的引导、扶持等，微观因素主要有旅游内在发展需求、市场投资情况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方面，为了进一步测量相关因素对酒店业成长的影响程度，我们主要选取1989-2012年张家界市人均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旅游接待人数和交通客运量量化指标来测算其对酒店业成长作用程度，度量结果发现，张家界人均GDP与酒店业成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996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酒店业成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875；旅游接待人数与酒店业成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581，而交通客运量与酒店业成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915，相关系数相对较小，有待进一步提高。

3、从动态角度看，为了进一步探究各大因素共同影响酒店业的成长情况，我们构建多元化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人均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旅游接待人数和交通客运量四个解释变量与酒店从业人员这一因变量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5713、07001、04554和00747，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酒店业的影响程度最大，交通客运量的作用程度最小。总体来看，对酒店业成长的影响因素按程度大小排序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市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内在需求﹥交通服务设施。（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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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德云.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我国旅游饭店业效率评价研究[J].旅游论坛，2014，7（3）：55-62.

[5] 何建民.论我国本土旅游饭店集团与跨国旅游饭店集团竞争战略的选择模型及其具体选择—兼论锦江国际集团竞争战略类型的选择[J].旅游科学，2004，18（4）：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