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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科学技术呈现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不仅仅代表了生产力，而且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力成为新型的“意识形态”。科技生产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了职业结构的改变，推动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

[关键词]科技生产力；意识形态；意蕴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7131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是为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所写成的。这篇文章既是对他科技生产力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又是同马尔库塞的科技进步观点的辩论。他直接吸取了马尔库塞有关科技是意识形态的思想，但又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对其实现途径进行了批判。深入研究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意蕴，有助于摒弃片面的“单向度”的科技观，客观的认识科技生产力形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属性。

1现代科学技术呈现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

生产力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对生产力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改变。传统概念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利用、改造、征服自然，以获得物质资料的能力，具体表现为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意义的生产力具备三要素：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这三者的结合是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生产力三要素通过在自身基础上建立起的生产关系使得社会大生产成为可能。

马克思从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观角度，对生产力进行了划分。他认为，生产力包括知识形式的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两个部分，“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1]。马克思深刻分析了19世纪中后期科学技术对生产和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和引领作用，透视了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总结了科技进步的历史事实。马克思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对整个自然界进行了革命改造，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以及其他幼稚行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马克思还进一步拓展了生产力范畴的外延，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认为科学和物质生产力不同，它是一种“知识的形式”的生产力[3]，“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产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4]。

进入21世纪，人类跨进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活动的内容伴随着科技创新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生产力作为一个复杂、动态、多层次的经济系统，内涵也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为之改变。鲁品越在《知识经济时代与生产力理论的重构》一文中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是人类依靠、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创造、开发、利用和保护人文资源，以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利益目的的能力[5]。从静态角度上看，科技生产力体现为知识形态的现代生产力，具体表现为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提供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的基础力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科学技术水平和潜力的首要标准。从动态角度看，科技生产力是一种合理的保护、开发、利用、配置、创造资源，采用弹性和柔性的组织生产与管理方式，以高效和集约的方式实现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呈现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有以下的基本特征：第一，具有明确的载体和形式。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往往体现为发明、专利等以知识产权为载体的精神产品，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在特定范围内具有可复制性和可重复性，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往往借助与一定的规则和商业模式，在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传播、接受、继承和发展。第三，具有显著的流动性和渗透性。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流动分两种方式，一种是生产力的转化，即科技生产力通过物化的手段渗透到各生产要素之中并与行业结合，转化为物质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进步；另一种是生产力在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间积聚或扩散，带动相关行业和周边地区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第四，劳动者的知识性和范围性。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生产力必须借助劳动者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管理工作者。由于现代科技对人的知识和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因此劳动者的范围性和专业性就越来越突出。第五，创造性和超前性。知识、观念、公理超前于技术，科学技术和发明又超前于生产，科技行业作为龙头产业引导生产创新和制度创新，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又反作用于科技生产力，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

2生产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意识形态的概念具有多重含义。追溯意识形态的根源，其概念最先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并且试图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一门关于观念与感知的分析的新学科。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表现为哲学、宗教、道德等一系列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反映了一定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根本利益，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乃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具有“最终决定权”，意识形态代表着人类实际物质生存状况下产生的上层建筑形式，即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方式，扮演着“再现生产关系”的作用。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生产力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不同，科学技术哲学新的研究视角转向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合理性问题。马克思·韦伯认为，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工具的合理性将会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总体上推动现代社会的合理化，但是工具合理性的发展也会造成物对人的统治、官僚化等消极因素。霍克海默发展了马克思·韦伯的思想，提出了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性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认为信仰、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皆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说法，并不是攻击那些发明这些行当的个人，而仅仅是陈述了这些现实在社会中所起的客观作用。”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作了深入详细的分析。在他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已经由原来的对统治阶级合法性的批判转向对统治阶级合法性的维护。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生产领域的自动化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压抑性的劳动量随之降低到最低水平。科技进步实现了对异化劳动的废除，带给人们一种高质量的生活形式，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和行为方式作为意识形态证明了对人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马尔库塞强调，科学技术不再是中立的，而是带有欺骗性的“虚假”意识，具有“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的“政治统治功能”。“在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括在生产过程之中。”随着生产力发展带来社会分工深化和细化，导致社会结构功能日益强化，科学技术影响和制约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凸显出来，科学技术不仅仅代表了生产力，而且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同马尔库塞关于技术使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得以合法化的观点。“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上，生产力似乎进入了一种与生产关系的新的组合关系。现在，它们已不再为政治启蒙的利益而充当对流行合法进行批判的基础，相反却成为了合法性的基础”。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就“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

3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力成为新型的“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当中。哈贝马斯指出，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起着主导性作用，已经成为征服自然、控制社会、操纵个人的工具，以至于“社会制度的发展似乎是由科技进步的逻辑决定的：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态必然发展的规律性，而服从于功能需要的政治，必须遵循这种事态必然发展的规律性。”但是，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意识形态，而是人类在劳动中所形成的实践和知识的最新形式，它反映了人类的技术旨趣，源于人类劳动本身。哈贝马斯说，“从日常经验中，我们知道，理念常常用来把辩护性的动机，而不把真正的动机归咎于我们的行为。凡是在这个层面上被称之为合理化的东西，在集体活动的层面上，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中用来辩护、掩盖社会真实状况从而使之合理化、合法化的虚假的意识。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性质的变化是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从而导致社会劳动的根基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其一是“国家干预活动加强了，国家干预活动必须保证制度的稳定性”。国家干预改变了原有的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关系，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社会劳动系统之间原有的直接相关性联系。统治制度继续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来取得权力已不再可能，从而瓦解了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补偿纲领”，即以国家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社会财富增长、以社会财富为对价补偿工人失去的自由劳动权力，就代替了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其二是“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成为社会劳动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生产被融合到单一的高度生产性体制当中，改变了创造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科学技术研究的目的成为不仅是知识技术的创新，还直接应用于劳动和生产过程，对现代化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变化趋势必然导致建立在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生根本改变。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在生产力系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成为“第一性”的因素，而且其发展已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科学技术形成了一套严整的理性规则和操作规范，具有了实现自身目标的明确自主权。科学活动逐步成为社会活动的基础渗透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使得社会发展方向和进程似乎被科学技术这个独立变数所左右，人的交往活动渗透进目的理性活动的系统结构、被科学的模式所代替，致使人们原本理性的科学技术产生非理性的信仰。国家、组织、机构都科学化，社会生活受制于所谓有效的目的、合理的行为，技术旨趣遮蔽了交往旨趣，目的的合理性完全取代了交往的合理性，从而妨碍了人们之间的正常交往和理解，只注重从技术上满足现实需要的活动，而排除价值活动，丧失了精神家园。所以说，哈贝马斯从旨趣认识论观点出发，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和重建。

哈贝马斯认为，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具有广泛性。新意识形态着眼于政治的民主化和民众通过补偿分配而达到非政治化，掩盖了政治的道德“实践”问题，使“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进社会文化生活世界，“比之旧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且所涉及范围更广”。二是具有辩护性。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包含着超越现实的某种理想成分，具备对现实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而科学技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抛弃了理想和价值，反对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因而更加具有辩护功能。三是透明性。与以往“欺骗的不透明性”的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直接把自己的力量诉诸客观的合理性，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因而具有透明性、直接性的特点。

4科技生产力形塑的社会结构

科学技术总是处于向物质形态的转化过程中，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一旦被运用于生产过程，就会从精神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必然引起生产力诸要素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生产力系统的质变。生产力发展进一步通过社会分工的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进一步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生产力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决定力量，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变化的有利杠杆。科技推动现代社会变化的杠杆作用，主要是通过社会分工的中介作用使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科技生产力通过社会分工的变化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随着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中的主导产业沿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路径不断演进。这个历史过程，本质上就是科技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进入21世纪，科技进步带来了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基因测序、干细胞移植等新技术，将以破坏性的革新颠覆传统产业，构建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彻底改变人的交往行为和生产方式，从而诞生新的产业部门，推动产业升级。

其次，科技生产力通过劳动者分工的变化推动了职业结构的改变。随着科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劳动范围和规模在不断扩大，劳动者分工体系也在不断发展。职业结构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劳动者在社会劳动过程中的横向分工，而劳动者横向分工体系的发展直接促进职业结构的演进。从1995年起，由中央、国务院40多个部委（局），组织近千名专家学者，历时4年，对我国当时的社会职业进行了划分和归类。1999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填补了我国职业分类工作领域的空白。在当今社会，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新职业大量涌现，对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的要求也日益提升。从2004年8月起，我国建立了新职业发布制度，目前已经发布了12批共122个新职业，其中包括形象设计师、动画绘制员、数字视频合成师、创业咨询师、动车组司机等知识和技能含量越来越高的新职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单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愈来愈少，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日益增多，脑力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最后，科技生产力通过生产要素所起作用的变化推动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的职业已经成为社会阶层结构形成和划分的重要因素。劳动者在社会中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往往意味着他的知识结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体系中所处的阶层。在资本主义晚期，知识和技术成为生产过程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这不仅使劳动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跨越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阶段基本完成，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者数量不断减少，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不断增多；传统产业的劳动者逐渐减少，而新兴产业部门的劳动者不断增加。这就使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中迅速发展和壮大。中间阶层的主要力量是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在职业上主要是公务员、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学者、企业家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中间阶层的崛起使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显著降低社会阶层激烈冲突的可能，成为社会的稳定器。改革开放以来，在科技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我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我国已分化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十大社会阶层。在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过程中，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突显，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阶层的地位不断上升，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具备了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0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0

[5]鲁品越知识经济时代与生产力理论的重构[J].教学与研究，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