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年地方体验与时代思潮

2015-05-30冯仰操

北方论丛 2015年5期

关键词：许寿裳省界浙江

冯仰操

[摘要]鲁迅早年的地方体验与时代思潮保持着张力，受其影响并保持个性：支持地方自治，却疏离真实的地方政治；整理乡邦文献，却消解革命意义、坚持学术立场；质疑狭隘的省籍认同，却不迷信国族、世界等新的群体认同。

[关键词]鲁迅；地方体验；地方自治；地方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5-0053-04

[收稿日期]2015-06-1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各级地方同样被纳入了这一进程，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等领域内，开始了新旧交织、重新整合的进程。在此背景下，人们的地方体验因时代思潮而趋同，同时，又因个体的多样性而不同。

对于清末民初的鲁迅而言，地方（从绍兴到浙江）无疑是他所关注的，甚至一度是其赖以立足的所在。鲁迅对地方政治、历史文化、地方认同的体验受到当时地方自治、国学保存运动、“非省界”等思潮的影响，同时又与时代思潮保持了若即若离的紧张感。虽然支持地方自治，却疏离真实的地方政治；虽然整理乡邦文献，却偏于纯粹的学术工作；虽然质疑狭隘的省籍认同，却不迷信国族、世界等新兴的群体认同。

一、地方政治的体验与地方自治思潮

鲁迅早年对地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带有强烈的群体色彩，与浙江同乡保持了一致性。不妨先梳理一下鲁迅参加的组织或社团，初入日本，便于1902年加入浙江同乡会，同年通过许寿裳、沈瓞民介绍参加浙学会，1903年组织绍兴同乡恳亲会，1904年参加光复会。

鲁迅参与的一系列组织或团体，或全由浙江人组成，或以浙江人为首，均有浓厚的地缘色彩。因为以地缘为纽带，这些团体多以地方为政治活动的重心或起点。无论是“浙学会”，还是由此衍生的光复会，革命主旨之一是：“首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武装根据地，再逐渐扩大”[1]。而浙江同乡会同样号召以地方为起点，在会刊《浙江潮》的发刊词上，宣扬“欲争自由先言自治，然必于其本土之人情历史地理风俗详悉无遗，而后下手之际乃游刃而有余”[2]。

无论是传统形式的同乡会，还是新式的革命社团，这些团体并不以固有的畛域之见故步自封，均以现代民族国家为终点，并持有现代的政治理念。如《浙江潮》有《警告我乡人》，言：“先为告吾乡人，告而并望吾乡人为天下倡”，所倡者是“地方自治”[3]。这些以地方为起点、以地方自治为理想的主张，正是与当时流行的地方自治思潮一致。自太平一役以来，晚清督抚和绅商两种地方势力扩张，尤其是甲午战后，中央权威失落与外来危机加深，士人普遍觉醒尤其是新知识界纷纷投身地方，办报、兴学、创学会几乎遍地开花，在政治上宣扬西方地方自治制度，以地方为过渡实现拯救国家的目标。地方自治思潮有改良和革命两种趋向，如“改良派把地方自治作为参与国家政治的途径，而革命派却把地方自治作为夺取政权的一种手段”[4]（p.362）。从欧榘甲《新广东》、杨守仁《新湖南》开始，直到光复会等革命派，均以地方自治为起点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的国家，而改良派更多是以地方自治作为起点改良现有政权，进而建立现代国家，其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鲁迅的地方政治诉求与团体保持了同步性。辛亥革命爆发后，周氏兄弟公开宣称：“比者华土光复，共和之治可致，地方自治，为之首涂”，对地方自治的热衷与时代无异[5]。但是，鲁迅早年并未参与多少具体的地方政治活动，主要是以文字介入，并且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疏离甚至悲观。

晚清地方自治的诉求之一是实现本地人的自我治理。各地觉醒了路矿等利权意识，并纷纷投入收回路矿运动。以《浙江潮》为中心的浙江留日学生，曾针对浙江高尔伊卖矿一事频繁发文，号召浙人收复浙矿。如第6期有《刘铁云欲卖浙江全省铁路乎》，该文痛呼“路矿既失，虽有浙江，犹无浙江也”，但事情一波三折，第7期终于辨明《卖浙江全省路矿者非刘铁云一人也别有人也》，高尔伊卖矿一事浮出水面。浙江留日同乡会开特别会议，“各陈方法，互相研究”[6]，于是第8期以高尔伊事件为焦点呼吁浙人收回矿权，先有警告《敬上乡先生请急速设法令高尔伊毁弃矿契约并力图善后书》并附《致高绅尔伊书》，又有专件《为杭绅高尔伊盗卖四府矿事警告全浙绅民启》。翻检当时的报刊，除《浙江潮》外，地方性的《杭州白话报》都借高尔伊一案，呼吁浙人自办浙矿[7]。与浙江同乡会保持一致。鲁迅于《浙江潮》第8期发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称：“浙绅某者，窃某商之故智，而实为外人伥，约将定矣。设我浙人若政府，起而沮尼之，度其结果，亦若俄之于金州诸地耳。”其中，“浙绅某者”指高尔伊，“某商”指刘鹗，“外人”指意商（实为英商），“约”指高尔伊的宝昌公司借外资合开浙江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四府矿产而签的约。其后鲁迅继续以学术鼓吹收回矿权，1906年于上海出版《中国矿产志》，主张“今也，吾将于垂隳之家产，稍有所钩稽克核矣”[8]（p.165），1907年为《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做广告，“知其省其地址矿产而已，知其省其地址命脉而已，知其省其地址命脉所在而已”[9]（p.225）。在高尔伊一案中，鲁迅痛批主谋高尔伊，同时“试问我畏葸文弱之浙人，老病昏聩之政府，有何权力，敢迫其锋”[10]，将浙江人冠以“畏葸文弱”的称号，不无悲观之意。

辛亥革命爆发后，地方自治成为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鲁迅支持绍兴光复并呼吁地方自治的进行，但很快便因绍兴光复后政局与王金发的变化，而陷入了更深的悲观。早在辛亥爆发前，鲁迅便对地方事务表现出厌倦，不断向许寿裳感叹：“越中棘地不可居”[11]（p345），“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11]（p.348）。绍兴光复第二天，鲁迅便指出：“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12]（p.324）。

鲁迅对地方政治的体验有深刻的一面，同时又有褊狭的一面。政治是新旧敌我力量的妥协和制约，并非泾渭分明，井然有序。鲁迅所在意的是理想状态的地方政治，厌恶甚至拒绝更为复杂的现实政治，很快便离开绍兴去南京就职。作为旁观者的鲁迅，他的地方政治体验无疑是个性化的，对革命后的时局很少思考政治层面，更多是精神层面的[13]（p.37），并且无法像政治家那样，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这一倾向一直延续到《新青年》时期，正如汉学家哈雷特·密尔斯所言：“他没有谈论中国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他触及的范围很狭窄……然而真要拿出切实的改革计划时，鲁迅变得比在日本的时候更加含糊其辞，只能拿出一些空泛的议论来应付”[14]（p.10）。

二、地方历史文化的体验与国学保存运动

整理地方历史文化是鲁迅在1911年至1918年工作的重心之一，在此期间辑佚了大量乡邦文献。1911年辑录《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1912年至1914年四次抄录、校勘《谢承后汉书》的不同版本，1915年出版搜集很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还留意绍兴一地的碑刻、乡贤画像，如1912年补绘张岱《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1918年，尚为山阴吕超墓志铭作跋。

1914年，鲁迅为《会稽郡故书杂集》作序，谈及其效仿的对象，“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15]（p.280）。张澍对周氏兄弟的影响，另有周作人的回忆为证：“很喜欢张君所著书，不但是因为辑古逸书收存乡邦文献，刻书字体也很可喜”[16]（p.431）。考鉴源流，鲁迅未免舍近而求远，其对乡邦文献的整理正处于晚清以来以国粹派为中心的潮流之下。

发掘与整理乡邦文献自古便有，张澍身处的清代尤为兴盛。叶德辉梳理其源流：“荟萃乡邦郡邑之书，都为丛刻。自明人梓吴一书始，樊维城盐邑志林继之。”并历数清代各地乡邦文献的整理，“力大者举一省，力小者举一郡一邑”，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2-253页。梁启超亦指出清代学者“好为大规模的网罗遗佚，而先着手于乡邦”，并列举数十百家著作，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456页。至晚清，同样盛极一时，邓实、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国学保存会主导了这一潮流，其工作重心之一是“收罗遗籍，其有古人已毁版之书，或尚有版而不见之书，或写定未刊之书，或久佚之书，海内君子如有以上各书皆可投寄本会”[17]，并创刊《国粹学报》，出版《国粹丛书》《神州国光集》等以保存文献。国学保存会登高一呼，四方相应，保存国粹成为之后众多地方性刊物保存地方文献的旗帜。国学保存会对保存国粹有详细的规划，具体工作均以地方为指向。1906年，刘师培等人倡导建立藏书楼、编辑书籍志，均以各省州县等地方为对象[18]，同时号召编辑乡土志，包括舆地志、政典志、大事志、人物志、方言志、文学志、物产志、礼俗志等[19]。

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国学保存运动“提倡保存国粹以发扬种性；鼓吹攘斥满族以光复旧物”[20]，乡邦文献的整理也出现了新的倾向，即借乡邦文献凸显革命传统、宣扬民族主义。如《浙江潮》设《浙江文献录》一栏，公开其宗旨：“是录所搜先贤遗墨，于世罕见，或藏之宗系，或传自异国，劫灰未灭，毅魂犹灵。世有读者，若论文字，此是美感，若论性觉，此是恶声。”[21]虽然编者声言文献的标准有两个：“美感”与“恶声”，即文学性与政治性，但观其采录的《北征录》（一作《北征得失纪略》）、《上监国鲁王启（庚子）》《上监国鲁王启（壬寅）》等文，全为晚明抗清志士张煌言所作，显然偏向发掘政治性的“恶声”，而非文学性的“美感”。

在群起整理乡邦文献的潮流下，绍兴一地除了鲁迅，刘大白亦在当地《禹域新闻》附刊上整理乡邦文献并出版《禹域丛书》[22]（p.55），而周作人更是在当地《天觉报》上公开征求旧书，如《嘉泰会稽志》及《续志》《会稽撰英总集》《越中金石志》，全为乡邦文献[23]（p.250）。鲁迅等人的工作实际上与之前的国粹派多有联系。鲁迅组织并成立越社，其同志有陈去病。陈去病，江苏吴江人，南社和越社创始人，并且是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整理吴江一地文献著称，自1899年开始辑《松陵文集》，直至1927年辑成《吴江诗录》，横跨30年，共辑成《松陵文集》三编三十余卷，《笠泽词征》26卷，《吴江诗录》60卷等，在晚清时便为刘师培所期许“乡邦文献沦亡尽，胜国遗书掇拾多”[24]。鲁迅对会稽一地文献的整理，与之正是同气相求。

此外，更应提及鲁迅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联系。近世浙人对张煌言的推崇，以章太炎为滥觞，于1901年审定出版《张苍水集》，作序推崇其代表的吴越遗民对文化的保存：“南田划江之师，皆吾吴越遗老知保种者为之，所以存礼乐，绝腥膻，非独为明氏之宗稷而已也。”[25]（p.200）这篇《〈张苍水集〉后序》正是鲁迅当年爱诵的篇目[26]（pp.16-17）。关于刘师培的工作，周氏兄弟也不陌生，当周作人投身地方教育并进行儿童研究时，将刘师培的乡土教科书作为参考，曾托鲁迅为其购买《江苏江宁乡土教科书》[27]（p.102）。

晚清的国学保存运动是典型的“学术加革命”路线，到了鲁迅，革命色彩淡去，学术色彩渐浓。在不理想的地方现实面前，地方历史文化的价值凸显出来，同是1911年，鲁迅言：“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并感叹：“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陨落”[28]（p.341）。鲁迅疏离并否定现实的地方社会，进一步体验到地方历史文化的可贵，对辛苦整理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充满期待：“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15]（p.281）此外，鲁迅不无将地方文化传承作为学术志业的规划，曾经期待好友许寿裳一同奋斗，“开拓越学，俾其曼衍，至于无疆”[29]（p337），甚至“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29]（p.346），并且组建了越社。鲁迅离开绍兴后，虽然在北京的会馆中断续保持着对地方文化的关注，到五四以后，已经很少类似的工作。但鲁迅早年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温情和喜爱，仍旧潜在地发挥着作用，在他以文学创作崛起时，早年体验过的地方历史文化以各种方式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以至“曼衍，至于无疆”。

三、地方认同的体验与“非省界”

乡土意识或地方认同，作为对家乡故里的一种乡土情感和地方观念，兴起甚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广泛存在于各个地域与阶层[30]。当鲁迅走出地方这一空间，便为各种同乡关系所包围，从留日时期的浙江同乡会、民初的绍兴会馆，直到后来北京大学的“某籍某系”，从同乡那里收获友谊和支持，并且增强了固有的地方认同感。但清末民初的中国并存着各种群体认同，正如1900年左右梁启超所经历的：“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县，十七岁后始游他省，了无他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不得不为世界人焉。”[31]（p.587）于是地方认同在与个体认同、国族认同甚至世界认同的相互缠绕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在此背景下，鲁迅排斥各种狭隘的群体认同，并确立个人优先的身份认同。

鲁迅曾提及：“中经游涉，又闻明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15]（p.280），恰表明地方认同开始受到冲击，其中“游涉”是指留日，“明哲”则指向当时“非省界”的倡导者。以地方认同为基础的省籍认同，是晚清新兴的产物，“省界胎于庚辛之间，广人‘新广东出世，省界问题如花初萌。于时各省同乡、恳亲会，后先成立，承流坿风，遂遗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32]。最先是欧榘甲鼓吹“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33]（p.2），其后各省纷纷宣扬各自的省籍认同。不久，针对省籍认同的“非省界”出现，此思潮并不是对省籍认同的否定，而是强调了国族认同的优先性。如文诡《非省界》担心“自省界之说起，而国界种界反退处于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之间”[32]，又如刘师培《论各省界之说足以亡国》认为： “省界”的创说“意非不美”，但“近日之省界，均私而不公”，念兹在兹的是国家，“世有欲保存中国者，倘其持国界之说，废省界之说而不言，庶中国人民，可以收合群之效，以保我中土乎！”[34]（p.453）

经历了省籍认同与“非省界”的纠葛，鲁迅对省界的功过有清醒的体验，但同时对于时人推崇的国族认同、世界认同也保持着距离。鲁迅早在1908年《破恶声论》中，便已显现其对流行的各种认同的批判，如“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附，乃即以大群为鞭箠”[35]（p.28），从而确立以个我为旨归的身份认同，拒绝国家、世界等大群的认同的束缚。至五四期间，鲁迅对于清末与民初的族界、省界有过一番比较，“据我感得，民国成立以后，汉满的恶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以前更其清淡了”[36]（p.236），并继续排斥狭隘的民族认同、省籍认同，1918年8月20日，甚至对许寿裳直言：“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37]（p.366）

四、结语

个体的体验虽然充满了个性化，但在具体的时空下，又时刻被无处不在的时代思潮所裹挟。尤其是近现代中国，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均处于古今中西的交织下，人们的时空体验被不断更新、建构。五四文人，作为以沿海城市为核心生活圈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大多经历了由地方过渡到大城市的阶段。他们早年的地方体验，作为时代思潮和个体经历的混合产物，为他们之后的生活确立了各方面的雏形。本文通过鲁迅这一个案，梳理了鲁迅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寻觅并确立自己对地方政治、历史文化和认同方面的态度和对策，并揭示了鲁迅早年地方体验所蕴含的一些持久的立场和倾向。

[参考文献]

[1]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J]. 上海文学，1961（10）.

[2]匪石.浙风篇[J]. 浙江潮，1903（5）.

[3]攻法子.敬告我乡人[J]. 浙江潮，1903（2）.

[4]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芽与变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周树人，周建人. 维持小学之意见[N]. 越铎日报，1912-01-19.

[6]记吾浙同乡特别会[J]. 浙江潮，1903（8）.

[7]杭州学生. 浙矿事第一次演说[J]. 杭州白话报，1903（26）.

[8]鲁迅.《中国矿产志》导言[C]//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9]鲁迅.《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C]//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10]索子.中国地质略论[J]. 浙江潮，1903（8）.

[11]鲁迅.书信·110307 致许寿裳、书信·110731 致许寿裳[C]//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