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修

摘要 晚近30年来，台湾反核运动经历了一段峰回路转的发展，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之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本文分析了这场国际性的浩劫如何在台湾产生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我将指出，福岛核灾的效果并不是直接激发出反核风潮，而是透过一系列的岛内因素，其中包括反核运动组织的策略创新、公民社会的崛起与政党的退位。在2001年之后，废核四的失败使得台湾反核运动遇到前所未有的重挫，但是新一代的反核运动者从这个教训中学会采用创新的运动策略，将反核讯息传达给更多群体。其次，在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保守的政治取向带来新一波的社会运动浪潮，这也间接使得新反核运动获得有利的发展空间。最后，民进党由于种种原因，在晚近反核运动退位，无法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这一点反而使得反核阵营可以跨越既有的政党认同分歧。

关键词 福岛事件 反核运动 环境运动

一 前言

在福岛核灾即将满两周年的前夕，核能发电争议在台湾成为最当红的政治话题。由于核四案预定还要再追加563亿的预算，需要立法院的同意。在2013年2月，新上任的“行政院长”江宜桦宣布，政府将采取公投方式，来决定核四的存废。江宜桦的声明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不支持以公投来决定公共政策或是台湾前途，相对地，在野的民进党与反核人士则长期鼓吹公投路线。由于现行的公投法有高门槛的限制，投票率要达到50%，公投案才能成案；而且，过去六项全岛性公投都因为投票率不足而失败。因此，国民党政府的公投提案，被视为一记精打细算的政治策略，目的在于阻挡高涨的反核声浪。

2013年3月9日，一场前所未有的反核大游行在台湾举行。据估计，全台湾约有22万民众走上街头，在台北、高雄、台中、台东各地表达他们反核意志。自1989年首度反核游行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规模如此巨大的抗议事件。在游行前后，三项民意调查都显示了普遍的反核声音，反对核四者约为58-69%，而支持核四者不到四分之一（18-25%）。

2014年初，“经济部长”指出，预计在6月核四安检之后，插入燃料棒试运转，仿佛前一年的公投提案从不曾存在。2014年3月8日，全台反核大游行又一次登场。由于天气不佳，加上缺乏公投提案所营造出来的急迫感，参与人数明显下降——主办者宣称有13万人参与。然而，在308大游行落幕十天之后，反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猛然爆发，学生、NGO与市民占领立法院24天，形成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事件，也引发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危机。太阳花学运在4月10日和平落幕之后，反核运动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4月15日，林义雄发表“落实民主、停建核四”的公开信，决定在一周后开始禁食，抗议国民党政府持续兴建核四的立场。随着各地抗议怒潮的涌现，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出现了两次调整。在22日林义雄禁食第一天，马英九提出“没有核安，没有核四，没有核安，没有公投”的说法，但仍是重申核四安检之后立即运转。接下来，在24日（禁食第三天），国民党团与“行政院”共同决议：“核四先完工、再安检、由公投决定是否要插燃料棒”，换言之，原先被偷偷丢掉的公投再被拿出来。到了27日（禁食第六天），国民党县市首长会议，最后决定“核四一号机不施工、安检后封存；二号机全面停工”。因此，尽管江宜桦事后宣称“停工非停建、没有重大政策改变”，试图用文字游戏来掩饰政府被迫退让的窘态，但真正的情况是，在急遽且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动员下，政府小退了两步，至少解除了核四厂今年立即运转的危机。尽管核四已经完成了半套，但这毕竟是在2000-2001年民进党政府“百日废核四”风波之后，首次以由下而上的力量来推动核四停工。反核运动能够克服不利的政治局势，获得这样战果，是十分不容易的。

很显然地，反核运动的复苏是福岛核灾的明显后果。2011年3月11日，海啸摧毁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冷却系统，接连引发三次核心炉融解与爆炸。3月20日，台湾反核人士立即举行了一场反核游行，这是从2001年以降的首次大规模反核抗议。一如预期，政府官员试图保证目前运转中的核电厂安全无虞，不会发生类似的灾难。但是对于大多数在电视上目睹福岛事件的民众而言，这些保证是十分空洞的；如果连技术先进、工作认真的日本都无法处理核灾，那么公信力严重不足的台电又怎么可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事实上，世界核能组织将台湾现有的六座反应炉列入全球最危险的名单内，因为其位置与地质断层带十分接近，。就是基于这样的不信任，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我们看到反核声势不断高涨。“不要让台湾成为下一个福岛”的反核旗帜热卖到缺货，“我是人、我反核”的口号也在因特网上爆红。除原先的反核势力外，越来越多的艺文界人士、电视明星、甚至连国民党中生代都表达了反核的意见。我们要如何解释这样出乎意外的发展昵？长期来看，社会运动往往会经历周期性的起伏变化。但是后福岛之后的台湾反核运动却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它已经带来了实际的改变，使得反核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进入这些讨论之前，我将先描述台湾核能政治的历史背景。

二 台湾的核能产业

台湾的核能发电自始以来就是一项政府主导的计划，其中涉及经济、军事与科学等多种目的。1955年，原子能委员会成立，其目的之一就是引进这项当图1.台湾的核能设备分布时的尖端科技。1970年代，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在进入核能时代，“国营”的台湾电力公司开始兴建核能电厂。当时，核能不只被政府官员视为解决能源危机的万灵药，同时也被列入所谓的“十大建设”，以产业升级计划之名来广为宣传。在1978-1985年间，三座核电厂、六座反应炉开始运转，全部都是台电经营的。在1990年，就装置容量而言，核能占所有发电量的36%；在20年后，其比例降为17%，因为核电的扩充受到人民的反对。

直至1990年代中期，发电向来是政府的垄断产业，后续的电业自由化方案开始容许独立发电厂（independent power providers）与各种汽电共生设备的设置。尽管如此，核电仍维持国营的状态。在台湾，原能会、台电以及许多政府资助的研究员向来鼓吹核能发电，他们强调核能是廉价而稳定的电力来源。基本上而言，台湾的“拥核集团”十分类似于日本的“原子力村”，都是横跨产官学的庞大利益集团，其封闭性向来受到公众批评。晚近以来，拥核集团的理由又加入一项，亦即可以减碳，防止地球暖化。然而，反核人士反对这些说法，他们认为核电的成本是被低估的，而且台湾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找到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办法。在一开始，企业界支持政府的拥核立场，因为他们依赖电力的稳定供应。国民党也曾动员企业来为核电护航，例如，1994年当核四预算案在立法院审查时，工商团体发起了一场拥核的“请愿”。

电力自由化的推行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至2006年，台湾已经有11家民营电厂，主要是燃煤与天然气，以及94家汽电共生厂，生产全岛所需的34%电力。民营电厂是有利可图的事业，因为他们享有台电长期的购电合约。企业原先只是电力的消费者，现在许多财团都经营了电厂，成为电力的生产者，而不再只依赖政府，这使得他们对于争议以久的核四案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以往，核四看似不可或缺的；但是在目前，核四这类巨型计划（预计发电量2700万千瓦，占2006年民营电厂发电量的37%），却有可能排挤民营电厂。早在1999年，台塑集团就公开反对核四案，因为他们的麦寮电厂是台湾最大的民营电厂。在福岛核灾之后，也越来越多的企业站出来反核，例如富邦（见以下说明）、长荣。坚持拥核的国民党已经无法动员企业来为核四声援，这项因素也有助于反核运动。

三 反对核能的理由

拥核人士总是强调，核能是发电最佳的选项，在各种能源都需要进口的台湾，同样大小的燃料棒远比煤矿、原油、天然气更能提供稳定而长期的电力来源。然而台湾人民越来越反对核能，主要理由有下面几点：

首先，核能发电的安全是最令人所担忧的。核能反应炉最大的危机就是核分裂的连锁反应一旦无法及时停止，不但产生的电力无法运送出去，不断升高的炉心温度还将会导致核心融解或是氢爆的意外，如此一来，具有致命危险的放射线物质将会被释放出来，带来大规模的破坏。因此，许多核电厂都设置了独立发电厂、备用发电机、贮水池等其他第二层或第三层等防备系统。然而问题在于有各种可能意外会导致核电事故，无论地震、海啸、台风、军事攻击等等，谁能保证当这些意外发生时，不会将这些防备系统一并催毁？再且，台湾既有的三座核电厂中，核一厂与核二厂位于台北不到30公里处，而大台北总共有六百万人口，当核灾发生时，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疏散的可能，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或地区会采取这样非常不智的场址选择。

其次，核废料的终极处理始终是一个难题。在七十年代，台湾大力发展核能时，美国担心核废料被用来提炼核武，因此要求用过的燃料棒要送到美国处理与保管。但是随着美国反核声浪高涨，光是处理自家的就很困难，更不可能接收境外的核废料。在地狭人稠的台湾，尽管政府愿意提拨巨额的回馈金，诱使某些偏乡地方收容这些放射性长达数万年的核废料，也很难找到合适的终极处置场址。以往台湾政府曾试图寻找国外的处置场所，例如在九十年代期曾与北韩达成协议，但是最后在国际压力下宣告放弃，目前台电人员在“倡导”核电时，有时也会暗示可以送往中国大陆处理。因此，目前台湾废弃的燃料棒都是直接贮藏在三个核电厂的场址内，在可见的未来很难移往终极处置场。

第三，核电工程经费庞大，经常被认为有严重的利益输送与官商勾结情事。台湾的核一、核二、核三厂在建厂时，都有多次追加预费的前科。命运多舛的核四厂更是严重，目前已经累积投入的预算高达2700亿新台币。也因此，核电厂的兴建有许多法律的问题。在2000年之前，尽管台湾仍是由拥核的国民党执政，行政部门也一直为核四案护航，监察院仍对此提出三次纠正案，分别针对环境影响评估程序（1995年9月）、建筑执照发放（1999年4月）、未查报预定地的古迹（2000年1月）。在1999年，台北县政府认定台电工程部门滥垦，违背水土保育法，罚款30万元并停工2年。在2002年6月，核四也爆发工程弊案，包商出现了严重的施工错误。在晚近，核四工程的重重问题连拥核人士也看不下去了。国民党政府所指派的核四安全监督委员林宗尧，在2011年7月，发表长达五千字的“核四论”，痛批核四厂是“举世罕见的特殊厂”，从设计、施工到监工，存在各种致命的缺憾。

最后，台湾位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火山与海啸本来就是不可改变的自然条件，再加上台风的侵袭，这些环境因素都加深核能发电的风险因子。问题在于当初台湾在选址兴建核电厂时，从来没有将这些问题列入考虑。等到核一、二厂都已经运作，才发现附近有一条山脚断层，而比较晚近的核四案，规划之初也没有完善的地质调查，忽略了枋脚断层，也没有评估附近的龟山岛海底火山之可能影响。因此，反核人士认为，台湾目前还没有发生灾难性的核能事故，只是因为运气好，未来就是很难说了。

四 台湾反核运动的历史

福岛并不是第一个激发本土反核运动的全球性核能灾难。1979年3月的三里岛事件引发美国人民对于核能发电的质疑，在草根公民团体的施压下，美国核能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受到很大的质疑。三里岛事件对于台湾当初留美的理工科教授产生很大的冲击，例如林俊义、张国龙、黄提源，他们看到七十年代因为石油危机正热门的核能产业由红翻黑，但是在台湾，相关的讨论与警觉仍是不足的。在三里岛事件发生时，台湾已经完成两座核电厂，有四座反应炉在运转，而核三厂仍在兴建中，政府也将核能发电高举为“十大建设”之一。这些反核学者成为了所谓的“异议科学家”（dissent scientists），他们引进当时最新的反核论述，在台湾引发了一场核能辩论。尽管当时仍处于戒严时期，这些核能异议在公共领域（杂志、报纸）的呈现，已经挑战到政府的言论监控。

八十年代初期，台电发生了一连串的核电厂管理不当事件，兴建中的核三厂也追加不少的预算，反核声音获得更多的回响。在1985年，55位国民党籍立委与6位党外立委分别联署，要求暂缓核四案的规划。在当时由于经济部不满意台电的处理，所以行政院长俞国华决定支持此一提案，核四案的预算被删除了，算是台湾反核运动的初步胜利。

在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也带给台湾反核运动相当的冲击。西德的绿党在1983年首次进入联邦级议会，欧洲人民对于核电的质疑，也使得绿党声势大涨，这对台湾的反对党有重大的示范效应。当时兴起中的反核运动已经取得了党外运动的支持，党外杂志对于岛内的核电厂管理不当也有许多报导，因此，当他们在9月组成民进党时，反核的立场就毫无异议地被写入党纲。民进党高举反核旗帜，使得台湾的核能争议开始出现政党化的色彩。透过与民进党的结盟，反核运动采取了“政治中心的策略”（politics-centered approach），在反对党的政治人物与支持群众，宣传反核的理念。在以往，反核学者会避免透露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在八十年代末期以降，他们越来越愿意表态。以有台湾“反核运动之父”之称的林俊义为例，他在1979年写了台湾第一篇反核文章。到了1989年，他取得了民进党籍，并且投入该年的选举。在那时，他提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反核就是反独裁”。从事后来看，这句话等于是为当时迅速政党化的反核运动定了基调。

民进党在日后的政治实力增长也使得其与反核运动的联盟更坚实化。在1990年，民进党取得台北县的执政，并且一直维持到2005年为止。台北县不仅向来是台湾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域，而且核四预定地贡寮也是在此，这使得反核运动者获得了挑战国民党拥核政策的重要政治杠杆。民进党的基层实力是反核运动的重要的资源，因为上层政府一直拒绝让反核团体有参与管道。举例而言，从1994到1998年间，贡寮乡、台北县、台北市、宜兰县政府曾举行过四次“公投”，都是在民进党执政的首长支持下才有可能的。在2003年公投法通过之前，“公投”缺乏法定的效力，因此，除非取得反对党的背书，反核运动者是无法采用这种高度政治性的抗争剧目（protest repertoire）。在更上层次，从1993年之后，民进党向来维持立法院三分之一的席次，这也是反核者所能动用的政治资源。从1991年起，国民党政府重启核四案，需要立法院支持其预算，因此，反对党的席次可以采取若干的政治抵制动作。在1996年，由于民进党与新党的议事策略，通过废核决议文。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采取宪法规定的“复议”程序，来恢复核四预算案。

在后切尔诺贝利时期，台湾反核运动越来越政党化，同时也变得更激进化，参与者不再只是大学教授、政治人物，草根民众也加入其潮流。在1987年7月的解除戒严令之后，街头抗议成为各种社会不满的表达管道，以往因为核能发电厂所苦的受害者开始积极动员，企图让外界知道他们的声音。在1987年12月，兰屿的达悟族人抗议台电的核废料场。在1988年3月，贡寮居民组织自救会，反对核四厂的兴建。这些反核群众控诉他们当时是如何被台电与政府官员所欺骗，而他们的行动使得学者的反核论述更显得有力。日益高涨的反核声势在1990年10月导致了流血冲突，警察强制拆除贡寮人在核四预定地所搭起的棚架，在一阵冲撞之后，一位警察不幸丧生，许多当地抗议者也被逮捕，其中更有人被判无期徒刑。尽管情治单位与警方大力镇压反核运动，“一OO三”事件并没有压制住反核运动的兴起。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台北市的反核游行，成为每年都要上演的抗争大戏，其规模在1994年达到最高峰，媒体估计约有二、三万群众参与。下表所呈现的，是平面媒体所报导的历年游行人数。

如果游行的群众规模可以当作是运动发展的指标，那么后切尔诺贝利的反核运动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但接下来逐渐丧失公众的关切，议题的显著度开始下滑。这个时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变化。首先，就岛内政治局势而言，在1996年核四复议案通过之后，立法院不再是主要的战场，因为行政部门无需每年提出预算案。其次，民进党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取得执政地位，因此，对于社会抗议的支持也不如以往的投入。虽然党纲中的反核宣示仍保持不变，但是事实上民进党菁英对于核能的关切已减少许多。因此，部分反核人士为了维持运动的自主性，避免过度依赖民进党，在1996年成立台湾绿党。然而，绿党的选举参与并不太成功，他们很难说服选民，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核政党，而不是日益主流化的民进党。

就国际局势而言，切尔诺贝利效应随着时间而递减。随着地球暖化效应在九十年代的广泛讨论，人们变得更多地关切气候变迁的危害，而不是辐射威胁。在国际环境运动社群中，也有若干知名的运动领袖发表声明：为了避免全球暖化，可以适度采用核能。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签订，使得全球减碳登上了国际环境合作的议程表。尽管台湾并没有在联合国架构下参与气候变迁议题的审议，但是在来年政府仍是宣示了“无悔”政策，强调无论全球减碳是否能成功，台湾都将遵守相关的规定。在这个脉络下，台电开始将核能说成是减碳的最佳选项，也是不得不采取的发电方式。相对于此，反核人士反驳这样的论点，他们指出，“使用核能从开采铀矿、提炼核燃料、兴建电厂、电厂除役、拆厂与核废料处理，均会耗用大量化石能源及水泥、钢筋等材料，而产生大量二氧化碳”，页590）。但是很显然，这样的主张无法抗衡越来越流行的“核能减碳”说法。

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带来台湾首度的政党轮替。尽管一开始民进党政府对于核四争议摇摆不定，到了10月终于正式宣布中止核四兴建。这项决定受到反核人士的欢迎，但是也激发出以国民党为主的反对阵营之团结，利用立法院的多数来进行抵制。才就职四个月，陈水扁已经面临在野党所提出的罢免声浪。为了避免更多的政治动荡，民进党决定退让，寻求与在野党的妥协。2001年2月，核四复工，反核人士的胜利只不过持续约一百天。

在民进党政府撤守反核立场之际，他们对于反核人士提出了若干承诺。首先，民进党宣称已经取得在野政党的背书，将“非核家园”视为终极目标。在2002年通过的环境基本法中，就有“非核家园”的条款。其次，民进党决定成立跨部会层级的非核家园倡导委员会，广泛邀请民间团体参与。这是有史以来，台湾政府愿意投入资源，以提升公众对于核能风险的认知。最后，民进党保证会将核四争议付诸公投。

在2001年看似不得不然的政治妥协，后来却衍生出持续而重大的政治后果。为了提振低迷的经济，民进党政府提出了“拼经济”的政策目标，其原先的环境与反核承诺也就被一并抛弃了。尽管公投程序终于在2003年获得法制化，但是民进党的保证却跳票了。在2004年的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提出了两项颇具争议的公投选项，分别是关于两岸关系与国防采购，但是核四案却不见踪影。在野阵营试图抵制这两项公投，但是被忽略与冷落的则是反核人士，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政党斗争之中。

在陈水扁取得连任之后，核四议题看来已经像是遥远的回忆了。民进党主政者决心要将核四兴建完成，不再重复2000年的错误。在2004、2006年，民进党政府两次同意了核四厂的追加预算，而毫无意外地，在野阵营掌控的立法院让其过关。气势衰退的反核阵营也无法再像九十年代一样，发动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在陈水扁两任领导人任期即将届满之际，前中研院长李远哲表示，有鉴于气候变迁带来的巨大挑战，以及再生能源的有限进展，核能仍是“必要之恶”。李远哲强调，这是一个科学家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特定政治阵营的态度转变。

在反核运动阵营中，李远哲的个人“转向”引发了讨论，许多运动者认为，他所获得的信息不够完整，因此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是无论如何，在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之际，反核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大幅萎缩。为国民党重新取得执政的马英九政府，采取了拥核的立场。他上任之后，就不再任命新的非核家园倡导委员会。在福岛核灾之前，国民党政府更曾积极加紧核四兴建工程，希望能在让其提前运转，以作为“民国百年的贺礼”。

总之，一直到2011年的福岛核灾为止，台湾的反核运动已经历了十年的低潮，无法从2001年核四复工的挫败重新站起来。

五 策略创新：运动者如何从挫折中站起来

社会运动起起伏伏，呈现出周期的发展已经是被普遍公认的现象。许多学者试图解答兴衰的动力机制，比较少人关注运动者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将运动理念延续下去。所谓的“暂缓结构”（structure of abeyance），是指一群紧密连结的人际网络，能够维持参与者的士气，以抗拒日益不友善的公共舆论。“壮胆的迷思”（fortifying myth）能够强化参与者的信念，以更强大的心理建设来因应新发生的挫败。这些策略的作用主要都是在于维系运动团体的内部，台湾反核运动的发展却采取另一种可能，亦即以新的方式来将反核要求传播给新的支持者。

民进党政府在2001年的核四续建决定，一方面是反核运动的重大挫败，另一方面也带给运动者新的难题。政治盟友背离，而反对党仍旧坚定拥核，反核运动者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政治操作空间。然而，民进党政府所开启的政策管道，例如非核家园倡导委员会，却提供了新的参与方式。要如何面对民进党政府，台湾的环境运动出现了策略考虑上的差异。比较资深的团体，例如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环盟），决定利用体制内的管道，向政府施压。尽管环盟对于民进党主政者越来越背离环境承诺感到痛心，但是他们仍没有选择退出。自1987年成立以来，环盟一度是台湾最重要、规模最大的环境团体。它主要是由反核学者、民进党成员、草根民众所组成，向来是采取亲民进党的态度。因此，尽管执政期间的民进党不再反核，环盟仍避免公开批评民进党，而是选择以体制内的方式，采取合作的态度。

相对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绿盟），则代表了台湾环境运动中较年轻的一股势力。绿盟于1992年成立，一开始是环盟的台北分会，但是由于他们与总会的路线有异，因此在2000年正式退出，另起炉灶。环盟向来是由大学教授主导，而绿盟的成员主要是前学运份子。世代的差异反映在他们如何看待民进党：许多环盟教授以前曾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比较愿意与民进党合作，尽管他们也知道后者并不完全可靠。然而，绿盟成员则对民进党的背离比较不能宽容。

2001年后，绿盟对于民进党的“背叛”采取了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由于绿盟成员无法参与民进党政府所提供的政策管道，他们有更强的疏离感。因此，尽管环盟与绿盟都坚持反核的立场，但是由于后者缺乏正式管道，因而被迫采取更创新的方式来重建运动。

绿盟成员首先与贡寮居民合作，后者承受核四续建最大的打击。有很长期一段时间，地方上的反核活动等于是完全停止。贡寮人难过地指出，他们已经被国民党打压习惯了，但是结果连民进党都捉弄他们，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绿盟成员鼓励他们持续进行反核活动，像是用“心理治疗”的方式，来让挫败成为可以被正面对待的不愉快经验。他们也带来“小区总体营造”的组织观念，协助在地小区取得官方的资源，以提倡贡寮的渔业文化，使得这备受打击的小区能重新站稳脚步。

2004年，绿盟的成员崔愫欣拍摄了一部受好评的记录片《贡寮你好吗？》。这部影片将贡寮人数十年来心声呈现出来，让原先认为核四争议只是政党恶斗的民众看到了较少为人所知的故事。这部片对于民进党政府的续建核四决定，提出了严厉的道德控诉，明白地刻划出希望落空的年迈贡寮运动者，以及坐稳国家大位而安逸的民进党政治人物之间的巨大落差。《贡寮你好吗？》在台湾各处上映，也引发许多人对于贡寮人的同情。

最后，摇滚乐也成为反核运动可以援用的新媒介。2000年，台北县政府开始在贡寮举行海洋音乐祭活动，这项试图结合沙滩文化与摇滚乐的观光提升活动，却是在核四工地不远的地方进行的。绿盟成员取得官员的同意，在音乐祭活动现场摆设摊位，发放反核文宣，以及各种年轻人喜欢的装饰品。结果这成为一种向年轻世代营销反核讯息的成功方式。2004年，在毫无事先安排的情况下，台上表演的乐团开始讲起反对核四兴建，这开启了艺文界人士参与反核运动的风潮。从2009年起，绿盟也在贡寮发起他们的反核音乐会，这项活动的名称是“诺努客”（No Nuke），结合了音乐会、海滩活动、艺文展示与抗议活动。这些文化活动让反核运动变得比较“潮”，核四议题被重新包装之后，就少了历史悲情与政党色彩，这种软性印象使得更多原先不关心的人愿意注意核四。

从失败中学到教训，绿盟试图以非传统的方式来维系反核运动的香火，这些年轻的运动者成功地将反核理念扩散至新的听众。从事后来看，缺乏正式管道反而成为一种激励的力量。民进党在2008年下台之后，长期与其合作的环盟受到运动界的质疑，而绿盟却仍可以宣称他们是政治中立的。因此，等到福岛事件发生，绿盟扮演了重要的关键性角色，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可以说服亲国民党的势力或是甚至是国民党政治人物加入反核阵营。举例而言，成立于2013年3月的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是由富邦金融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陈蔼玲发起的，而众所皆知，富邦长期以来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富邦2005年并购台北市政府的台北银行，即发生在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在陈蔼玲决定投入反核运动之前.她曾与绿盟崔愫欣再三确认，确定反核运动与民进党无关。

六 进击的公民社会：社会运动风潮中的福岛效应

对台湾而言，福岛事件发生的时机正好遇到一个社会运动兴起的阶段。自从国民党在2008年重新取得执政以来，有越来越多社会抗议事件发生。乘着这股风潮，反核人士也比较容易招募到运动的同情者或是参与者。下表呈现了2008-2011年间的抗议动态：

警方统计与新闻报导一致表明：自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以来，台湾的公共社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抗争性格。这样的结果符合学者的观察，面对保守派的政权，社会运动的确“重新再出发”。有几项原因可以解释晚近社会抗争的兴起。首先，自从八十年代以降，国民党与社会运动就关系紧张。在意识型态上，国民党对于人权、性别平等、生态保育、劳工保护等议题的立场都与社会运动相对立。在野八年期间，国民党试图容纳越来越高涨的台湾意识，但是其社会议题上的保守主义仍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国民党的卷土重来意味着一个不友善的执政者上台，这令社会运动面临具体的“威胁”（threat）。此外，许多过去制度化的参与管道也日益紧缩，不再能接纳运动者。马英九上台后，前面提到的非核家园倡导委员会就不再召开了。由于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疏离，抗议就成为了运动者唯一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

其次，通讯传播科技的突破，例如行动网际网络、社交媒体等，也使得信息传播越来越去中心化与成本廉价。脸书构成的网络所带来动员效应，从“阿拉伯之春”到全球占领运动可以看到，而台湾自然是处于这股浪潮之中。以至今仍喧扰不休的苗栗大埔事件为例，这个颇受争议的土地征收事件是因为公民记者拍摄了政府派推土机铲平农田的画面而受到关注的。原本主流媒体完全不理会这类事件，CNN网站收录这一则新闻后，在台湾引发了高度重视，激发出一波又一波的“土地正义”运动。

大学生通常是重度的网络用户，因此他们的运动参与往往也是透过网络来动员的。脸书自从在2008年推出台湾的繁体中文平台之后，迅速成为学生运动的最重要媒介。在2012年的“文林苑”抗争事件中，透过脸书所发起的动员令，在一个晚上就号召出300多位学生参与守护家园的抗争，尽管学生最后仍无法阻止政府拆房子的举动，但是该事件之后，台北市的所有都更案都暂停执行了。

研究者指出，社会运动常会有非预图的结果，包括所谓的“外溢作用”（spillover effect），亦即是先行的运动为后起的运动“创造机会”。因此，与其说福岛事件是突如其来的冲击，唤起了沉睡中的台湾公民社会，不如说它加速了已经展开动员的抗争风潮。

台湾文艺界在晚近反核运动的显著角色，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外溢效果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工作者为何愿意站出来表态反核？在以往，台湾的文艺界大致上是政治冷漠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戒严时期的党政控制之遗绪。然而，在近来的环境争议中，他们的参与却是越来越明显。在2010年的国光石化争议中，一群文学作家、剧场工作者、摄影师联署反对开发浊水溪口北岸湿地。在2011年，他们更分批组团，实际参访了国光石化的预定地，并且以各种艺文创作来歌颂湿地之美。因此，等到福岛事件爆发时，台湾的艺文界已经有一股积极动员、关切生态环境的氛围，而反核运动的兴起也搭上了这班顺风车。从事后来看，如果福岛事件早两年发生，或许艺文界的参与风气就不会这样高涨了。

2014年春天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凝聚了近几年所积累的公民社会力量，也意想不到地为反核运动取得重要的成果。林义雄的绝食公开信于3月中旬完成，预计在3月24日进行禁食，但是由于学生占领立法院而先行搁置。后来尽管反核团体与民进党方面都曾试图劝阻林义雄，但他仍强力坚持于4月22日开始在台北义光教会进行禁食。其次，在林义雄禁食的刺激下，反核团体也加紧了动员，要求立即停建核四。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活动包括：

（1） 24日晚上，民进党发起“停建核四：一人一叩、守护生命”，请民众自凯道沿着信义路一路牵手到林义雄禁食所在地义光教会，约有四千人参加。

（2） 26日上午的“核辐大逃杀”反核路跑，由爸爸非核阵线、台湾环境保护联盟、民进党举办，约有七千人参加。

（3） 26日晚上的“全民守护废核决心”晚会，由全国废核平台举办，约有上万人参加。

（4） 27日下午到28日凌晨的“停建核四、还权于民”游行活动，主办单位是全国废核平台，有近五万人参加。后来群众更发起“占领忠孝西路”活动，在凌晨被台北市警方用水炮强制驱离。

上述的活动都是在台北进行，但是近年来反核四风潮也蔓延到台北以外，全台各地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系反核黄丝带”、“烛光静坐”、“朗读反核绘本”声援活动。此外，从22日开始，公投护台湾联盟等独派团体也号召群众包围立法院，连续好几天与警察、立委发挥激烈的冲突。在29日傍晚，约有五百人占领忠孝东路与林森南路路口，试图瘫痪交通。随着林义雄禁食时间拉长，有些独派团体更扬言，如果林义雄不幸倒下，他们将“放弃非暴力抗争，采取积极有效的抗争手段”。

在林义雄禁食的八日之中，反核团体展现强大而密集的动员力量；无论他们是采取温和抑或是激进的抗争手段，其共同结果都是对于坚持拥核的国民党政府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追根究底而言，这样前所未有的动员风潮，固然是起源于林义雄禁食的精神感召，但高涨的公民社会才是真正广乏参与的源头。

七 民进党丧失反核运动的领导权

前面提到，1990年代的反核运动是与民进党联盟。在年度反核游行中，民进党政治人物常动员他们的支持者来参与，明显可见的民进党旗帜使得人们产生错觉，彷佛这是一场政党活动。然而，后福岛时期反核运动却摆脱了这种政党色彩，一部分原因在于民进党在执政八年算是支持核四案的，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其晚近过度的政治投机主义，引发反核人士的批判，而不得不让出反核运动的主导权。

在绿蓝纷扰的政治格局下，任何社会运动被贴上“政党化”的标签，就容易丧失公信力。这也是为何许多晚近的运动议题都强调自己是与政治势力无关的“公民运动”。如何跨越敏感而尖锐的政党认同分歧，是反核运动所要面对的挑战。在福岛事件之后，民进党立即高举反核的旗帜，个别的政治人物也利用这个议题为自己造势。2011年的“三二O游行”，在时间点上遇到民进党的党内初选，因此，候选人都想要利用这个群众场合，来争取曝光机会。民进党政治人物动员他们的支持者、个人的旗帜与宣传车，导致了反核游行的主轴被模糊了。因此，有一些反核运动者在现场高喊：“核四是蓝绿共业”，与民进党支持群众几乎产生冲突。

在蔡英文的领导人选战中，她提议核四应完工但是不商转。她也反对现行的核电厂廷后除役，根据她的规划，台湾最快可以在2025年到达非核家园的目标。蔡英文的立场是妥协方案，一方面她拒绝反核人士的要求，立即放弃核四工程，很显然地是为了避免民进党执政时期的错误；另一方面，民进党也需要与仍拥核的国民党有所区隔。到了选举决战的关键时期，核电议题并不是蓝绿两阵营正面交锋的战场，民进党方面不强调自己的“渐进废核”主张，也显示其面临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毕竟，民进党执政时期也同意了核四追加预算，到了下台后再采取反对立场，总是会被人批评前后不一致。

在马英九顺利赢得2012年领导人选举之后，民进党对于核电议题的掌握能力更加弱化。在苏贞昌担任党主席之后，曾在2013年1月举行过一场大规模的反马游行。接下来，利用这个气势，苏贞昌公开宣布，将要以民进党力量来发起核四公投，希望能在2014年底的七合一选举中一并举行。由于既有的公投法规定了高门槛的程序，因此，如果不与全国性大选合并举办，过关的机会是不大的。但是即便如此，民进党仍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民进党没有与反核运动者事先商量，因此他们对于这样的宣布感到不满，认为民进党根本是想要抢夺运动的主导权。其次，根据2013年初的预估，核四厂到了2014年底就应该已经运转，这使得公投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民进党的失策加深了反核运动者的怀疑：民进党并不是真正关心核电厂的危害，而只是想要从其中获得政治利益。换言之，公投提案根本无法阻挡核四，而只是为民进党增加选票。面对党内外的批评，苏贞昌很快地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当2013年2月，新上任的江宜桦内阁计划在今年夏天举行公投，民进党缺乏领导能力的窘境更形恶化。民进党菁英深知，这是一个国民党故意设下的政治陷阱，要拉民进党去打一场非常有可能失败的战争，因此，一开始民进党反而陷入两难，无法决定是否同意国民党的作法。如果民进党坚持公投路线，高门槛的制度设计将民进党面临政治挫败；如果民进党反对公投，那么他们就坐实了“叶公好龙”的指控。

后来民进党终于决定要采取“正面迎战”的因应策略，一方面动员其支持者，另一方面修改公投法。但是到了此时，民进党已经被迫在反核阵营中退居第二线。在2013年“三O九”那场反核游行中，民进党下令动员令，但是也要求其党公职人员不得携带政党旗帜。因此，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反核抗议事件中，民进党成了在场的缺席者。从事后来看，民进党丧失反核运动的领导权，使得后福岛时期的反核运动降低了政党色彩，更能跨越蓝绿的分歧。

为了因应2014年春天林义雄禁食所激发的反核风潮，民进党在4月16日提出“二O一四终结核四”行动方案，提出“核四公投特别条例”，比照离岛博弈公投，排除现行公投法需过半全国人民投票的高门槛，改以简单多数决，并且要求公投主文改以可呈现正反意见的方式。后来，民进党决定让步，将门槛限制由无门槛的简单多数决改成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国民党方面仍不接受，核四公投特别条例无法径付二读。此外，从4月20到25日之间，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连续与郝龙斌、江宜桦、朱立伦、马英九等人会面，商讨核四议题之解决。

值得注意的，民进党在这段期间的策略或多或少是因应了反核运动的去政党化方向，而采取较务实的方式。首先，苏贞昌能够接连会见国民党重量级人物，是他宣布不竞选连任党主席之后，因此在公众观感上，较能不带有政党利益的色彩。其次，民进党也放弃了原先修正公投法，降低公投门槛的立场，而将核四议题特案化，避免刺激到国民党对于鸟笼公投法的坚持。

八 反核声浪的兴起

为何台湾人民对于日本核灾特别有感，也是基于特定的脉络。在日本周遭的国家和地区中，台湾尽管被日本长期殖民统治，却仍是最友善的。虽然国民党长期灌输反日的中国民族主义教育，但是老一辈的仍保持对日本时期的怀旧心态，因为他们厌恶战后初期的国民党压迫，而年轻世代则是受到东洋流行文化的吸引，“哈日”是普遍的流行。一直到2011年前，日本人一直是来台最多的国际旅客，而且向来是台湾人出境的第二大目的地。基于这样密切的往来，台湾人民对于日本灾难特别容易感同身受，在“三一一事件”中，台湾民间提供了最多的国际援助金额。可以这样说，历史与文化的亲近性，带来“经验上的可共量性”（experiential commensurability），因此反核运动者较容易说服民众，在日本发生的事情，台湾也有可能发生。如此，“别让台湾成为下一个福岛”成为晚近反核运动最有力的口号。

福岛效应也使得一些原先不关心的人成为积极份子。刘黎儿即是明显的例子。她是旅居东京的台湾专栏作家，以专门写作女性情欲等风花雪月议题著称。她们全家在电视上看到福岛事故，决定紧急撤离，到大阪疏散一周。这段逃难的经验，以及日本文坛的反核风潮，使她下定决心，参与反核运动的行列。刘黎儿承认，她自己对辐射威胁的了解太晚了。关于性爱与情欲的写作，有可能是道德上模糊的，但是她宣称核电议题是“黑白分明的”。自从福岛事件之后，刘黎儿出版了三本反核专著，也经常在反核活动现场发言，参与各种抗议活动。

福岛核灾不只是重新振兴了沉睡中的台湾反核运动，也使社会抗议开始有创新与创造性的手法。根据联合报系的电子数据库，2005-2010年间平均每年只有3件反核抗议，但是到了2011年，抗议事件则是出现了17件。量化数据所无法呈现的是，反核意见开始出现“艺术性的创造力”（artful creativity），而这正是Jasper认为的“道德抗议”（moral protest）之核心元素。

由于马英九曾公开失言“没有人反对我们的核电政策”。一群电影导演、摄影师、演员策动了一场行动艺术。2012年5月，他们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秘密集结，阻挡交通，用躺卧的方式排出“人”字形的图样。同时，他们也高呼“我是人，我反核”。透过网络的影像分享，这种行动抗议的手法在台湾各公共空间都曾被使用过。

之后，文化界的公众人物越来越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反核意志。在2012年10月，著作的网络作家与导演九把刀，当面在“总统府”劝马英九放弃核四案，那个场合是他出席领导人颁奖的场合。在官方主导的金钟奖、金马奖、金曲奖等颁奖仪式上，许多主流艺文界明星也利用走红地毯的机会亮出反核标语，或是在得奖感言中提到反核。这些个人化的反核宣示，提振了反核阵营的信心。在2013年的“三O九大游行”前夕，平常总是充斥各种肤浅八卦消息的娱乐新闻，出现了许多名人反核的报导。很明显地，反核已经成为主流民意，超越了原先的运动支持者与民进党群众的范围。

在高涨的反核民意中，台湾的工商业也成为反核运动的意外盟友。在以往，企业与环境运动总是处于对立的关系，许多开发案是企业界所推动，也是政府所鼓励的，但是环境运动常指责其不顾环境所付出的代价。能源密集产业，例如石化、钢铁、水泥等，对于电力的价格与稳定供给，有特殊的要求。在2000-2001年的核四争议中，民进党政府之所以让步，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工商业的反弹，这直接反映在股市的动荡中。

2013年3月，与富邦金控资方有密切关系的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成立，他们招募许多女性企业家与名人共同参与。这使得从来都不理会反核团体的马英九、江宜桦不得不与他们的代表进行公开的对话。不久，长荣航空也高调表达反核的立场。非常有趣的是，只有很少的企业领袖愿意支持马英九政府的拥核立场。更重要地，尽管有核四公投的打算，但是殷市却完全不受其影响。在2012年领导人选举前，台湾的大财团几乎都表达了支持马英九的立场，但是在核四立场上，他们却选择了反对的态度。很明显，企业界已经意识到核能灾难的危险会影响其经营获利。

民间对于核能的质疑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甚至连向来拥核的国民党也出现内部分裂。2012年11月，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对于辖区内的核一、核二厂之安全有顾虑，而且强调，如果核四有安全疑虑，就不应运转。在2013年“三O九游行”之后，台北市郝龙斌更加码演出，他认为核四可以立即停建，而不需要公投。在2014年4月20日，苏贞昌拜见郝龙斌，在会后记者会时，两人表示“停建核四”为共识。23日，苏贞昌与朱立伦见面，双方更同意现行公投门槛应修正。朱立伦支持修改公投法的表态，更是对于坚决拒绝任何更动公投门槛的马英九、江宜桦，是重要的打击。因此，到最后，国民党政府挡住了调降公投门槛的攻势，但是却同意核四的局部停工。

朱与郝是国民党下一代的接班人，他们的表态自有其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很明显地，他们急忙投靠反核阵营，是看准了民意动向的政治赌注，其结果也使得拥核的马英九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因此，出乎意料地，福岛核灾提前点燃了国民党的接班斗争，也让其传统的拥核立场跟着陪葬。

九 结论

一位分析伊朗革命的学者指出，革命的本质在于其“无法解释的性格”（anti-explanation），只要大变革仍是无法想象的，实际上那就是不可能的。集体行动要如何跨越必要门槛，成为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似乎只能被事后解释，而无法在事前预测。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后福岛时期的台湾反核运动。在日本核灾两年后，我们看到台湾人民态度的巨大转变。在此之前，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稳固的反核四民意、一个早就沉寂十年的运动重新复苏，而且变得更多彩多姿、主流化、超越党派，向来拥核的国民党则是呈现严重的内部分歧。

在本文中，我试图分析台湾反核运动如何浴火重生。台湾人民看到福岛核灾的恐怖景像，也对于可能的辐射扩散出现了集体的恐慌。但是光凭这些仍无法解释为台湾出现了东亚最强大的反核运动。国际性灾难并不会在各国引发一致的反应，因为相异的境内脉络就像是不同角度的三棱镜一样，将光线折射成不同的样态。

上述分析指认出台湾三个有助于反核运动的条件。首先，2001年之后的反核运动新策略，不仅有助于渡过了运动的低潮，也扩张了运动的支持者。其次，2008年之后的抗议活动兴盛对于反核产生了外溢作用。最后，民进党丧失了对于运动的主导权，反而创造出更宽广的运动招募与动员的空间。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是，30余年来的反核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而台湾从来没有离非核家园的理想如此接近。到底这个理想是否会实现，台湾有没有可能在亚洲拥有核电的国家和地区中，第一个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仍有待于后续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