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乱世之际，士人依照各自的性情及当时的处境选择各自的处世方式。其中一类人选择了隐逸山林，外表旷达洒脱，内心愤世嫉俗。一类人选择了屈志入仕，被人不齿，然其内心感怅，却不为人知。乱世之下，士人多有双重人格，且带有浓郁的悲情色彩。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士人;处世方式;隐逸山林;屈志入仕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1]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衰弱之世，更是一乱世，然而思想却极其解放。“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古代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2]值此衰乱之世，何去何从，困扰着这一代士人。从《世说新语》中士人的用舍行藏、言行举止，我们也许可以窥探出魏晋士人的处世方式及其内心的悲欢苦乐。

一、隐逸山林

隐士自古作为一种与执政者相对立的角色存在着，自先秦便已产生。如许由、巢父，如伯夷、叔齐，他们被后代士人称颂推崇，引以自喻，一直传唱不休。在乱世之下，士人既要保全性命，又要坚持操守。隐逸山林，也许是一种最佳的方式。但真正的隐士不只是贪图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们心怀天下，在江湖而心系庙堂，在草野而关心国政。因此，他们既是隐士也是斗士，既旷达洒脱，同时又愤世嫉俗。

在魏晋时期，老庄思想大盛，孔孟思想受到了冲击，隐逸思想、玄论之风广布。《文心雕龙·论说》中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3]。竹林七贤“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便是典型的隐逸名士，他们饮酒清谈，“口不臧否人物”，“外物不足怫其心”，魏晋士人的隐逸心态、旷达情怀从《栖逸》与《雅量》中也可见一斑。

江湖与庙堂往往对立。士人不愿屈从于政权，便驱车驾舟寻觅自己的栖息所，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往往表现出言行奇特，举止怪异。从《任诞》与《简傲》中也可窥探一二，如刘伶裸形见客，如阮籍白眼示人。然究其心态，处世太过消极则往往苦闷压抑，心有块垒，无法排遣。如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则恸哭而返”。太过锋芒毕露，也会得罪权贵，被杀身之祸。如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4]“言论放荡，非毁典谟”[5]，得罪了钟会，亦为司马氏所不容。可见乱世之下的士人时乖命舛，多带有悲情色彩。

二、屈志入仕

魏晋时期礼教瓦解，老庄盛行，屈志入仕，既是受道家贵生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乱世之下不得已而选择的一种出路。在《世说新语》中屈志入仕的便有山涛、向秀及嵇康之子嵇绍。山涛初与嵇康、阮籍“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后却入仕为官。《栖逸》中云，山涛“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嵇康与书告绝”。《政事》中云，嵇康被诛后，山涛又举康子绍为秘书丞，嵇绍从之。后人对之非议不已。向秀前期与嵇康、吕安友善，有拔俗之韵，“常与嵇康偶锻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雅好老庄，旷达洒脱。但后期屈志入仕，也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言语》：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向秀前后反差，大令人嗟叹。然其“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可见向秀入仕只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其写下的《怀旧赋》实则是其当时心态的写照。“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赋中感念昔日，怀悼故友，字里行间，饱含哀伤。其实也是对自己人生命运的一种感怅。自古入仕他朝，便是不忠不义，多被士人所不齿。他们看似荣华在身，其实内心亦深自感怅，却不为人知。

乱世之下，每一个人都会依照各自的性情及当时的处境选择各自的人生，选择各自的处世方式。屈原与渔父自古便是两种人生观、价值观的代表。魏晋士人的思想自由、解放，同时又矛盾、复杂。一个人不会仅仅局限于一种思想。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魏晋名士“表面上毁坏名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亦“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6]犹如阮籍饮酒旷达，但也穷途而哭。乱世之下士人多有双重人格，带有浓郁的悲情色彩，看似风流，其实并不快活。

参考文献：

[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刘义庆著.劉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作者简介：刘延军（1989–），男，山东滕州人，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