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鲁迅的《伤逝》和巴金的《寒夜》是两部极富有参照价值的文学作品，具有相同的悲剧性主题，共同承载着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度关切及对现代知识分子人生出路的深入思考。青年知识分子所暴露出的人性弱点和缺陷是造成两部小说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子君和汪文宣在现实的重压下安于现状，逐渐消磨了个性，迷失了自我;涓生和曾树生在面对现实困境时则显现出一种强烈的抗争意识，在个人主义观念的引领下选择理性抛弃情感。

关键词：《伤逝》;《寒夜》;悲剧性主题

鲁迅认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这就将悲剧的对象指向了“有价值”的人。在《伤逝》和《寒夜》中，都融入了作家对于人生和生命意义的理性思考，注重人在思想观念和意识精神上的全面革新;通过小说中几位主人公的人生走向鲜明地反映了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困境时所作出的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进而将国家的命运同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这一角度来讲，造成《伤逝》与《寒夜》悲剧的根源正是在于青年知识分子自身，他们在未知的人生道路上摸索前行，让自我在人性的困顿与挣扎中显现出灵魂的真实颜色。

在两部小说中，以涓生和子君、汪文宣和曾树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面对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困境时采取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子君和汪文宣难逃命运的捉弄，在人生的迷途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结;涓生和曾树生向命运进行抗争，在奋力摆脱毁灭厄运的挣扎中又渐入新的迷途。事实上，不论他们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生活的怪圈，在望不到尽头的长夜里迷失前进的方向。由此可见，青年知识分子并不仅仅只是个性解放的先锋，在他们的身上同样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和缺陷，在严酷现实的打压下显露出脆弱和卑琐。因此，从人性的角度去考察青年知识分子本身，同样值得引起关注和深思。

一、个性的消磨与生命本体的内在缺陷

在《伤逝》和《寒夜》中，子君和汪文宣都终究难逃走向毁灭的人生命运，成为他们所处时代和社会下的牺牲品。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弱者，却被囚禁在现实的困境当中，逐渐消磨了个性，迷失了自我。实际上，子君和汪文宣曾经都是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先行人，那时的他们满怀着人生理想，敢于在世人的不解和嘲讽中傲然前行，热烈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自主的婚姻，在思想启蒙的过程中初步建立起独具个性的精神追求和人格特性。然而，思想上的觉醒并不足以掩盖他们主观意志上的脆弱和无助。在时代环境和家庭生活的困境面前，身处于困顿中的知识青年充分领略到自我精神意志在与眼前强劲的社会势力的对比之下所显露出的力量的微薄，将痛苦的呼喊埋藏于心底，在现实的重压之下选择了安于现状。最终，他们还是胆怯了、妥协了，甚至都失去了尝试去对现实作出反抗和挑战的勇气。

子君的悲哀，主要就在于她始终不能将自我的人格意识与热烈的爱情观念相区别来看待，误将走出旧家庭看做是自我独立人格的完成。在她的眼中，追求与涓生的爱情就是形成自我独立人格的全部意义。因此，她能在爱情的引领下冲出旧家庭，也会在爱情遗失后走向人生的毁灭。子君独立的人格意识是在反抗封建礼教和追求爱情自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情感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子君对传统势力所作出的种种反抗并不全是针对于现实社会下的传统制度观念，而是将其作为使她摆脱旧家庭束缚和收获爱情的工具。她所寻求的不是对整个思想禁锢的社会观念的变革，而是能够独立选择爱与自由的权利。但是，她天真的将爱情当作是人生追求的全部，认为与涓生共同组建起来的新家庭便是自己最好的人生归宿，全然忘记了生活的其他要义，更不会料想到有一天会失去涓生的爱情。

子君的抗争意识在琐碎而忙碌的家庭生活中逐渐被消磨殆尽，她时常回味过去与涓生间的精神交谈，却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迷茫和困顿。她的精神永远停留在了涓生向她表达爱意的那一时刻，反而不知道要怎样面对现实的空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她自身精神意志的薄弱，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真正意义。涓生最终明白：“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2]”当爱情消散了，支撑子君生存下去的人格意识便会完全失去依附，她曾经建构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就随之坍塌，最终沦陷于空洞和虚无。

同样的，在汪文宣的身上，仿佛也能看到子君的影子。從曾经的激昂奋进到现实的苦苦挣扎，他们的人生经历是如此相似而富有参照性。相比较于子君所受的思想局限，汪文宣要比她更加清醒和现实。他能够看出社会问题，也能发现制度诟病;他了解自己的生活状况，也明白自己的现实处境。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汪文宣又是过于清醒和现实了。他充分认识到自身力量与现实势力之间的巨大差距，以至于完全丧失了与之抗争的勇气和能力。因此，如果说子君的人生悲剧在于她还没有完全形成独立思考现实与人生的自我人格，那么汪文宣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个性上的懦弱和精神意志的不坚定。事实上，他对眼前严酷的社会现实和艰辛的生活状况抱有怨言，但却从不敢在人前表现出来。在公司里，他为了微薄的薪水隐瞒病情，小心翼翼地做校对工作。即使是在内心中发出抗议：“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3]”但到头来，他的抗议终究会在“为了生活，我只能忍受”的敷衍下受到压制。在家里，他周旋在母亲和妻子之间，虽然对永无休止的争吵感到反感，但他仍在痛苦中选择默默承受。而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他更不敢心存一星半点的幻想。一次家里停电，汪文宣诉苦道：“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但在转念间，他又叹口气断念道：“光明，我哪敢存这个妄想啊？”现实的压力使他被迫放弃了对生活的渴求，如此一来他又怎能在这惨淡的现实生活中寻求自我生存的立足？

汪文宣是个善良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自我压抑的受难者，他的人格和尊严遭到践踏，在困顿与痛苦中挣扎沦陷。在小说中，汪文宣带着凄凉的微笑说着：“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他的善良让他变得懦弱，他用真心去直面惨淡的现实，换得的却是身心上的病痛。因此，汪文宣的妥协退让和委曲求全，正在于他自我人格发展的不健全和内在生命意识的消散，充分暴露出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还不成熟的一面。

二、个人主义的引领与理性抛弃情感

与子君和汪文宣不同，涓生和曾树生在面对现实困境时则显现出一种强烈的抗争意识，具有与前者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念，努力保持着清醒的理性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引入到国内，使之与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形成抗衡。这有助于打破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思想对人的精神禁锢，带来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涓生和曾树生便是深受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讲文化，重视个人发展，追求个性自由。尽管他们身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但在他们的身上均能显示出自我独立人格的强大精神力量。然而，涓生和曾树生毕竟又是能够在时代环境下保有自我独立人格的少数派，他们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生活，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这种追求自我的独立人格意识在与社会固有的传统观念的激烈碰撞中必然会带来价值观念的冲突，这样便使得身处现实生活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被迫陷入“独自突围”或是与他人“共同毁灭”的两难境地，给他们在精神上和情感上带来双重的矛盾折磨。

在《伤逝》中，涓生发自内心的话语充满了强烈的忏悔意味和苦闷情绪。在对往事的追忆中，他怀念曾经与子君的美好爱恋，悔恨于自己对子君的决绝和抛弃，同时又对今后未知的人生感到痛苦和迷茫。涓生曾认为自己是个清醒的人，他全面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理念，保有个性观念和理想追求，渴望着自我的新生。因此，他将世俗的教化视如粪土，对那些思想固化、保守传统的守旧者感到反感和厌倦，在恶劣的世风之下选择独善其身。然而他仍旧没能逃过命运的捉弄，身陷在与子君的爱情当中，又在两人逐渐变了味道的生活中猛然醒悟。现实的生活与他的构想相差甚远，经济上的困境和对子君爱的消散让他深切的认识到人生的要义：“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4]”情感是需要在精神和思想的共鸣中才能激发出来的，没有对生活的渴求，便失去了人生前进的动力。可见，涓生终究是理性的，在经历过失败的爱情后对现实和人生看得更加透彻和明晰。然而，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独自一人，独立的人格意识和走向新生道路的执着信念能够支撑他顶住社会现实的重压，却不能让脆弱的子君摆脱空虚和困顿。作为子君生存的支柱，他有责任承担起这一切的后果。但是在个性主义引领下的涓生最终还是抛下了一切独身而去，他无法忍受那个冰冷的家和子君带着怨色的眼神，甚至还想到过子君的死。他不是没有经受过自己良心的谴责，但仍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护。涓生认为：“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5]”这种说法其实本没有错，只能说用错了对象。说到底涓生并不是真正了解子君，直到子君的生命因他的抛弃而走向消逝，他才明白自己曾经以为的真实到头来都是虚无缥缈的假象。因此，即使涓生在个人主义观念的引领下独自冲出小家的围困，却又会必然陷入社会大家的重重围堵，他的未来境遇依然令人堪忧。正如他自己所认识到的：“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6]”涓生的所作所为自是有违道义，但不能不承认他也是动荡社会现实下的受害者，日后将在困顿和对子君的忏悔中继续他的人生。

涓生在现实的困境下艰难地选择了自救，曾树生亦是在经过了矛盾和挣扎后走向了与涓生相似的道路，抛弃家庭去追求所谓的自由。相比较于涓生，曾树生往往能够博得人们更多的怜悯和同情，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在于她的女性身份。与觉醒后再度陷入空虚的女性子君相比，曾树生要显得更加成熟而稳重，她能在现实的困境中保有自我的独立人格意识，勇敢地探求人生的出路。在曾树生生活的年代，女性观念逐渐受到重视，女性地位得到提高，女性角色也开始由传统的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进行转换。因此，她可以不拘泥于家庭，独立寻求经济上的自足，形成相对健全的人格特质。

曾树生是一位时代职业女性，她深受个人主义观念的熏陶，在对自由和独立人格的不懈追求中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和生命力。但在恶劣现实环境的驱使下，她也不得不面临着个人和道义之间的两难选择。作为一个女性，曾树生远不能像涓生那样决绝的抛弃家庭。在她独立的女性身份背后，她还在家庭中扮演着妻子、媳妇和母亲的三重角色。虽然涓生能够忍心割舍掉爱情缺失并几近崩溃的家庭，但曾树生却不敢断然抛弃对这个组建多年的家的感情。一方面，曾树生理性的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7]”她还年轻，没有理由将青春荒废在这个垂死无光的家庭中，离开便意味着对一切重担和痛苦的解脱，她应当去寻找自由的生路。另一方面，她对汪文宣又是有感情基础的，抛下重病的丈夫和整个家庭这样有违道义的做法讓她承受到良心上的不安和谴责。事实上，和涓生一样，曾树生的摇摆不定也是有目共睹的。她身陷在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矛盾冲突当中，折磨着她的精神。但在潜意识里，曾树生还是希望能够逃离这个家，而愈加恶劣的婆媳关系更是成为致使她割舍情感和道义而全面投向个人主义的催化剂。她终究还是难以承受生活所施加给她的痛苦和折磨，为了个人的自由而离开了这个让她倍感冷漠的家庭。但是，真正的自由仍旧距离她十分遥远，在曾树生的身上不可避免的带有女性依附人格的延续，尽管她在精神层面具备独立的人格意识，但在物质层面仍不能完全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性，因此她也并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独立个体。当曾树生再次归来，站在寒夜中渴求着温暖时，她所感受到的是对汪文宣的愧疚以及对未来的无助和迷茫。因此，曾树生的命运就如同涓生一般，被阻隔在现实社会的围城之中，带着对汪家人的内疚，在对自由的永不间断的追求中继续自己未知的人生。

三、结语

在对《伤逝》和《寒夜》的悲剧性比较过程中，能够发现它们都是带有强烈现实和时代色彩的小说创作，并在揭露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注重对青年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人性的拷问。但不可否认，它们同时又都被作家隐性地赋予了“新生”和“希望”的内涵，寄予了作家对于未来与新生活的殷切期望。因此，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读值得向更深层面去进行探究。

参考文献：

[1] 鲁迅.坟[C]·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92-193.

[2][4][5][6] 鲁迅.彷徨·伤逝[J].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3，292，295，303.

[3][7] 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64，91.

作者简介：王莉莎，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