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韬

“人质事件”尽管复杂，但解决的办法无非包括三种：一是通过斡旋柔性解决。二是以妥协换安全。三是以军事手段进行武力解决。从历史上看，用武力手段营救人质往往是解决问题的不得已之法。尽管那些成功用武力解救人质的故事总是那么让人血脉贲张，啧啧称奇，且对正义的彰显效应显著，但要知道武力解救人质必须具备充分的条件，否则，在战术层面只能加速人质危机，在战略层面则可能使矛盾双方的仇恨不可调和，进而在更深层次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产生影响。

对于正雄心勃勃走向“海外”的日本自卫队官兵而言，军事手段有可能成为选项之一吗？

有媒体披露，在IS发出人质威胁信息不久，日本警察厅就设置了110余人的对策本部，还将追加派遣专业应对恐怖组织的部队“国际恐怖主义紧急展开班”开赴日本政府在约旦设置的现场对策本部。尽管这被认为是日本以军事手段应对人质危机做出的积极准备，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动作的符号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这是因为，首先，军事手段营救人质必须有充分的情报保障。目前来看，尽管日本与美国在中东有情报合作机制，但能够供给日本有关IS的信息还十分匮乏，日本和IS处于高度信息不对称状态，在情报不充分情况下开展武力解救人质是用兵大忌。

其次，军事手段营救人质一般需要具有整体作战优势，即在整体的环境下，营救一方的军事力量处于绝对优势状态，也就是必须有牛刀杀鸡的态势，历史上营救人质成功的案例大多是基于这种环境的。但IS武装分子深处自己大本营挟持人质，属于主场作战，具有整体作战优势，日本纵使派出特种作战力量也处于相对整体劣势，营救风险陂大。

此外，日本反恐作战力量的实战能力有待考证。对于一支部队而言，特别是对于战术级军事行动来说，战斗经验极为重要，而日本的反恐作战力量显然在这方面较为匮乏。目前，日本的反恐作战力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于警察系统的“雄鹰”部队，这支部队最初是因应日本赤军分子发动的恐怖事件而组建的，实力较为突出。据披露，这支部队曾参与了1999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营救被恐怖组织扣为人质的地质和考古学家的行动，尽管这次营救是以吉政府军为主，但这也确是日本特种部队为数不多的营救经验之一。

外界普遍认为，日本另一支具备反恐作战职能的特种部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空降旅，这支部队是日本自卫队的精锐，其主要训练课目为在敌后进行侦察、破坏和袭击作战，而这支部队在海外开展反恐行动的经验几为空白，且不论其派出海外的合法性问题，单就其是否能适应临时作战环境而言也堪称问题。

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这场人质危機将使日本国内围绕安倍外交安保路线的舆论进一步分化。会有更多人认为，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相比，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能更好地保护国民安全。而对立的舆论则认为，正是因为日本人在海外遭到的威胁增加，日本需要更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

不出所料，安倍等人正在企图以这起人质事件为借口，扩大自卫队的海外行动自由度。安倍的院外外交智囊宫家邦彦甚至鼓吹，日本有必要打破禁忌，探讨成立海外谍报机构。《产经新闻》还借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话说，为了在海外解救本国公民，日本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允许在海外动用“特种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