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四不主义”与自由新闻观探析

2015-05-30李阳冉

今传媒 2015年7期

李阳冉

摘要：张季鸾作为“民国四大报人”之一，他苦心经营的新记《大公报》记录着万千民众的心声与一个时代的兴衰。本文从张季鸾早期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外和内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两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有机结合、西方自由观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三点，希望对当代报业的发展有所启示。

三、张季鸾的新闻自由观对当下报业发展的启示

（一）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

张季鸾不仅是自由主义盛行时期充满着济世情怀的“论证文人”，更是将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式”报恩思想、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有机统一起来的践行者。他在《归乡记》中曾深情地写道：“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全社会对我有恩，都应该报。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教万代子孙作奴隶，人民若常常这样想着，似乎易于避免堕落，这是我的思想。^[4]”

在新时期，面对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报业面临着转型，受注意力经济的驱使，报纸的商业化色彩越来越浓。部分新闻从业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一味地迎合受众，有偿新闻、新闻欺诈等现象屡见不鲜，最终造成媒体公信力的消解，使得报业发展举步维艰。张季鸾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与自由主义新闻观启示我们，今天的报业转型若要步入正轨，职业报人则必须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站在公众的立场思考问题，勇于发声，为维护公众利益不懈努力，为新闻事业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的繁荣进步不懈奋斗。

（二）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有机结合

张季鸾的新闻专业主义体现在《大公报》的每一处，他将身心完全贡献给了《大公报》并通过报纸完全贡献给了社会和国家。于他而言，新闻不仅是他的职业，更是他的生命。同为《大公报》创始人的徐铸成曾回忆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版面。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用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他的敬业精神令同行后辈敬佩不已。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新闻传媒业也逐步实现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在市场自由竞争机制中，如何争取更多受众、扩大自身影响力成为新闻媒体的必然追求。而当新闻成为一种商品，就不免会出现过度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不仅会造成新闻本质弱化，还会对社会舆论产生负面的引导，对公众日常行为形成不良暗示，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张季鸾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早期报人以及当时报业发展情况的影响下有了新的突破。他对当时许多报刊经济上受人牵制，丧失报纸独立性这一现象深有体会，也对报纸的独立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主张报纸应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政治上不党，经济上独立，办报目的上不带有任何私图，只是作为公民自由表达言论，维护公共利益的喉舌。报纸作为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无论在何时，都应保持其独立性，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始终拥有独立的“报格”，将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取信于民。

（三）西方自由观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

张季鸾早期的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主张反对政府压制舆论，统制新闻，积极追求言论自由。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他的自由新闻观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着。这一时期，他倡导一切都应服务于抗战救国的大局，认为言论要服从国政，接受统制。由此可见，张季鸾的新闻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他的新闻思想以抗战为界限，由主张绝对的新闻自由转向相对自由，报纸的性质也从“独立的舆论机关”转向“国家的宣传机关”。

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人人都是麦克风，新闻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报业也处于改革转型期，而如何攻坚克难，实现报业的顺利转型，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所要深思的问题。近年来，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标榜新闻自由是彻底的、绝对的，借着“维护人权”与“新闻自由”的名义一再干涉别国内政，但实质上，这种所谓的“自由”是虚伪的，是被财团、企业所控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超阶级的，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必须受到一定法律规范和阶级立场的约束。因此，我国报业要健康发展，必须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新闻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新闻自由观，最终实现自由与纪律、自由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的统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