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玮

几个月前，心血来潮想学韩语，我借机认识了在学校交换的两个韩国女生。

一次互相推荐电影，我推荐了《霸王别姬》，她俩推荐了《素媛》。于是看了。

然后，内心激荡，辗转难眠，有一种情绪如鲠在喉。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6岁的小女孩素媛，模样乖巧，笑容可爱。她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位于街角的家中。家里经营着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杂货店，母亲作为老板娘日夜忙碌不得闲暇，父亲则在工厂干着繁重的工作。在一个飘雨的早上，素媛打着雨伞独自上学。在离学校近在咫尺的地方，她遭遇一个相貌猥琐、酒气冲天的大叔，悲剧发生。

手上满是鲜血的素媛拨打电话报警。抢救时，医生告诉爸爸，素媛的直肠到大肠的最顶端有多发性创伤与撕裂，要想保命，得把大肠和肛门全部取出，做一个人工肛门，把小肠的一端拽到肚子外面。手术后，素媛逃不开媒体的聚光灯。有一次为了躲避记者进行紧急转移，素媛又无法控制便意，污秽弄满了洁白的床单。她羞愧地哭着、闹着。爸爸心疼地要给她擦干净，她的脑海里闪回性侵的经过。她蹬着腿，不让爸爸靠近，差点儿因为窒息再次送命。

在那之后，素媛不愿面对自己的父亲。这个笨拙的男人找道具公司借了一套旧的“可可蒙”（素媛喜欢的动画片角色）人偶服。从此，素媛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大大的人偶“可可蒙”，给她表演，陪她康复。最后，素媛终于问陪伴她回家的“可可蒙”，你是爸爸吗，你不热吗，主动拉着他的手回家。笑脸的“可可蒙”背后，满头大汗的素媛爸爸泣不成声。

打动我最深的，是一段素媛和心理医生的谈话。“为什么觉得去不了学校？”“丢脸。”“为什么觉得丢脸？”“那件事。”“那件事？”“我不会跟朋友们说的。”“你觉得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呢？”“应该会知道吧。”“那你怎么跟大家解释你这段时间不在？”“我想了一下，我就说和父母去亲戚家了，或者去旅游了。”“在发生这事后，我们素媛最伤心的是什么？”“上不了学，爸妈因为我上不了班，还花了很多钱。”“出院之后，素媛最想干什么？”“最想去学校看朋友们，也想看弟弟出生。但是学校应该是去不了了，假期作业也没完成。我还想等弟弟出生，抱抱他。但我戴着这东西（排便袋），我会弄脏他。我也害怕，因为弟弟太可爱，爸爸妈妈会更偏爱他。”

素媛看着不远处广场上玩闹的小孩子们，眼里是和年龄完全不相称的忧伤，“阿姨，你有没有想过，有天一觉起来，就能回到过去了。昨天我感觉，一觉起来就能回到过去了，所以，我没把药吐了，乖乖吃完了药之后才去睡觉。但今天早上醒来，发现还是一样。”心理医生问：“那么，素媛是什么心情呢？”素媛说：“很伤心。以前我奶奶老是说：哎哟，要死了，哎哟，要死了！我现在似乎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心理医生问：“是什么意思呢？”素媛说：“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电影毕竟是用了诗意的手段去处理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素媛》。对于她的痛苦来说，任何安慰都是隔靴搔痒。那种伴随一生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厌弃，你不经历，就不知道那是多大的一个黑洞，多深的一道伤口。就像尼采所说，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让我难过的是善良人的眼泪。实施性侵的大叔没什么愧疚，他用“醉酒后神志不清”为理由辩护，最终被判处12年刑罚。是最善良的一群人，为他的罪恶用一生买单。素媛睁着她依旧纯洁的大眼睛说：“那个大叔让我给他撑伞，我也本想直接走掉，但我觉得该给大叔撑伞，不让他淋雨，所以就给他撑了。但大家都觉得是我的错，谁也不夸我……”素媛的小伙伴荣植大哭：“我那天早上本来是想等素媛一起上学的啊！”素媛的妈妈说：“是我要她走那条大马路的。”……

不，你们都没有错。我多么希望一觉醒来，这世界上所有人都只有自己的普通小烦恼，而不用为别人的恶付出代价。

如果能对阳光下的丑陋视而不见

我对素媛有那么多共鸣，是因为她让我想起两个好朋友，N和J。

N是我的大学同学。有一年暑假，她在一家报社实习。但直到毕业之前一次非常偶然的交谈中，她才突然告诉我，那次实习中，带她的老师是一个50多岁、文采很好、见识渊博的主任记者，平时会装作不小心地摸到她的胸、打到她的屁股。

震惊。我问N，这是实习多久后发生的事情？N说，实习两周后。我继续问，你后来不是还实习了很久吗？N说，是的，在那之后，她继续跟着那名记者老师，实习满了8个星期。8个星期后，她拿着厚厚一叠发表的、有她署名的报纸，拿着那名小有名气的记者的推荐信，觉得哭都哭不出来。

我问N，就算要继续完成那份实习，难道不能巧妙地和记者老师说一下？N叹了口气说，自己当时太小。是啊，那时N刚刚满18岁，她在记者老师第一次碰到她的时候，心生不快，但以为那只是偶然。没想到，后来他越来越频繁、不那么高明地反复碰到她的胸、她的腰。

终于有一次，在报社吃完晚饭后，N爆发了，她的委屈她的愤怒全部倾泻了出来。她冲着记者老师喊，你能不能别装了，能不能别故意装作碰到这里那里啊？没想到平时儒雅的记者老师顿时变了脸，几乎是狰狞地冲她说：“什么玩意儿啊，自己想多了吧？真恶心。”他又走近她，说：“小心点，你信不信我让你在学校都混不下去！”

N大哭。醒了。原来和老师的对质只是一个梦。N说，如果真的发泄了，老师的反应也许比梦中更加不堪。当时的她，根本就没有勇敢到去处理这种复杂的场面。梦境中的恐惧，一直伴随着N后面三年的大学生活。

那天，我俩坐在操场的草坪上，本来是想快毕业了，说说掏心窝的话。没想到N第一次和人分享她这段不开心的经历。震惊的同时，我更多的是苦涩。我知道N的个性，早慧而坚强。但有谁教过一个女孩初入职场、甚至是第一份实习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呢？那个夏日的午后，阳光洒在我和N的身上，我们不再交谈，静静坐着，看着操场上男生们挥汗如雨地踢球。青春真好，简单真好，阳光真好，如果能对阳光下的丑陋也视而不见的话。

没想到，两年后，类似的叙述又在耳边响起。在我研究生快毕业前，在宿舍楼下的快餐厅，我和J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说到了即将步入职场的种种注意。J说，大一暑假，18岁的她在家乡的电视台当实习记者。一次报道时政新闻，她坐着，对面是当地的一个官员。她穿着格子衬衫，话筒别在了胸口的位置上。采访的两个小时，她注意到那个官员不住地往她的胸口打量，来来回回。到后来，对方的视线已经连隐晦都算不上了。

J不知道该对那种打量做些什么，只觉得怪怪的。等到暑假结束再回到学校时，同学们都说她瘦了。她笑笑，很勉强。后来一到夏天，她出门前都要束胸。在炎炎的夏日，她除了穿内衣，还要用非常紧绷的白色背心掩饰住自己青春蓬勃的身体。她单纯地觉得，对方的打量可能是自己的错，因为，“我胸大”。

她们原谅了自己

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一样，有那种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的顿悟时刻。N和J的对话，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时刻。

这世界的复杂之处在于，我开始成长，我也开始认可，有些私德有问题的人，他可能文采出众、可能才华卓然，他可能就是平时你敬重的师长、信赖的伙伴。但这不代表，你在和他相处的时候，不需要武装，不配得到基本的尊重。他对你的骚扰，是他的问题，不是你青春美好的身体犯下的错误。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在国外，我们的同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苦恼，不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校园中。只不过因为文化的不同，这个问题以另一种路径展现了出来。在对美国和加拿大报警的强奸案例进行统计后发现，对女性实施这一行为的，并不是大家印象里的“鬼鬼祟祟地藏在院子外树丛边的陌生人”，更多的，就是女性的朋友、亲人、师长，认识的人。

在传统的东方文化里，人和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比较深。这是一种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到的“长老统治”——一种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文化逐渐内化成了思维方式，大部分人开始服从这种看不见的权力。对相对年轻、涉世未深的女性来说，这种权力的影响还是多重的——年龄上的长对幼、地位上的尊对卑，还加上性别上的男性对女性。当然，这样的金字塔，已经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现代化的进程，悄然地发生着变革。

J跟我说过，她其实和她的母亲巧妙地说过这件事，只不过在那个叙述的版本里，不是她本人遭到了不友好的骚扰，而是另一个朋友。J母亲的态度，是习以为常，而且，是“离那些个风骚的女同学远一点儿”。越是传统的人，对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越是信服。所以往往遇到了这种事情，父母反而成了我们最不敢倾诉的对象。

好在，我身边的N和J成长为出色、有智慧而善于倾听的人。她们没有被教过怎么巧妙地向隐性骚扰说不，她们靠自己摸爬滚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