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大雷

共情（empathy），有的也翻译成“同理心”，指的是能识别和感受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从进化上讲，不管是动物还是人，共情是社会生活的必备技能，并且该种能力存在巨大的个人差异。有的人几乎无共情能力，比如自闭症患者，他们在感受和解读他人的情绪上存在障碍，从而几乎无法社交;而有的人却饱受“共情”之苦，比如一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只是看到他人受到伤害就能切身感受到痛苦。

更多的普通人，处在上述两者之间，同样因能体察到他人的喜怒哀乐而拥有更复杂的社交和生活。

天生“情种”痛苦着

当我们说共情，不过是他人痛苦悲伤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快，再聪敏一点儿，自己能察觉这种不快，并且知道是何种情绪，从而做出适当的反应，比如更好地理解和安慰他人。于我们自身来说，除了隐隐不快，并没有生理上的真实感受，比如看到别人头痛，自己并不会也头痛欲裂。

但是有一种人，似乎是天生的“情种”。他能真实体验到别人的感受，这种人有个绕口的名字——镜像触觉联觉者（mirror-touch synesthesia）。有些过度共情的“超能力”是天生的。2005年脑科学研究的权威杂志《大脑》（Brain）上介绍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当看到别人的脸颊被触摸时，一名叫作C的女性能真实感受到自己的脸颊被触摸。开始C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直到和别人交流此类感受才发现自己是个异类。有的人是脑部受到损伤后出现此类情况。一名叫作D.N.的男性由于中风而瘫痪，左侧肢体失去知觉。但是当他看到或者相信自己被触摸时，他就能感受到触感。然而，当他闭上眼睛，别人再触摸他的左侧肢体时，他却没有感觉。

作为普通人，我们很难想象“镜像触觉联觉者”过着怎样的生活。Alice就深受其折磨，她在接受Live Science网站采访时，曾抱怨：“我很难理解人们喜欢嗜血的电影，或者嘲笑那些痛苦的人们，因为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看到，而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 Fiona Torrance 2011年在《卫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哭诉自己作为“异类”的血泪史。童年时期的她对自己无端的感受非常困惑，而周围的人仅仅认为她只是比较敏感而已。童年的孤寂和退缩，直到认识到这是“神经系统”的异常终于得到释然。除了负面影响，Jane认为：“具有这种‘特异功能也有好处，比如和朋友的相处更和谐，毕竟自己能对他人的感受了如指掌。”

Jane和Alice正好说明了共情的两面性。作为一种社交技能，一个高共情的人能收获更多的友谊，与他人的关系也更和谐。但是，当这种能力超出一定限度时，过分体会他人的情绪，必定会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模糊自己和他人的界限，也许会导致生活向着混乱发展。

律师医生都倦了

共情能带来好人缘儿，但是过分的共情在工作中也许会影响专业性。前段时间网络热播的《奇葩说》海选中，高晓松炮轰了一名离婚律师，他认为律师太过以夫妻感情为重而丧失了其客观专业性。

除了律师，医生对“共情”的态度也是很复杂的。大家都生过病，除了生理上的疼痛，很多人都被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所折磨。在医院快节奏的诊断和治疗中，人们很容易感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受到了侵害。为了安慰这些“敏感”的病人，医生和护士的共情能力应该较高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找了针灸医生，让他们看相关的视频，视频中有些是将针扎进人的身体的画面，有些是在同样的部位放上棉签，并同时扫描医生的大脑。实验的结果非常有意思，相比于一般人群，看到别人被针扎，表现出痛苦的表情时，针灸医生大脑内感受痛苦的区域激活程度更低，也就是医生对患者的疼痛共情较少。然而，在医生脑中，那些与执行控制和自我规范相关的区域则较为活跃。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其实医生的共情能力是比一般人低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大脑加工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共情和解决患者的问题都要占据一定的资源。过多与病人共情，感受到病人的痛苦一定会影响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长久的医学训练过程中，特别是西方医学，将人体当作一台机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物化”了患者，从而导致医生具有较低的共情能力。美国杰佛逊医学院曾针对本校的学生做过一个追踪研究，该研究发现，医学生在入学前两年的共情水平无显著变化，但是在入学后第三年，共情水平显著下降。

一个过分关注病人情绪状态的医生并不一定等于是一个“好”医生，如果你是一个高共情的人，也许医生不是适合你的职业。但同时我们也得看到，在医疗系统中，共情能力的缺失，仅仅指望医生来提供情感上的慰藉是不现实的。近些年的医患关系紧张，也许有些患者和医生要的太多了，不但要求精湛的医术，也要求体贴的情感慰藉，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后，便心生不满。所以一个好的医疗系统是需要加强“共情”建设的，而拿着手术刀的医生似乎不仅仅是需要被“激励”的对象。

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医生、护士和老师此类职业具有比较沉重的道德枷锁——社会需要他们和善、亲和与体贴。他们每天与病人或者孩子打交道需要巨大的耐心，共情更是必备的素质。这样的高共情状态是非常累的，国内外关于职业倦怠的研究中，中小学老师、医生和护士都是职业倦怠的高危人群。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度共情带来的心理疲乏。医生和护士面对的是人的生老病死，而老师需要做的是给一张白纸涂满颜色。如果你要选择医生或者老师的工作，就必须得对这种疲累做好准备，或者是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感受他人情绪又不为他人情绪所困扰的能力。

媒体之计

真正做到“合理共情”非常难，媒体就经常利用共情来进行传播。

人的共情一般都是与熟悉的人，比如我们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没有人会经常与陌生人共情。一些社会问题是需要人们去关注的，所以媒体在宣传时需要让人们去了解一个具体的“新闻人物”，让人们产生熟悉的感觉，从而引发情感上的共鸣。比如在群体事件中，天灾或人祸，你会发现媒体会针对某个具体的人进行详细报道，甚至有时候会掺杂着过分的煽情。这里不得不提一个叫作“可识别受害者”的效应。也就是说，在媒体报道中，让人们熟知一个具体的受害者，比了解总体状况，比如伤亡人数或者损失钱数，对人们的影响更大。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当实验者要求人们给一个或者八个陌生的孩子捐款时，人们捐助的钱数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当实验者将一个孩子的详细信息和状况告诉人们时，对这个孩子的捐助钱数会提高。

这在传播上是屡试不爽的定律。因为感染一个人的情绪远比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容易得多。在传播真实并且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新闻上，引发共情能够引导一个人的提升。然而，还有很多负面的信息，比如成功学、励志演讲和各种心灵鸡汤，甚至是传销，也在想尽办法调动一个人的情感，而非理智，从而影响和控制他人的行为。所以说共情是有风险的，只有那些真实和可靠的信息才值得人们去倾注感情。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也在于面对纷繁的信息时，是否能做到先辨别真假和价值，再接受信息和动情。

校园共情高

其实，共情的目的终究还是一种联结。将一个生命体和另一个生命体联系起来，通过感情的共鸣，产生共生共存的错觉，润滑彼此的相处。但是当一个人过分在乎他人的情感状态时，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生活中往往很多人会抱怨——为什么我很难拒绝别人？别人一有难处，过来找我，我看到他可怜兮兮的样子，很多事情就答应了，尽管我自己本来就比较忙。换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去取悦别人？比如在家里，有人不高兴了，明明不是我的错，我也会觉得是自己错了，这时候就会牺牲一些原则去哄别人;比如在学校里，在社团中，为了让所有人都高兴，牺牲自己一下也无妨;再比如，在一段恋爱中，处处以对方的感受为先，有时候自己忍忍也就算了。

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你很有可能是一个高共情者。你细心体会身边人的情绪，急他人之所急，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高共情会让一个人模糊自我的边界，让自己开放去体会别人的情感，这样是很危险的。研究表明高共情的人同时可能伴随着低自尊，更有可能产生抑郁情绪、药物依赖等。

我们很难说共情究竟是好还是坏。具备共情的能力是好的，我们能感受到他人的喜怒哀乐，从而为自己的喜怒哀乐增加色彩;但是过度的共情是有害无益的。不管是镜像触觉联觉者的切身之痛，还是医生的共情疲累，抑或是沉浸在媒体煽情的报道中消磨自己的精气神儿，还是沉浸在取悦他人的怪圈之中，难以自制。理智与情感一直是人类生活中的经典矛盾，今天我们不仅要珍视自己的时间和学习能力，更要将“情绪”，特别是从他人那里感受到的情绪当成要控制和管理的资源。人性有很多弱点，比如非理性的存在，当你因媒体报道或者他人状态而愤怒和喜悦时，要多学会问问自己：那些信息是真实的吗？是值得的吗？不要一味被他人影响和操控。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