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玲玲

大连大学姜中才教授在《读懂“中国特色”》这本书中讲述了很多历史故事和典故，

将抽象枯燥的历史问题和学术名词解释得深入浅出，

我选取了其中感触最深的内容，

读了这些内容后，可以大概读懂“中国特色”的一些问题。

乌托邦

——明白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

即便是没读过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的人，大抵也明白“乌托邦”所表达的是如世外桃源般最美好的社会，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将之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姜老师介绍：“马克思之前，虽然没有人直接提出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在一些作品中已经蕴含了朦胧的社会主义意味。”在莫尔的乌托邦里，虽然还有家奴性奴隶，却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财产公有，人们共同劳动，按需分配，一夫一妻，人人平等。居民每天劳动6个小时就能满足社会需要，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慧游戏等。由于没有货币关系，作为最基本货币或财富象征的黄金，干脆被用来制作便桶溺器，甚至“因犯罪而成为可耻的人都带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以及一顶金冠”。以往说到社会主义，脑海里浮现的是公有制、人人平等、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等抽象名词，了解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样子变得形象具体。

夜间人和60年代人

——明白封闭僵化的老路是什么样的

“夜间人”在白天谨小慎微，见到官员毕恭毕敬，处处注意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可一到夜间便蠢蠢欲动，或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或“偷听敌台”，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发泄对现实体制的不满。“60年代人”是指原苏联一批1950年代大学毕业、在批判斯大林和宣扬人道主义的气氛中思想逐渐成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从1960年代起，许多“60年代人”陆续走上了苏共的各级领导岗位，其中的戈尔巴乔夫甚至于1980年进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由于他们亲身体会过集权体制的高压，不仅非常渴望自由，而且非常渴望改革，一旦反体制的暗流涌动，这些权力在握的“60年代人”便从蛰伏状态中活跃起来。“夜间人”“60年代人”是原苏联高压体制造成的恶果，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闭僵化的老路是什么样的：高度集中计划化的经济体制、“一把手”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压态势的社会体制。

苦恼人之笑

——乱改革的苦果

2000年10月，中国一个代表团应邀访问俄罗斯，在一次宴会上，团长举杯说：“祝愿俄罗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一位俄杜马负责人苦笑道：“但愿上帝能听到您这句话！”这个“苦恼人”为什么要发出“苦笑”呢？

苏联解体后，大部分家底都分给了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在独联体中处于“老大”的地位。在美国“高参”萨克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鼓动下，1992年初，一场基于“休克疗法”的“500天计划”在俄罗斯闪电般全面铺开：物价全面放开，导致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扶摇直上，市场秩序一片混乱，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税负过重，紧缩信贷，导致企业间的三角债日益严重，再生产无以为继，失业人数激增。于是政府不得不放松银根，以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导致财政赤字不降反升。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物价飞涨，导致1万卢布只够买1瓶伏特加酒和2根火腿肠。

休克疗法的失败，使1990年代成为俄罗斯“失去的10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减少了一半，造成了“和平时期最大的经济灾难”。“苦恼人之笑”说明俄罗斯人内心的懊悔，我们也能从中理解不照搬西方模式的做法，走适合中国国情道路的正确性。

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屈辱，寻找出路

根据国际公认的材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则急剧降到0.4%。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对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变化，马克思曾予以“对联式”讽喻，一语道破为“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的悲歌。

卡夫丁峡谷

——可以被跨越

政治课上我们多次听到“两个绝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按照“两个绝不会”原理，无论是列宁时期的俄国，还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几乎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事实却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偏偏选择了这样两个落后的东方大国。马克思这样认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这种唯一性加上农业公社的集体因素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历史背景，“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根据原文，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特指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水平，姜老师认为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而适合大机器生产力的不仅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引进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苏联模式和“中国特色”就是两个尝试。“中国特色”创造了世界奇迹，这个世界奇迹证明，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只要通过有序开放，引进西方现代工业技术及相应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市场机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中国不是墨菲斯托

——和平崛起

相信大家都熟悉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仅标志着“冷战”结束了，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不行了，共产主义终结了，标志着历史的发展只剩下唯一途径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了。“中国特色”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历史终结论”是错误的，连福山也不得不承认：“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日益壮大，“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甚至把中国描绘成《浮士德》中可怕的“仇恨之魔”墨菲斯托。为打消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习近平告诫西方不要把中国当成“墨菲斯托”，还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表明中国的崛起是合作共赢的和平崛起，这不仅顺应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势，更是基于中国“和谐万邦”的传统，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第一件事是插上帝国的旗帜，以女王的名义宣布占领，而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强大的船队可以所向披靡，但送去的则是文明的善意，传播的是文化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