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敏

近段时期，部分美国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围绕中国议题、中美关系发表一系列观点和评论，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外交政策采取比以往更为消极、负面的指摘，力度为近年所罕见。

喧哗与骚动：美国智库“中国观”波动的具体表现

本轮美国智库“中国观”波动的具体表现有三大特征。第一点，所谓的著名“知华派”学者涉华言论出现显著逆转。第二点，在相同时间段集中出现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和言论，且都相当负面。第三点，部分西方媒体本轮集中配合智库发言，第三方力量影响明显。

首先来看所谓的“知华派”学者言论逆转的现象。毋庸置疑，本次智库发言最令公众和圈内学者惊讶的，非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莫属。沈大伟属于笔者认为的第二代知华派当中年龄较小者。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学习汉语，是少数亲历改革开放早期阶段的西方人士，对华态度较为温和。

但颇令人困惑的是，今年三月初《华尔街日报》刊登沈大伟的长篇评论文章，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列数了所谓的五大失败之处，认为中国即将面临下一场“崩溃”。文章刊登后，不出所料引起中美两国学界乃至舆论界的哗然。鉴于该文的轰动效应，《纽约时报》记者随后以电邮问答的形式再次采访沈大伟，要求其罗列该文章的事实依据。沈大伟以对近五年中国改革的失望理由回答；然而，其立文的逻辑基础相比前文更为薄弱，其中夹杂着大量个人情感因素和主观判断语句，用所谓的“道听途说“和“没有想到”来形容本届中国领导集体的执政努力和巨大成果，令熟悉近阶段中国国情的西方观察家不能容忍。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的陆克文公开批评沈文“混乱且荒谬”。六月中旬沈大伟在香港美国商会发表演讲，认为鉴于中美之间的信任基石已经严重流失，他告诫美商“扣好安全带，抓紧帽子，分散资产”。在可预见的将来，沈的言论将继续偏离他曾经的理性轨道。

另一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兰普顿，也在今年五月亚特兰大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处于危险的“临界点”。在他看来，“临界点”既指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稳定、互联网信息安全等领域面临的合作困境，也喻意美国的政治精英无法容忍中国对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挑战和对抗，并指出在中美建交三十多年以来，双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赤字已经达到危险程度。在兰普顿看来，中方要为改善关系负更大的义务。鉴于兰普顿在美国学界一向享有中国问题“红军”代表（对华友好之意），他的这番言论也迅即在中美两国激起反响，并引起广泛讨论。

领军学者的搅局和带动极大刺激智库学者的发言欲望。据笔者粗略统计，仅四至五月间，二十多家美国主要智库就中国问题（包含南海问题、经贸议题、互联网安全、国际金融秩序）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和媒体评论意见，堪称密集。在美国国防部安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随军机拍摄采访南海问题后，相关舆论进一步发酵。一批资深战略学者，如约瑟夫·奈等也借机再次在国际主流纸媒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言，依旧坚持美国保持对中国的全面优势。而随着新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展开和中国国家领导人对美正式访问等重大政治日程的到来，短期内议题的炒作和发酵仍旧持续一段时日。

收缩与调适：“中国观”波动背后的政治与传播逻辑

对于部分美国智库学者的举动，笔者不禁联想到莎士比亚的一段讽刺铭言：“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把这种言论背后的价值观与目前中美两国间的政治与传播态势联系起来分析，我们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首先，部分智库学者的意见鼓噪与美国对华战略的挫败失意有着直接联系。从2010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开始着力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此来抵消和遏制中国崛起。值得玩味的是，笔者近两年所接触过的美方学者不是矢口否认有所谓的“再平衡战略”，就是言辞切切地认为该战略不是冲着中国而来。同时，笔者也发现，美国智库在表述该政策时，一直刻意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贸易协议（TPP）和其他地区安全议题加以切割，刻意塑造成一个地区秩序维护者的形象出现。随着这种假象的破产，以及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创新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所取得的务实且巨大的成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遭遇重挫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政策推动者和鼓吹者，部分智库学者并不愿意承担失败的后果，用力指责中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是保护自己的最合适策略。

第二，部分智库学者跟风国内政治温度，择机发言等待招揽。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两党都有明确的候选人宣布参选，分别为希拉里·克林顿与杰布·布什，奥巴马客观上已经成为“跛脚鸭”总统，对华政策属于需要重新修订或另起炉灶的地盘，两位候选人团队需要新生力量的加入。本轮智库的密集发言为两党团队选择招募潜在的智库意见领袖提供了检阅机会，在南海问题和互联网安全领域，一批涉华问题专家正在迅速成长，他们有望改变奥巴马第二届政府期间内中国专家薄弱不足的局面；同时，这批专家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也是可预期的。

第三，部分第二代“知华派”学者的临近退场与身份焦虑。笔者之前曾撰文探讨美国知华派学者的代际问题，这点往往在学术探讨中没有深究。以出生于1953年的沈大伟为例，其学术的黄金岁月已经逝去，其早期的关注领域也因为中国自身的变迁和进步有了完全崭新的图景。不客气地说，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必须要有时不我待和与时俱进的精神，方能成为权威学者。沈大伟的例子应成为我们与西方智库学者如何交往值得吸取经验的案例。我们应该慎重思考，如何认真看待和处理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和个人交往，刻意的捧高和赞许反过来并不能得到相对应的回报。

风物长宜放眼量：持续提升复杂国际局势下话语投放的能力建设

对于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我们应综合以往对美国智库的基本研判，冷静处置，分析其话语当中的逻辑缺陷，在恰当的政治经济周期和议题来临之际，进行有针对性的战略传播；同时，我们也需要从长时段的角度，建构复杂国际局势下的主流话语体系。有以下建议供参考。

建议一：进一步融合和贯通国家发展战略与国际话语建设之间的联系。国内与国际话语的融会贯通始终是一个热点与难点。我们应借助此次舆情的传播动力，系统整理国内诸多改革发展事宜的表达内容，结合《习近平治国理政》书中的权威修辞表述，进一步锤炼和熟练运用涉外词汇，增加耦合度。

建议二：进一步提升复杂国际环境中的话语投放能力建设。投放能力分为意见领袖的培养和舆论平台的打造。目前能够在西方主流媒体发言的国内意见领袖数量还偏少，语言运用水平还有待提升。相关主管部门应该继续做好国内相关专家学者的情况联络和发言保障机制，着力发掘一批有国际视野和发言活力的中青年学者。

建议三：绘制中美两国战略议题矢量图，实现从影响评估到数据分析的转变。对中美关系的相关议题及其效果评估，要从简单的事后评估转向全方位的数据评估，以大数据的思维审视动态的发展情况，以视角创新带动双边关系议题设置的创新。

建议四：建议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等在华盛顿主流智库发表演讲。智库是政策交流碰撞的空间，更是传播国家与治理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本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智库建设，重视智库间交流。从长远角度考虑，选择适当时机在美国智库发言，将有效提升中国主流声音和当代价值观在美国的传播效果，对国内智库建设也将起到振奋鼓舞的良好示范作用。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梦对外传播的路径、策略及其效果分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4CXW038，以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长三角改革发展研究课题：新兴媒体与舆论引导研究”的成果，编号为CELAP2014-YZD-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