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博

过去的一个月里，一些省市的网络作家协会纷纷挂牌成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个机构或会以一种制度的形势在各地接踵落实。

不难看到，网络作协的成立，自有国家意图在其中，即希望通过网络作家们的网络采集和网络写作，使上层能及时听到真实的民间声音。这不禁让我想起发于秦、兴于汉的乐府诗歌制度。

汉乐府制度的设立，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实行封建教化；二是统治者出于音乐、艺术的享受；三是收集民间情报，使统治者能及时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而后者是设立乐府机构的主要目的。

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为了防止自己与世隔绝，只听到朝中一派的谀辞，汉武帝听取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扩大了乐府机构，并加强了对民间信息的采集，开通了一条旨在洞察民间冷暖的文路，这就是乐府诗在汉朝鼎盛的主要历史原因。

国家意志驱使大量的文人下乡“采风”，一些反映民间生活疾苦的诗，通过民间采风的形式，经由制度进入到皇帝的耳目，并成为王朝施政用令的参考。这个时期，《十五从军征》《战城南》《病妇行》等诗歌，都是具体而深入反映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艰难与痛苦的好作品，对于统治者反思战乱进而制定与民休息的政策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汉211年的安治，乐府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有一定的功劳，而类似于今天网络作协的采诗机构，在汉朝官僚体系中不断受到重视，也自然和其发挥的巨大作用相关。

汉绥和二年，汉哀帝下诏撤销乐府。在诏书中，汉哀帝这样说：“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这个旨在收集民间情报的机构只存在了106年。之后，西汉王朝走向衰落，而“采风”这个词却得以传承下来。

“采风”虽然传了下来，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在王朝中的实施，唐宋至元几百年间都非常有限。所以，大名鼎鼎的隋朝“私人教育家”王通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

到了明朝后期，民间出现了一阵采风高潮，冯梦龙、李开先等一批文人看重民间歌谣、故事的质朴与真实，着手搜集民间歌谣、笑话等，编辑刊印了《挂枝儿》《山歌》《笑府》等民歌集、笑话集，但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制度化展开。

清雍正四年开始，在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地设立了“观风整俗使”，其意在巡察地方、劝谕化导风俗，使“采风”遥接西汉，有了一些国家意志的意味。但这个“观风整俗使”的实际运行，因充满了强烈的特务性质，让文人不自觉地和“文字狱”发生联系，因此，其调动民间写作的力量非常有限。雍正以后，清王朝不再设置“观风整俗使”。

直到1918年，这样的“采风”在文人的自觉发起下，才有了新的接续。在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发起了歌谣征集活动，设立歌谣征集处，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样的“采风”已经扩展到一切民间的创作和风俗。

从汉乐府制的确立到近代的文人自觉，梳理这段漫长的“采风史”不难发现，民间社会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文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桥梁作用。细观今天的网络世界，恰是生动鲜活的民间社会投影，网络作协的设立，自然因应了国家对听取真实的民间声音的制度化需求。

因此，从桥梁作用来看，我们期待那些得以首批进入网络作协的作家们，既要正确理解网络作协设立的目的，又要看到自身承载的使命，认真学学西汉的乐府诗官们，少一些网络推断，多一些田野调查，尽可能采一些原汁原味的声音，并为这个时代说几句真话、写几篇务实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