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夫

中国艰难的8年抗战史上，川军作为一个特别的“另类”，扮演着十分有趣而重要的角色。在整个战史上看似无关轻重，但恰恰是几场重要的战役，在中国抗战的历史长河中，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让人们对这支有血有肉的部队又爱又恨，多了几分了解。

近年来，抗日题材的影视剧此起彼伏，成为屏幕上的重要内容。而引人注目的川军抗日素材，也频频搬上荧屏形成热播，比如《抓壮丁》《壮士出川》《正者无敌》《川军团血战到底》《雾都》《壮丁也是兵》等。这些影视剧亦庄亦谐，从不同侧面把300万川军的精气神，刻画得入木三分。

就这样，更多的普通人知道了“川军”这一特殊的群体。然而，从本质上说，川军不同于湘军、桂军或东北军……自唐宋以来，以川军命名的部队多矣，他们是一支支颇具江湖气息而又兼具中华民族特质“很男人的”部队。

“川军”只不过是体现“这方男人”身上一个特殊的符号而已。

美国人眼中的川军形象

1937年立秋刚过，成都少城公园热闹非凡，一场从未有过的誓师大会在此举行，悲壮而森严。“战死沙场为父以你为荣。”一面白底黑字硕大的“死”字旗下，一位父亲对儿子如是泪别。

成都这座以休闲著称的文化名城，在风中高扬的白色死字旗透出前所未有的凄凉。“死”字左右两旁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右边写的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边写的是：“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少城公园搭起的临时高台上，川军统率刘湘的誓言透过麦克风飘荡向天空：“若敌寇一日不除，我川军绝不还乡。”

然而，打仗拼的不仅仅是豪言壮语，是要靠手上“家伙”说话的。家乡父老面前和豪言壮语驱赶下，这支浩浩荡荡的川军从安逸的大后方开赴抗日前线。

下面这段文字，是当年一位美军观察员描述的他眼中的川军模样——

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服带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以及脸盆、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者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像这样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军队，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

这位观察员事后对他的同僚说，那种景象真是有趣极了。

这些战争细节透露出当时川军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装备之差”；二是“军纪之散”。

国军眼里，川军无疑是一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杂牌军。有“双枪将”之称的川军，除了那些长短不齐口径不一的各式土枪，很多士兵还多了一支大烟枪。

国人眼里，这是一支傻里巴叽的部队。时值北方末秋，当中央军和晋绥军坐着卡车从山西前线一路后撤时，这支脚着草鞋身穿单衣的“叫花子”部队，却从夔关出川，沿川陕公路步行1500公里，逆着溃潮之师奔赴战争前线。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命悬一线之间，这支被人嘲笑的军队，被推向了抗日救国的历史舞台。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一旦离开四川这个安乐窝，川军就成了没妈的孩子——没有补给，没有兵营，没有粮草，严重缺乏枪支弹药。

山西地盘上，看着这支“叫花子部队”，晋绥军统率阎锡山怒电蒋介石，要求驱除川军，蒋介石也说“让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天下之大竟无川军容身之地。就在此时，面临日军巨大压力，正组织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得知有支部队可调时，大喜。本以为报国无望的川军将士，发誓用敌人的血来报李将军的知遇之恩。由是，川军到达了第五战区，随即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徐州会战。

1938年初，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后，一路沿津浦线北上，从沧州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占领徐州进而威胁武汉，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滕县是南下徐州的战略门户，日军要占领徐州，首先要攻克滕县。战争双方最高指挥官心里都清楚，谁拿下了滕县，谁就掌握战争主动权。可当时组织徐州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在台儿庄集结重兵，守卫滕县之重任就意外地落在了王铭章及他的“草鞋军”身上。

当时进犯滕县的日军共三个师团，总兵力约3万余人，配有山炮、重炮、战车等重武器，并有作战飞机四五十架，由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统一指挥。而守卫滕县的川军因此前山西作战伤亡过半，整编后实际不过2万多人，装备多为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手榴弹及少量川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没有任何重武器。至于通信，旅以上才配有无线电，更谈不上交通、补给、卫生等装备。

滕县血战就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拉开了帷幕。1938年3月14日，身处战争前沿的122师师长、第41军前敌总指挥王铭章得到的最高命令是“死守滕县，等待援军”。激战三天三夜，孤立无援下滕县完全陷入日军四面楚歌之中。“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第4日午后，见援军无望，王铭章发出“决心死拼，以报国家”电报后，发起最后冲击，壮烈殉国。

死守4天半，川军总计伤亡一万余人，日军伤亡两千余人。王铭章成为包括整个“台儿庄会战”中，中国方面牺牲的最高指挥官。

日军随军记者佳腾芳子在新闻稿中这样写到——

1938年3月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组织濑谷混成支队以步兵两连队配合相当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41军之122师顽强抵抗3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

徐州会战结束后，李宗仁无不感伤：“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这支在美国人眼里有趣的“草鞋军”，用自己的血肉之驱，完成了生命最后的凤凰涅槃。

这，仅仅是川军在整个抗日战场上，留下的悲壮案例之一。

中国历史上的“川军”

偏安一隅的四川自古以来自得其乐，创造了辉煌的古蜀文明和富裕的天府之国。

或许正因为此，古蜀被秦所灭成为“天下粮仓”以后，那条“不通人烟”的古蜀道便蜀门洞开——文明与野蛮相继进来，天府之国便在历朝历代中遭受种种渊薮。

四川历史上五次大移民，莫不与战争相关。清以来的“湖广填四川”，多半是四川这片广袤土地上兵戎相见之后形成的悲惨局面。四川军事移民记载非常多，如眉山县思蒙乡张营店。“湖广填四川时以军营形式组织迁来，张姓定居处即名张营，店开在张营境内，故名。”这种地名在四川十分普遍，如周洵《蜀海丛谈》满营“驻防成都旗兵，始于康熙五十七年……划少城专驻旗兵，后遂称曰满城。”这是军队移民在成都形成的典型地名。

今天的成都甚少“土著人”，三代以上的成都人几乎都是移民。一个甚为生动的写照，便是清人撰写的《竹枝词》里所记载的：“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关于四川的来历，缘于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为四川下的一道诏书。诏书云：“分川峡转运使为益、梓、利、夔四路。”认真细看，这是一项调整行政区划的决定。川西版图行政名称渐变为：秦时置为巴郡、蜀郡，汉代称益州，唐代改为剑南道，其后为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分别在成都和三台设治所。简称东西两川，后又设山南西道，便有了“三川”。宋真宗改“三川”为“四川”：益（成都）、梓（三台）、利（汉中）、夔（奉节）。这一行政区域被称为“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四川由此得名。

秦并天下，汉定关中，隋平江南，无不依靠四川人的鼎力支持以成大业。“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用蜀。”可以说，四川这块“风水宝地”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王业之基”。

川军的最大特点是“内战外行，外战内行”。历史上几乎所有内战中，四川基本就是一个割据政权，“中原大军”一到就土崩瓦解。但在抵御外敌上，毫不含糊，非常有血性。最为惨烈也最为惊心动魄的，要数“川军”抵抗蒙元入侵。

淳祐二年（1242）六月，宋理宗朱批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兼四川省长）。余玠的战略眼光十分独到，整个四川版图都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堡，这些堡垒有一个共同特点，恃险凭夷，控扼要冲，交通较便，利于攻守；水源不竭，粮秣有继；就地取材，修筑较便。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蒙军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不敢出来，大量的良田在南宋的掌管之中整整51年。憾余玠后被奸臣所害，“川军”在钓鱼城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直到南宋灭亡，还在拼死抵抗。

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川军起源于清末民初。清末帝宣统二年废绿营，在全国建陆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后来的陆军师），四川因省大人多兼控康藏地区，因而成立了十六、十七、十八镇。并成立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官军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讲武堂等来培养各级军官，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川军中的骨干，优秀者还曾被派遣出国深造。

近代中国历史上最让世人侧目的，是川军利用成都的保路运动叩响了武昌城的枪声，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提前爆发。辛亥革命中，各省纷纷独立，当时四川先有革命党人在重庆成立大汉军政府，接着又有人在成都成立蜀军政府。

历史并没有向前推进，军人当政的恶果，产生了一批各自为政的四川军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古训，从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四川特有的地形和人文。义气二字重千斤，人人皆称兄道弟，以“桃园聚义”“瓦岗威风”“梁山好汉”为榜样，提倡侠义与互助共济。这个时候“川军”的军魂主要靠“袍哥文化”来维系。由于盆地意识浓，川军很擅长“窝里斗”，彼此互不团结。这也为当年红军立足于四川，建立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四川远离抗战前沿，但四川人对抗日的热情却胜过不少战争前线。其实要真正了解四川及四川人，须研究四川人骨子里的DNA，首先得从四川人的结构说起。历史上五次大移民使“四川人”流淌着五湖四海的血，每一个抗日大小战场上都有他们的老乡和同胞，所以他们特别能拼。

难怪有专家如是结论，天下四川人，以天下为已任。川军在川是条虫，出川则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