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强

摘 要：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展一直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在灵魂深处自觉地保持精神和人格的独立，守护追求人生基本价值的权利。陆焉识出身优渥，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又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聪慧风雅，博学多才，对自由尤为偏爱。纵观他曲折坎坷的一生，他对自由的追求主要表现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和政治学术三个方面。

关键词：自由;独立自主;追求;无拘无束

一、在爱情婚姻方面：追求情投意合、琴瑟和谐

陆焉识的父亲去世后，继母为了巩固自身在陆家的地位和权势，软硬兼施地将自己的侄女冯婉瑜许配给他，出于对恩娘的怜悯和心软，他表面上勉强答应了这一婚事，实际上内心里强烈反对。他曾经受到“五四”新思想熏陶，心中渴望的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情投意合、琴瑟和谐的婚姻和情爱，坚决反对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原则的、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传统旧式婚姻。为了追求自由的情爱，陆焉识对新婚妻子冷漠淡然，保持内心的自由，婚后远渡重洋，赴美留学，追寻躯体和精神的自由，在华盛顿，他与意大利女子望达相识相恋，他们忘情的拥抱、接吻，燃烧青春的激情和能量，沉浸于生活的诗情画意。在抗日战争年代，陆焉识独自一人随任教学校撤离到大后方，他的继母、妻子和三个孩子仍旧留在上海。在重庆期间，他和美丽、性感的韩念痕相恋，并过上了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以此继续着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他真诚热烈地爱着那个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深深地刻在了焉识的脑海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人性变得更加单纯和原始，他们摆脱了家庭和道德的束缚，同命相连，心心相惜，爱得轰轰烈烈、无拘无束，堪称张爱玲笔下的“倾城之恋”。

在陆焉识的爱情婚姻追求中，他渴望与望达、韩念痕这样的女子相爱结合，她们热情、勇敢、不做作，是有着鲜明性格特征的新时代女性，陆焉识在她们身上找到情爱的和谐、灵魂的契合。

二、在家庭生活方面：追求和谐互爱、自在无拘

回国之后，陆焉识小心的斡旋于继母和妻子两个女人之间，不断地调和她们之间的矛盾，以避免家庭矛盾的发生。既然身不由己，那么就留给心灵一片安静的、可以任意徜徉的天地。恩娘因终生是侧室而心有自卑，又因焉识的挽留而成为陆家的主人，骨子里对焉识自然多一分怜爱和倾慕，对她而言，焉识既是她的继子，又是她的救命恩人，对于婉愉和焉识的婚姻，她既是赞成的、又是有所顾虑的，赞成的原因是婉愉的到来为巩固她在陆家地位多了一份保障。顾虑的是从此继子的爱将不单纯属于她自己，她要和另一个女人来共同分享。而婉愉因为恩娘的阻碍而对焉识的冷漠有所宽容和理解，两个女人表面上和和气气，暗地里互相斗气拌嘴，陆焉识在教学之后，真心不想回到那个所谓“家”的地方，他只是想要和谐互爱、无需小心翼翼的生活环境，于是他隐忍，对恩娘怜爱尊敬而又有些敷衍假面，对婉愉好言相劝又有些失掉真情。看着两个女人争风吃醋，为了攫取自己的爱的多少而斤斤计较时，陆焉识颇为无奈，有时甚至对原本毫无感情的婉愉生出一份怜爱、一份真性情来。在逃离战乱的时候，恩娘和妻子的比试和较量以婉愉的妥协收尾，两个女人都留在了上海，她们都没有独自享受焉识“宠爱”的机会，她们斗争的结果是两个人都失败了，反倒还焉识一个自由的身体和灵魂。

焉识在恩娘和妻子之间耗费了太多的口舌和精力，而他始终没有摆脱家庭的束缚，收获一方自由、无拘束的天地，倒是时代社会的风云变化，让他脱离家庭这张无形的网，暂获自由。

三、在政治学术方面：追求独立自主、无拘无束

陆焉识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条：反对主义之间的争斗，保持独立自由之精神。作为留学美国、有所建树的语言博士，他对政治毫无兴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极其重视个人精神的独立。留学期间，他无所顾忌，甚至哗众取宠，听各种演讲，畅谈国际话题。归国后，陆教授在学术上日渐精深，他喜欢研究人类妙趣横生的语言，但因不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写了一篇关于日本语言的发展的文章，遭到了各派的攻击和谩骂，成为“汉奸陆焉识”，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宣称语言无关乎战争，不想投奔人群，不愿失去独立和清高。在大后方重庆教学期间，他又因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并向学生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缘故，被当局警告为“违规教学”，义愤填膺的他在左翼小报上发表文章予以讽刺与控诉，导致被关押三年。在大卫·韦和凌博士的学术斗争中，陆焉识不想加入任何一派，只求能够独立自主、无拘无束地搞学术研究，却不料屡次处于斗争的漩涡中，受到双派的谴责，使自身无立锥之地。上海解放后，陆焉识又重返学校，他撰文讽刺当年接管官员的敲诈行为，而这时的大卫·韦已成为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并且在报纸上污蔑陆焉识，他被军代表指责为“现行反革命”，次年暮春，在“肃清反革命运动”的浪潮中，陆焉识被捕入狱，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在西北大荒漠服刑二十余年中，他不加入犯人中的任何帮派，继续坚守心灵、精神上的自由。

陆焉识总是刻意游离于任何政党、任何组织或立场之外，他不屑于充当任何政党或者政府权威话语的传声筒，愿意以个人身份在公共空间中发声，他追求的是纯粹的自由，并以此渴望实现知识分子个人的主体性。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分析、传播知识，甚至怀疑、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应该享有精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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