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 、铜镜的由来

在古代，镜子是人们必须的生活日用品，用来照容整妆；有人还将它作为辟邪的用具，比如照妖镜；甚至把它作为一件装饰品挂在胸前。镜子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考证，青铜镜大约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它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最为普遍的是由“”发展到“镜”的学说。

远古时人们在实践中发现，清澈平静的水面可以照见自己的容颜，于是用器具盛水来照面整容。盛水的器具先是用陶做的，称之为“”，上部为一个人突出的作俯视状的大眼，下部为一皿（容器）。陶器既渗水又易于破碎，后来改用青铜铸造的器具盛水，叫做“”。“”或“”均形象地表达了盛有水的器具的作用，这就是镜子的雏形。后来我们祖先逐渐将铜“”扁平化，不再盛水，利用器物将铜面打磨光滑就可以照容；器物身上的纹饰转移到“”的背面，器足退化形成钮，便于穿绳携带，而成为铜镜。

铜镜的发展演变在历史上经历了战国、汉代和唐代等较兴盛的时期。尤其是在唐代，铜镜的发展已臻鼎盛。盛唐之后，战争频繁，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铜镜制造业日趋衰退。一直到清代乾隆年间，随着水银玻璃镜的兴起，铜镜才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领域。

2、铸造形式：

铸造工艺与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审美偏好、工艺水平密切相关。一般铜镜在铸造时，多采用开放式、合铸式和分铸式三种方法。

开放式就是只有一块镜范，无注口和注沟，铸造时镜范平放，由上倾入青铜溶液。在考古发掘中经常见到的是合铸式，铸造时每面铜镜有两块陶范，镜背范上雕刻花纹，中央刻有铸镜钮的凹部，并用与范同质的粘土作一短细的棒形的“沙芯”，横嵌在镜范的中部。镜面范刻成凹形平面，然后将两范合而为一。铸镜时将注口向上直立，慢慢注入铜溶液，待溶液冷却后，取出铸造好了的镜子，经过研磨就可以鉴容了。还有一种采用分铸的方法，把镜面和镜背纹饰分别铸造，再结合在一起。这种复合铜镜，战国以后就基本绝迹了。

3、青铜冶炼：

我国古代工匠在生产实践中，对冶炼和铸造铜镜的技艺不断进行总结和提高。早在《周礼·考工记》中就记载了制作铜镜的合金比例：“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即铜50%，锡50%，是铸镜的青铜合金的比例。战国以后，工匠们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在铜镜合金中普遍加入铅，使铜镜铸造的质量得到了提高。铅使得合金溶液在铸范中环流得特别顺畅，使铸出品的表面异常匀整；利用铅在凝冷时不会收缩的特性，使铸造出来的镜背花纹特别整齐清晰；铅可以减少铜、锡合金溶解时极易发生的气泡，避免砂眼等瑕疵的产生。

4、造型和体量：

铜镜多为圆形，方形次之，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镜子。唐宋时期，随着铸造技术的发展，铜镜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圆形和方形的制式，根据使用、装饰等要求，铸造出了带手柄镜以及八菱形、菱花形、八弧形、四方倭角形、圆角方形、亚字形、云板形、鸡心形等铜镜。至于宋代受祟古风尚的影响，铸出的仿古鼎形、仿古钟形铜镜，更具时代风格。

古代铜镜的大小千差万别，但大体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型铜镜直径一般在3～8厘米，它们均小巧轻薄，用绳系于腰间，随身携带；中型铜镜直径在10～39厘米，它们多厚重精美，使用时或悬挂在墙壁上，或置于镜台上，用毕还有考究的镜奁存放。由于这类镜台形体小，所以常用贵重材料制作，三国至南北朝的文献中就记载有“纯银镜台”、“玳瑁细镂镜台”、“玉镜台”等。大型铜镜直径在40厘米以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穿衣镜，多是皇宫和王侯显贵家中的陈设。但这类大型铜镜的实物，至今难觅其踪。

5、装饰：

铜镜上的纹饰雕刻手法多种多样，无论是线雕、平雕、浮雕、圆雕、透空雕，都显得非常细腻生动。纹饰内容更是丰富多彩，从几何纹饰到禽鸟花卉，从神话传说到写实图案；天上人间，人神杂陈；动物植物，交织并列；艺术形式多样化，构思巧妙，包罗万象，纹饰自由活泼、清新明朗、流畅华丽。

早在商代，工匠们为了增强青铜器的装饰效果，就已经掌握了嵌赤铜工艺。春秋战国时期，金属细加工中的错金银、嵌红铜、嵌松石等技术更为精湛，用红铜、金、银的丝或片以及松石，嵌入器物内，镶嵌成不同的纹饰和图案。嵌入的金银丝细如毛发，工艺极为精密，可谓巧夺天工。图案不仅华丽多彩，有的甚至神秘诡谲，令人费解。这些技术应用到铜镜上，使铜镜的装饰效果更加绚丽多彩。

羽状地饕餮纹镜 战国 张治国藏品

直径11厘米 厚0.5厘米 重210克

圆形，桥钮，钮外区由浅凹弧形组成方格，方格内与镜钮之间以线条工艺饰以两个饕餮纹饰，面相狰狞。方格外以四个内饰三角纹饰的条纹带将镜背分为四区，每个区间内以卷曲涡纹为地，其上饰以羽状纹饰，鱼翅、鳞片、利爪掺杂其中，镜缘为素卷边。

兽面纹在青铜器上较为多见，但应用于铜镜的非常少见，同类镜日本泉屋博物馆藏有一面方镜。

山字纹镜

山字镜为战国镜中最大的门类，分布区域较为广泛，为战国镜中最为典型的品种。依据山字的数目可分为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以及变形山字镜，其中尤以三山镜、六山镜较为少见。

三山纹镜 战国 张曙阳藏品

直径10.6厘米 厚0.5厘米 重160克

圆形，三弦钮，圆钮座，主题纹饰为三个山字形，作右旋排列，山字形中间一竖直抵镜缘，其余两短竖向内转折略呈锐角状；以羽翅纹为地。

四山花瓣纹镜（铜模两件） 战国 孔震藏品

直径22.3厘米 厚0.6厘米 重945克

圆形，三弦钮，钮座外饰以八瓣等分叶纹；纹饰主体为四个山字形，作右旋排列，倾斜度较大；山字形中间一竖直抵镜缘，其余两短竖向内转折略呈锐角状；四个山字之间亦有八瓣叶片相隔，与中心区叶瓣有缠枝纹相连，并在山字之间甩出四个花蒂；以羽翅纹为地。整体布局华丽，铸造甚为精美。

此镜直径22.3厘米，是四山镜中极为罕见的尺寸，而且两镜属铜模浇铸。更为难得的是，两镜离散后历经两千余年再聚首，可谓镜缘不浅。铜模镜为战国山字镜模、范关系及铸造方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五山花叶纹镜 战国 冯毅藏品

直径21.7厘米 厚0.7厘米 重673克

圆形，三弦钮，圆钮座，钮座外饰以五瓣类似于枫叶的叶状纹饰等分；主题纹饰为五个山字形，作左旋排列，整个山字倾斜几乎达70度；主纹饰之间亦间隔有类似枫叶纹饰，山字形外围饰以轮廓线，相互连接；以羽翅纹为地。整体布局较为奇特，尺寸亦为五山镜中最大者之一。铸造、打磨甚为精美。

六山花叶纹镜 战国 冯毅藏品

直径18.1厘米 厚0.6厘米 重698克

圆形，三弦钮，圆钮座，钮座外饰以六瓣等分叶纹作为等分基点，花也有象征性的叶茎叶脉。主题纹饰为六个山字形，作左旋排列，山字形中间一竖直抵镜缘，其余两短竖向内转折略呈锐角状，相互连接。靠近边缘六山字间隔叶纹，空隙处以羽翅纹为地，狭缘上卷。铸造、打磨甚为精美。

“此曰昌方”铭花叶纹镜（同模二件） 战国 王趁意藏品

直径20.8厘米 厚0.5厘米 重611克

圆形，三弦钮，无钮座。弦钮外素地张上有阳文铭文八个字：“此曰昌方，华 长名。”铭文环置，无起始点，清晰可见，近视韵味颇浓。铭文外为一周素凹面弦纹带，地张为折叠菱形纹，内有涡纹和云雷纹。主纹饰为素宽凹面带形成的四大扁叶纹，扁叶纹外为一圈绳纹，一周细弦纹，在勾连云雷地纹上，可以看出16块镜范的拼范痕迹，是战国镜最典型的工艺特征。最外为素卷边缘。两面镜子的尺寸、铭文、纹饰，甚至合范浇铸的痕迹基本一样，非常难得。

花叶龙纹镜 战国 丁方中藏品

直径23.3厘米 厚0.4l厘米 重905克

圆形，弦纹钮，钮外双龙盘绕。其外凹面圈带环绕一周，主题纹饰取被四重叠二花叶纹分为四区，叶中填以阴线叶脉纹。每区饰回首反顾的龙纹各一条，16内向连弧纹缘。龙纹作浅浮雕，龙头居中作回顾状，张吻露齿，体躯及爪向两侧展开，尾细短而前卷，两侧的环形线条代表龙翼，象征飞龙，线条活泼流畅。地纹为细密的云雷纹。此镜的纹饰布局及内容极为少见，四分主题纹饰区的花纹刻画精细，造型巧致，应为战国时期铜镜铸造达到顶峰时期的作品。

缠枝花凤鸟纹镜 战国 冯毅藏品

直径20.5厘米 厚0.5厘米 重589克

圆形，鼻钮，大圆饼状钮座，其外凹面环带向外伸出四凹面柿蒂叶纹，柿蒂叶片之间饰同形的缠枝花叶纹，枝蔓并蒂向两侧蔓延生长，虬曲柔韧，蔓上带有翻卷自然的花叶纹和花苞纹，两分生的枝蔓之间饰一单足伫立、曲颈昂首、尾羽后翘的凤鸟纹，此艺术形象在同时期铜镜中较为少见。纹饰空间满布细密归正的云雷纹为地纹。素缘。铸造精良，纹饰线条细腻流畅，体现了纤纤细巧的时代风格。

镂空钮盘龙纹镜 战国 狄秀斌藏品

直径18.9厘米 厚0.5厘米 重474克

圆形，圆形镂空钮，透雕圆钮座，座外有凹面环形带一周，地纹为细密的云雷纹，主纹为三对互相缠绕的盘龙纹，龙纹头部居中，贴近凹弧形环带，头顶有弯角，张嘴，身躯有数个“C”字形纠结，四肢作不同形态的卷曲。每对盘龙之间有一叶形纹相间。镂空钮在铜镜中极为少见，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铜镜成熟和发展到一定阶段、铜镜铸造工艺创新求变的产物。

喜鹊猴子花叶纹镜 战国

直径24.5厘米 厚0.7厘米 重949克

圆形，弦纹钮，圆钮座，座外凹面环带环绕一周。紧挨着钮座与镜缘附一圈细线纹。钮座外饰斜线纹线条的大小两方格交叉叠压，组成几何图案，大方格四角上下各连接大小涡状纹一组，小方格四角伸出桃形叶各一片。桃形叶片上和涡状纹上共同组合了八对喜鹊，八对喜鹊虽有姿态差异，但均是昂首翘尾，喜气洋洋。空隙处分布了12只猴子，四只大猴在攀缘玩耍，八只小猴临高蹲坐，凝神观望。喜鹊与猴子造型生动，写实逼真，整幅图案错落有致，朝气蓬勃。镜缘为内外相称的凹弧宽带。

此镜为目前仅见，整体清晰规整，繁缛秀丽，新颖别致，充分体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与高超技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