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政君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藏族等34个跨界民族。在国际化背景下，民族问题特别是跨界民族问题已不再单单是国家内部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事实证明，跨界民族问题已成为涉及到我国边疆稳定发展及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的重要问题。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对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不仅能客观地了解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程度，而且也有利于改善对少数民族的相关政策，对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繁荣，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共处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对于中国朝鲜族认同的相关研究

关于中国朝鲜族族群身份的认同问题，韩国学者认为，中国朝鲜族的认同随着朝鲜族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并从20世纪移民史初期开始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现阶段的朝鲜族认同是作为中国公民的国民认同与作为朝鲜民族的民族认同相交织的双重认同。①［韩］姜才硕：《中国朝鲜族社会的变化与民族认同的研究》，《亚太研究》第七号，2000年；［韩］权汰换：《中国朝鲜族社会的变化：以1990年以后为中心》，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2001年；［韩］金龙范：《中国朝鲜族国籍与双重认同》，《北韩》第250卷，1992年。

对朝鲜族认同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关于朝鲜族认同水准和特征的研究并不多，而针对滞留在韩国的朝鲜族进行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多，并且其研究对象仅局限在留学生、劳务人员、涉外婚姻女性等特定人群，用其研究结果来说明朝鲜族整体的认同现状未免过于牵强。从关于朝鲜族认同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很多观点认为朝鲜族认同是作为中国公民的国民认同与作为朝鲜民族的民族认同并存的双重认同，同时这两种认同并非融洽地相互共存，而是在特定情况下相互对立的矛盾体。但是，是否必须要将朝鲜族的认同看作是民族认同与国民认同相交织的双重认同？

首先，从认为朝鲜族的民族认同是与生俱来的，而朝鲜族的国民认同是后天被赋予的观点来看，朝鲜人移民1代或者1.5代的的民族认同是与生俱来的，而作为中国人的国民身份则是移居到中国以后被赋予的，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即朝鲜族被正式赋予中国公民地位后出生的朝鲜族，其国民认同与民族认同一样是与生俱来的。

其次，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朝鲜族是在海外朝鲜民族后裔中唯一被主权国家赋予与其他55个兄弟民族享有同等地位，并可以享有身为中国公民的法律、政治以及民族自治等方面合法权益的分支。由此可见，朝鲜族在国内的地位不是很多外国学者所认为的“周边人”，而是具有合法权利的中国人，而且具备明确的、坚定的国民认同。

最后，朝鲜族在中国社会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生活了一百多年。在此过程中能固守只属于本民族的带有排他性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经过多种多样的人际交流与文化交流，当前朝鲜族的文化可以看作是朝鲜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多样性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只属于中国朝鲜族独特的文化。

第二，回顾以往的研究，能够发现在研究方法上文献研究相对较多，实证研究却寥寥无几。即使在实证研究中针对滞留在韩国的朝鲜族进行的研究，大多数都把研究对象局限在留学生、劳务人员、涉外婚姻女性等特定群体，用其研究结果来说明朝鲜族整体的认同现状可信性不高。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遗漏了中国朝鲜族的居住地区、社会阶层等变量。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把延边地区的朝鲜族片面地称之为中国的朝鲜族。虽然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朝鲜族人数最多的地区，但在共和国建立初期，东北三省以及其他地区早已形成了朝鲜族集居地区。不同地区的朝鲜族的祖先在朝鲜半岛的居住区域也不一样，即不同地区的朝鲜族可能持有不同的故国观和民族意识。其次，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况和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对民族认同和国民认同持有不同的态度。

可见，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朝鲜族认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韩国学界，因此在其研究中不免充斥着“韩国中心化”倾向，缺乏客观性。比如，在议论“母国观”或“故国观”的时候，朝鲜族想的“母国”或“故国”可能是朝鲜半岛也可能是韩国，又或者是朝鲜。以往研究中出现的“你的故国是不是韩国”等问题，对于祖籍在朝鲜的朝鲜族是难以回答的。又或者“朝鲜族的文化是韩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朝鲜族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等问题完全排除了朝鲜的民族及文化因素，从而对于客观全面地考察朝鲜族认同有很大的局限性。即韩国文化等同于朝鲜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会在研究朝鲜族以及世界各地的朝鲜民族过程中，将会导致以韩国为中心的狭隘视角。

以往对朝鲜族认同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朝鲜族的民族认同层面，而对朝鲜族的国民认同问题只是在论证朝鲜族的双重认同层面上简单提及。其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大多是文献综述法，实证研究却寥寥无几。同时在实证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也是特定村落村民、某大学的学生、海外劳务人员、涉外婚姻女性等特定人群，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这样的研究结果无法客观、准确、严谨地解释朝鲜族整体的认同程度。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身处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朝鲜族国民认同的全面调查研究，以探究影响朝鲜族国民认同的人口社会学因素。

二、中国朝鲜族的国民认同

国民认同产生于国民国家的产生及国民国家之间的竞争与战争交织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国民认同是一个国家的成员对于“国民”（nationhood）概念的理解和解释的方式或进行自我定义的自我意识。①Burubaker，R.，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即国民认同是作为国家成员的国民所能感受到的所属感，是参与到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所共有的象征或集体认同，①Jones.F.L.and F.Smith，“Individual and Societal Bases of National Identity：a Comparative Multilevel analysis.”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1，17（2），pp：103－118.同时也是国民对国家的连带感和归属感、共同体意识、与特定群体（民族、国家、同僚）的内在连带感及归属意识、共同体与自身的同一化。②Shibutani，T.，and K.Kwan.，Ethnic Stratification：A Comparative Approach.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96.

跨界民族是指跨两国乃至多国边界而居的历史上的同一民族。它的形成既有历史的诱因，也有国际国内政治的现实影响。③闫文虎：《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影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33－36页。我国的朝鲜族大部分是从19世纪中叶自发或强制移民到中国的朝鲜人的后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族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中心，在东北三省各个地区的相对封闭独立性经济环境下形成了农村共同体，维持并保存了民族同质性和文化传统。④朴政君：《中国朝鲜族认同的决定因素——以社会人口学特征为中心》，《东北亚研究》（韩国），第二十六卷，第一号，2011年。但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开放程度的加大，朝鲜族在国内外的人口流动程度急剧加大，进而使朝鲜族在传统文化、语言、教育环境及经济生活等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与外界交流的过程中，朝鲜族在与国内其他省份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交流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虽同为中国人，却在语言文化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在与有着相同血缘和相似文化的韩国社会的交往过程中，朝鲜族则遭受到了作为“最底层劳动者”或者“非法滞留者”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以及韩国“同胞”把中国朝鲜族视为“能讲韩国语的，从事3D（Difficult，Dangerous，Dirty）行业的劳工”，朝鲜族也逐渐不再把韩国看成是“故国”，而只是把她视为“有同族人生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社会角色的定位问题，引发了与“朝鲜族究竟是谁”相关的民族认同和国民认同的讨论。

在关于朝鲜族认同的相关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朝鲜族意识到的自我是“以朝鲜民族为母体而形成的，现在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同时生活在中国和朝鲜、韩国三国文化边缘”的，⑤全南大学世界韩象文化研究团国际学术会议，vol3.2005No.5［2005］pp.5－34.其认同具有双重性，且通过在韩国的生活经验，作为中国公民的国民认同高于作为朝鲜民族的民族认同。⑥郑判龙：《世界中的我们民族》，沈阳：辽宁出版社，1996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朝鲜族的文化与认同是中国和朝鲜的文化与认同相融合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和认同。⑦金强一：《中国朝鲜族社会地位论》，《亚细亚太平洋地区研究》（韩国），第三卷，一号，2000年。

郑判龙教授的“儿媳妇论”也同样把朝鲜族比喻成“嫁到中国的儿媳妇”，即朝鲜族虽然从文化上、情绪上更倾向于“母国”，但既然已经嫁到中国势必要对国家忠诚，并要为国家的发展而努力。⑧郑判龙：《中国朝鲜族与南北关系》，《东北亚研究》（韩国），第十三集，1996年。

然而，金强一教授的“边缘文化论”则认为，朝鲜族文化和认同是中国和朝鲜的文化融为一体而形成的崭新的文化和认同。⑨金强一、许明哲：《中国朝鲜族社会的文化优势和发展战略》，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年。金强一教授强烈反对“媳妇论”和“母国－祖国论”，认为把自己当成是“儿媳妇”，就是不能堂堂正正地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主权国家公民的屈从态度，区分所谓“祖国”和“母国”更是一种回避自身作为一个国民义务的意识形态，因此必须摆正作为中国公民的自身定位。即朝鲜族是与中国国内其他民族相互平等且相区分的特殊的文化共同体，同时与朝鲜、韩国也既存有血缘纽带又与之相区分的特殊文化共同体。只有明确这样的事实，朝鲜族才能确保其作为中国公民与其他兄弟民族的平等地位，同时也能作为主权国家公民与韩国人持有同等地位。

三、分析对象与分析变量

（一）分析对象

本研究的分析对象是居住在朝鲜族主要聚居区（东北三省、北京、青岛）的朝鲜族和在韩国滞留的20岁以上的朝鲜族。为了分析国民认同变量，把归化到韩国国籍的朝鲜族与因涉外婚姻获得韩国国籍的朝鲜族女性不列为调查对象。

表1 中国朝鲜族地区分布表（2万人以上） （单位：人）

表2 中国朝鲜族人口年龄分布表 （单位：人）

本研究通过基于地区和年龄的配额筛选（quotasamping）方法进行抽样，同时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参照表1、表2）按地区、年龄、性别进行配额。根据地区分布的配额：延边地区25名，吉林省除延边的其他地区50名，黑龙江省50名，辽宁省50名，青岛40名，北京40名，韩国100名，其他地区20名。根据年龄层的配额：20到29岁150名，30到39岁150名，40到49岁150名和50到59岁150名。根据性别的配额是男、女各300名。

本次调查共发放600份问卷，回收519份，其中排除无应答或双重回答及缺乏诚意的问卷13份，最终采用了506份，有效应答84.3%。基于有效问卷506份，利用SPSS18.0进行了相关分析。

（二）分析变量

在此研究中使用的关于朝鲜族认同的测量表是朴日华（2009）的《关于中国朝鲜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研究》和张鲜美（2010）的《关于朝鲜族留学生韩国观的研究》中使用的认同相关变量，并根据朝鲜族的阶层特征进行修改，并以Likertscale 5个阶段的基准，分数越高代表认同程度越高。《朝鲜族国民认同问卷》共分为“爱国心”、“国家统一观”两个维度。各维度的问项和因子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国民认同因子分析

续表3 国民认同因子分析

爱国心由“其他地区发生灾害非常心痛”、“与朝鲜、韩国选手对决更希望中国选手获胜”、“非常厌恶国外贬低中国的新闻报道”、“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为中国传统文化感到自豪”，“对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感到鼓舞”，“作为中国国民非常自豪”，“为中国举办奥运会感到自豪”等8个问项组成，国家统一观由“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西藏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3个问项组成，并且根据Likertscale 5个阶段的基准来测定。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爱国心变量的因子位次赋值各为.736、.829、.756、.796、.788、.734、.755、.684；国家统一观变量的因子位次赋值各为.776、.692、.792，其各子变量的因子位次赋值都在.60以上，在统计学上可视为有效变量。信度的分析结果显示，爱国心变量的Cronbach’sα值是.744，国家统一观变量的Cronbach’sα值是.835。把这些值的下位领域加起来组成的国家认同的Cronbach’sα值是.835。信度分析结果，构成各子变量的下位问项的内部一贯性的Cronbach’sα系数都在.60以上，非常适合。因此，本研究把上述11个问项的平均值定为国家认同变量的值。

四、分析结果

（一）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本文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表4所示。

表4 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单位：人）

如表4所示，在506名研究对象中，研究对象的性别分布显示男性为245名（48.4%），女性为261名（51.6%），性别分布相对均匀。年龄分布显示20—29岁的有146名（28.9%），30—39岁的有119名（23.5%），40—49岁的有140名（27.7%），50岁以上的有111名（19.9%）。从应答者的出生地看，出生于延边地区的有368名（72.7%）占绝大多数，出生于东北三省及其他地区的有138名（27.3%）。从教育水平上看，4年制大学在校或者毕业生应答者有265名（52.4%），本科毕业以下的应答者有241名（47.6%）。从成长环境来看，在城市里长大的应答者有244名（48.2%），在农村长大的应答者有262名（51.8%）。

（二）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国家认同比较

为检验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国家认同差异，算出各平均和标准偏差，为了解各群间平均差异的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实施了t－test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其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的中国朝鲜族国家认同差异

由表5看，就性别而言，中国朝鲜族男性的国民认同均值为4.3279，女性的国民认同均值为4.4132，女性的国民认同均值比男性高出0.0853。为检验组间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与否，进行t－test。结果，t值为－1.767，因此组间的均值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学历上看，本科以下学历的朝鲜族国民认同均值为4.3447，本科以上学历的朝鲜族国民认同均值为4.3965，本科以上学历者的国民认同均值比本科以下学历者高出.0518。为检验组间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与否，进行t－test。结果，t值为－1.088，因此组间的均值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成长环境上看，城市居民的国民认同均值为4.3637，农村居民的国民认同均值为4.3795，农村居民的国民认同均值比城市居民高出.0158。为检验组间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与否，进行t－test。结果，t值为－.326，因此组间的均值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移居世代来看，移居三代的国民认同均值为4.3454，移居四代的国民认同均值为4.4403，移居四代的国民认同均值比三代高出.0976。为检验组间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与否，进行t－test。结果，t值为－1.760，因此组间的均值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出生地来看，出生于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国民认同均值为4.3625，出生于其他地区的朝鲜族国民认同均值为4.3967，出生于延边以外地区的朝鲜族国民认同均值比出生于延边地区的朝鲜族高出.0342。为检验组间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与否，进行t－test。结果，t值为－.612，因此组间的均值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访韩经历来看，现居住在韩国的朝鲜族国民认同均值为4.3231，有访韩经历的朝鲜族国民认同均值为4.3418，无访韩经历的朝鲜族国民认同均值为4.3970。可见，无访韩经历的朝鲜族国民认同均值最高，现居住在韩国的朝鲜族均值最低，其差异为.0739，而且现居住在韩国的朝鲜族和有访韩经历的朝鲜族的均值均低于总体均值。为检验组间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与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结果F值为.884，因此组间的均值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五、结论与思考

综合以上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国民认同比较结果，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性别、学历、成长环境、出生地、移居世代、访韩经历等诸多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都没有影响到中国朝鲜族的国民认同程度。换言之，虽然在每一个社会人口学特征上都有微弱的差异，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中国朝鲜族国民认同的均值皆高于4.3。这表明，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朝鲜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都具有非常高的国民认同。

究其原因，中国朝鲜族是在海外朝鲜民族后裔中唯一被主权国家赋予与其他55个兄弟民族享有同等地位，并可以享有身为中国公民的法律、政治以及民族自治等方面合法权益的分支。由此可见，中国朝鲜族在国内的地位不是很多外国学者所认为的“周边人”，而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且有着明确的、坚定的国民认同。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今国际社会一些阻碍中国社会的安定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反势力，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方面以明显或隐蔽的方式，制造各种各样的扰乱活动，也侵蚀着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我们深思，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民族教育迫在眉睫。

1.要进行“朝鲜族移民史”的教育。白衣民族——朝鲜族为了生存渡江到中国领土，经过开垦、播种、收获等不懈的努力获得了生存的环境，并为了守护家乡与日本侵略者抗争到底，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作为海外朝鲜民族后裔的中国朝鲜族的民族教育，即认同感的教育应该从民族的渊源开始，也应该从青少年开始，通过“朝鲜族移民史”的教育使朝鲜族新一代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故乡是祖先们和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

2.大力宣扬中国民族政策的优越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即批准成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多个民族自治州。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大批青年通过推荐和高考的途径进入大学深造。我们国家非常重视民族人才的培养，在经济上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还是优先照顾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感受到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性。除此之外，国家考虑到朝鲜族喜欢吃大米饭，每月都为朝鲜族家庭提供不同数量的大米。仅就这些，如果在他国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3.民族教育应深入到学校，体现在课程上。朝鲜族一直很重视民族教育，主要在民族语言和文字及礼仪方面，有国家、地方课程和学校校本课程，课程实施也很有成效。但朝鲜族民族历史教育还远不及国家课程中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由于考虑升学等其他因素，部分地区和部分朝鲜族学校即便开设了民族历史校本课程，也多流于形式。另外，由于专业性和学科教育理论水准方面的缘故，还没有高水平的朝鲜族历史教科书，有待于开发利用。

总之，中国朝鲜族所具有的非常高的国民认同，将一如既往地为今后国家安定和发展发挥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同时有效的国民认同研究会让朝鲜族不亚于其他少数民族更加意识到作为中国公民的优越性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