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宇

摘要：（中）摘要 使用574个农民工家庭的数据对其家庭返乡定居意愿和返乡具体定居地选择进行估计，发现：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经历过拆迁3个变量与家庭返乡定居选择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对家庭未来评价则正向显著影响家庭返乡定居的选择。进一步地，使用mlogit模型对有返乡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家庭定居地选择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与回户口所在地村居定居相比较，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和主事者年龄越大的家庭，越不愿意在大城市定居；而社会资本越多和对家庭历史自评等级越高的农民工家庭，则越期望在县城以上城市定居。

关键词：（中）关键词 农民工家庭；定居意愿；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3-0068-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3.007

Abstract：（英）摘要 Based on the data of 574 rural labor migration famili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sis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specific returning settlement selection.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settlement intension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3 variables including family size，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whether experienced demolition， while evaluation about the future appears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settlement intension.Further， by using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 to conduct regression analysis regarding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for the settled place， the result implied that those families with higher income levels or older head would have less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in big city. In contrary， those families with more social capital and those higher selfrating families would be more willing to settle in county level city.

Keywords：（英）关键词 rural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sion； urbanization

一、引言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其中大部分为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2013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69亿人。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构成部分，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随着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逐步适应，他们会面临着是否返乡，以及返乡后重新定居的抉择。当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因此对农民工家庭返乡定居意愿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家庭在打工所在地城市定居下来，另外也有一部分家庭回到户口所在地的城市中定居，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城市人口[1]。农民工群体这种从最初的劳动力迁移逐步深化为迁徙式的形态，具有着隐性人口城镇化的表征[2]。“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3]。因此，从大局上看，农民工家庭的定居意愿一方面对其家庭长远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我国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二、文献回顾

劳动力迁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综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只要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低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城市现代部门就会不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4]。而托达罗模型从“成本—收益”视角对农民工居留决策进行了解释，认为如果在城市的预期收入与就业概率之乘积，减去外出务工的成本后有剩余，农民工才会进城市务工，如果没有剩余，则不会流入城市务工，已经流入城市的则回流到农村[5]。同时，根据“推—拉”理论，农民工留在城市还是返回农村，都是农村和城市推力与拉力二者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农民工家庭无论返乡还是留城，其本质上都属于劳动力流动结果的问题，与产生流动原因的问题相比较而言，对这类问题的研究缺少类似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那样严谨而深刻的理论模型。就目前来说，大多数文献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推—拉”理论的基础之上。比如李强就通过应用“推—拉”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户籍制度是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6]。费喜敏、王成军同样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影响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他们发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年轻程度与在打工城市定居的意愿成正相关关系；外地人子女入学越受歧视和老家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越倾向于回农村老家定居[7]。任远等人则使用上海市的数据测算外来人口（其中包括农民工）中有10%-15%的比例会在上海长期居留[8]。同样，很多学者也都利用实际调查的数据并进行基本统计分析[9-10]。

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居留的意愿的原因进行归纳：首先为农民工的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有文献发现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 [11]，而有的文献则对这个结论持反对意见[12]。由此可知，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尚有讨论的空间。其次为流动特征，主要包括流入时间、流动距离和流出地类型。农民工留在城市安家的意愿强度和其进城务工的时间成正比[13]。而如果其外出务工的地点范围越大，那么其在城市中安家的可能性越低[14]。最后为社会融合因素。悦中山等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和发展意愿进行了研究，发现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发展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5]。李树茁等对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有文化融合、经济融合、社会参与、心理融合、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