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赵儒初

十八大以来，在强劲的反腐风暴中，超过90名省部级“老虎”落马，被拍的“苍蝇”不计其数，涉案金额数以亿计。前不久“两会”上，代表委员和公众在关注反腐“成绩单”的同时，也开始追问：贪官的巨额赃物去哪儿了？是否顺利足额进入国库？这无疑值得从法治视角进行认真审视。

在古代，抄贪官的家向来都被视为“肥差”，个中缘由不道自明。现在查办贪腐案件，从纪委立案查处，到检察机关批捕侦查，再到法院接受审判，贪官的赃物要经过多个部门之手，如果缺乏严密公开透明的程序规制，缺乏足够的制约和监督，那么这种查处腐败的过程，便很可能衍生出“次生腐败”。因此，检讨现行的法律规范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订完善，显得至关重要。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在法律根据上，上位法律规定不明确，缺乏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了赃物的处置性原则，对于追缴、没收的主体、程序、责任、监督，尤其是不同办案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并不明确。其根据主要为司法解释和文件规定，相应的处置性规范不具有权威性，真正可操作性的法律层面规范很少，使得执行起来容易变形，很容易造成涉案财物处理秩序上的混乱。

二是在规范内容上，部门规定缺乏协调性，条文间容易冲突。除了立法机关对赃物处置进行规定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也出台各自的司法解释，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等行政部门也制定相关文件规范，各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导致一些规定容易出现冲突，不同办案机关在处理赃款赃物的过程中容易各自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