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治理腐败，靠圣训是无法持久的，个人再聪明，也比不上制度的力量大，想反腐，最终要靠制度；而制度的核心，就是法治与吏治；而吏治的核心，在于官员如何产生。

不解决制度问题，一切靠自己，犹如右手拿刀，不论怎样舞弄，也无法砍掉右手。以慈禧的“新政”为例，她想借此改变旧制度，结果却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这就像本指望用吃药来治心脏病，却被药毒死了，这就是制度困境。

从严治吏出忠臣

大概是十年前，我到西北某县博物馆参观，亲眼看到明代“反腐”时，将贪官“剥皮揎草”的实物，还有用贪官头骨做成的碗。过去读史料，知道有这种事，可见到真东西，依然感到很震惊，可见古人对贪腐深恶痛绝，不惜使出“霹雳手段”。

通过总结历代教训，清代初期统治者厉行肃贪，顺治元年（1644）规定“凡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顺治十二年（1655）下谕：“今后内外大小贪官，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没家产入官，仍依律定罪。”康熙皇帝曾说：“治国莫要于惩贪。”

对贪腐行为，可谓严刑峻法，《大清律例》中规定：“大臣亲戚，非奉特旨，不许除授官职，违者罪亦如之。”此外，要求“凡内外武官，不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伯所与金银、段疋、衣服、粮米、钱物，若受者，杖一百，罢职，发边远充军，再犯处死”。

甚至对腐败苗头，亦严加禁止，比如铺张浪费，雍正规定：纳彩成婚，四品以上的官绸缎、首饰不许超过8件，食品以10样为限；五品以下的官尽量不要超过老百姓。婚礼之日，四品以上的官只许用6盏灯、12个鼓吹手……